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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 本文专门介绍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的破解过程，选自即将出版的《古波斯语教程：语法，文本，辞典》附录，本书的更多内容，将会陆续发表。 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的破解过程 在自希罗多德以降的西方古代作家，有不少提及古波斯语铭文与其所使用文字，但铭文内容与文字涵义已经不复为人所知。 近代以来最早的关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楔形文字材料的记述，来自意大利旅行家佩德罗（Pietro della Valle），他在游记中留下了对于这种未知的文字的不少猜测（如这种文字的书写顺序为从左至右）。 1674年，第一份波斯铭文（后来被确定为大流士的作品DPc）由查丁（Chardin）出版，自那时起，这种未知的文字开始被称作楔形文字。 著名的旅行家尼布尔（Carsten Niebuhr）在1778年出版了显示效果大大改善了来自波斯波利斯的楔形文字文本，并认出其中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文字，其中最简单的一种包含着42个楔形符号，这三种文字中，楔形符号最简单的一种首先出现，一种略复杂些的文字在其之后，而带有最多楔形符号的文字则出现在最后。 他正确地指出，这三种文字对应于同一文本，它们的书写方向为从左至右。 1798年罗斯托克的东方学家图和森（O. G. Tychsen）做出两个重要发现：1. 在第一种文字中反复出现的符号/是词汇之间的分隔符；2. 这三种不同的文字，不但对应于三种书写方式，也对应于三种不同的语言。但他错误地将铭文归于帕提亚王朝时代。 1802年，丹麦学者蒙特（Friedrich Münter）发表论文《在波斯波利斯的楔形字体铭文探索》（Versuch überdie keilförmigen Inschriften zu Persepolis），基于历史证据，认为这些铭文当出自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进而提出假设：三种字体中，第一种为字母文字，第二种为音节文字，第三种为字母组合文字（Monogrammschrift）。 他指出，若三种文字对应的文本为同一个，则在这种多语对照文本中，若一组符号在第一种文字中重复出现，则在另一种文字中会出现相应的词汇重复。 在多次重复出现的符号组中，他正确地辨识出“国王”与“王中之王”。但他显然不够幸运，他所推断的楔形字母符号表，只有a与b两个字母是正确的。 对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的破译做出决定性贡献的，是出身于法兰克福、在哥廷根担任中学教师的年轻人格罗特冯德（Georg FriedrichGrotefend）。 在1802年9月4日，他向哥廷根学者联合会提交论文，对两组来自波斯波利斯的铭文（DPa与XPe）进行对比。他假设这两组铭文均出自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因而文中包含着君主的名字与头衔，他利用塞西（Silvestre deSacy）刚破解的巴列维语中波斯君主称谓程式“伟大的王，王中之王，伊朗的王和非伊朗的王”，认为可以在这两组铭文中寻到类似的内容。 他接受了蒙特对于代表“国王”之符号（词汇）的释读，则这组符号的重复形式伴随结尾处的小变化，意为“王中之王”，而“国王”一词后面跟随着一个不同的词（一组不同的符号），意为“伟大的王”。 这两组铭文中古波斯语部分的对照，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表格更直观地加以认知（第一行为楔形文字，第二行为拉丁字母转写，第三行为翻译）： 他认为，两组铭文的开头的符号组不同，因而是关于两位不同的波斯君主； 在第一份铭文（即DPa）中出现的符号 接着两个铭文中呈现出相同的符号 由于第一份铭文（DPa）中表示名字的符号后没有“国王”的头衔，而后一份铭文（XPe）有，则第一份铭文对应的那位波斯君主的父亲，并非国王。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代君主中，只有居鲁士大帝（作为开创者）与大流士一世（作为中兴之主）符合这一条件。 在此二者中，他排除了居鲁士而将此处铭文的作者确定为大流士，基于如下理由： 居鲁士（Kyros）和他父亲冈比西斯（Kambyses）名字的首个字母符号应是相同的， 而此处铭文中两个名字的首个符号（一者为 这一基于错误理由得出的正确结论表明：作为古波斯楔形文字体系的破解者，格罗特冯德不但有着惊人的天才与睿智，也有着他的前辈所没有的幸运。 事实上，在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体系中，居鲁士名字的首个字符
但在这个破解楔形文字的关键时刻，在此处出现的铭文中，碑主确实是大流士而非居鲁士！ 正是从这一结论出发，他读出了两处铭文中出现的维斯塔斯帕、大流士、薛西斯这三个专名，从而完成了这一尘封两千年的古老文字破解过程中最重要的突破。 尽管他所提出的字母符号表，在这两个铭文所出现的22个符号中，只有10个是正确的，但是，他为古波斯楔形文字的破解工作奠定了真正坚实的基础。 作者：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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