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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起凤：此生写戏不如戏 作者：李昉
   沈起凤（1741—1802年），字桐威，号薲渔，又号蓉洲、红心词客，别署花韵庵主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或许很多非文学研究者并不熟悉这个名字，然而他所撰写的一部志怪小说《谐铎》，却是明清笔记小说爱好者案头的必读书籍。 戏曲寄情 沈起凤是明朝湖广按察副使沈启的后裔，祖父沈惊远曾担任淮安府教授，父亲沈悫是苏州城内的私塾先生，尤擅谜语。而教授他举子业的是苏州名师张鹏，其门下累出折桂之士，如“连中三元”的钱棨、状元陈初哲、会元严福等。正统而全面的文学素养为沈起凤后来的戏曲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在年少时即投入戏曲创作且早有才名，而且后来在扬州做幕僚时，还编写过供乾隆皇帝观看的戏文，足见造诣之深。  ▲沈起凤 沈起凤一生的戏曲著述颇丰，其弟沈清瑞曾称他“所制《才人福》、《无双艳》、《书中金屋》诸传奇，不下五十余种”，可惜的是中年以后，沈起凤对之前所创作的戏曲很是不屑和鄙夷，因此不事整理刊刻而任其散佚殆尽。现今存世的作品仅有四部：《才人福》、《文星榜》、《报恩缘》、《伏虎韬》，合称《红心词客四种》（又名《薲渔四种曲》、《沈氏四种曲》）。从这四部作品来看，他的戏剧作品结构缜密、排场紧凑，使戏曲的文学性、思想性和表现性完美融合，取得了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艺术效果。 戏曲理论家吴梅先生在《文星榜跋》中论述道：“观其结构，煞费经营，生旦净末丑诸色，皆分配劳逸，不使偏颇。而用意之深，如入武夷九曲。”  ▲吴梅 随着创作数量的递增，沈起凤的戏曲才名盛誉远播、风靡当时，石韫玉在《红心词客四种序》中描写道：“当其时，风行于大江南北，梨园子弟登其门而求者踵相接。”然而戏剧创作所获得的成就，却始终无法替代沈起凤对于金榜题名的冀望。虽然他的作品中大多以功成名就、终归眷属的喜剧收场，但是他的现实人生却始终不如作品中的情节那么圆满，一生致力于戏剧创作的沈起凤，其人生却并不如戏。  闺房记乐 沈起凤的妻子名叫张灵，字湘人，她的父亲是一名小小的地方官吏，很早就已亡故，母亲素来体弱多病，所以一应家务尽由年少的张灵操持，也历练出了她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性情。 十八岁时，张灵嫁与沈起凤为妻，贤惠淑敏的她自然深得丈夫喜爱，而才华横溢的沈起凤自然也是这位身出书香的妻子理想中的丈夫。在沈起凤的散曲《闺约》中，记载了一段令人感怀的往事：婚后，夫妇二人琴瑟和谐，张灵仰慕丈夫才情，又自喟身为女子不能读书之憾，就恳请丈夫教自己读书写字，而沈起凤戏谑妻子须用陪嫁的金钗作为礼物，张灵竟慨然允诺。 自此，沈起凤成为妻子的闺中塾师教她读书作诗，并时常互作唱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灵诗才大进，沈起凤也给予了很高评价，说她的七言诗效法杜甫，而五言诗逼似王维和孟浩然的诗风。尽管后来张灵的诗稿逐渐遗散，但是晚年鳏居的沈起凤依然记得妻子曾为他作的送别诗：  吹笛向江楼，春风起暮愁。 何人折杨柳？江水自孤舟。 薄俗无青眼，高堂有白头。 临行重怅望，空作稻粱谋。  沈起凤十四岁考中秀才，但后来的十余年间，虽然屡应乡试，但始终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沈起凤终于得中举人，自此在功名道路上戛然止步，尽管他先后五次再入科场，但每次铩羽而归。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初春，年仅三十七岁的张灵满怀眷恋和遗憾溘然长逝，沈起凤偕带着年幼的女儿沈纕悲痛欲绝，也从此断绝了对科场的幻想。妻子的离世，幻灭了他对生活的憧憬，更摧毁了他求取功名的精神支柱。  “谐铎”讥世 饱尝了命运的苦痛和人生的颠沛之后，步入晚年的沈起凤终于释放了自己苦求仕进的耿耿之心，发出一声“予五荐不售，已不作春明梦想”的感叹，于是，他将毕生才情专注于一部短篇笔记小说集的创作，并最终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就是《谐铎》。 ▲《谐铎》 “谐”是诙谐、谐谑之意，“铎”为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用的木铃，也是教导授业的学官的象征，引申为教育之意，显然，作者旨在以谐谑的文字讥讽世道从而教化世人。他将一生所经历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以三分实七分虚的故事情节来揭露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不仅以自己的亲友弟子为主角，且以佛道鬼神和牲畜禽兽等为重要角色来演绎神奇诡谲的故事，从而产生了与《聊斋志异》同样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艺术效果。 因而鲁迅先生将《谐铎》归为“仿聊斋”的一种，而《青灯轩快谭》云：“吴郡沈桐威《谐铎》一书，脍炙人口，《聊斋志异》以外，罕有匹者。”评价之高，可见实为志怪小说中的翘楚。 ▲《谐铎》虎痴 《谐铎》全书十二卷，收录短篇小说共计一百二十余篇。该书虽在沈起凤五十岁时付梓成书，然而所录文章却是他大半生以来的积沙集腋之作，其成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在该书中得以全面体现，那就是儒家的“五常”道德观念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 一生不幸的沈起凤又是幸运的，正如韩愈评价柳宗元说：“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同理，如果沈起凤仕途顺利官运亨通的话，他必然碌于朝堂而疏于辞章，更不会留下《薲渔四种曲》和《谐铎》等传奇之作而卓然成家了。事实上，许多位居高官的儒士未必名垂千古，而那些科场失意的文人却因时运不济而专心著述，最终成其才名而流芳百世，唐伯虎如是、蒲松龄如是，沈起凤亦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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