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历史学家是相对于国内历史学家而言的。后者专指正史即二十四史的修撰者。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乃“中央之国”，是帝王将相统治下的中国。治史旨在资治，即治理中国。长治久安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 在德国历史哲学家黑格尔看来，
 黑格尔 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看来，
在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
汤因比看秦汉，从公元前221年开始。
汤因比还指出，这一年之前和之后，“中国在一个方面保持着连续性。”从黎明时代开始，华夏世界就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到这一年，它从黄河下游及渭河流域，向南扩张到了长江流域。秦始皇在去世前，将现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土地并入他的帝国。秦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曾一度恢复独立。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再次征服了这块领土。三年前，汉武帝推翻了汉族移民在朝鲜建立的一个独立国家，呑并了朝鲜北部，并把它划为汉朝的四个郡。 汤因比高度评价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性功绩：“张骞的出使，使中国人得以了解中国以西的文明的存在以及文化的发达。”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就受到自己边界以西的地区的影响，但直到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25年以后，“中国才开始有意识地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人类发生联系。”  张骞出使西域（敦煌壁画） 与汤因比一样，斯塔夫里阿诺斯也充分肯定秦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他写道：“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封建领主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在1911年，它结朿了帝国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第三次发生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策动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国领导人。秦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助于秦国获得胜利。因为秦地易守难攻，秦军可以进攻东面的其他国家而无后顾之忧。地处边远地区也使秦军由于经常与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秦人又是最早用铁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的中国人。秦取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占领四川，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增强了自身的力量。最后，秦统治者都是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务实派，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到公元前221年，秦统治者成为全中国的主人。 斯塔夫里阿诺斯以全球视野来阐释汉朝历史。他把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加以比较，指出：“汉帝国繁荣了四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他还指出，汉帝国的领土也和罗马帝国一样辽阔。汉武帝在位时期，帝国的疆域向四面八方大大地扩展。最大的扩张发生在西面。中国探险队穿越中亚，与印度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从而大大增加了丝绸之路的贸易量。 《全球通史》作者又指出，汉帝国不仅在领土疆域，而且在人口数量上，也可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公元1年的人口调查表明，汉帝国拥有1220万户，总人口达5960万，而同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3000至5000万人，在非洲不到2000万。 《全球通史》写道：汉帝国时，“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其余地区并肩而行；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并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 《全球通史》作者试图用兴亡循环论来解释汉朝历史。他认为，汉朝的兴亡呈循环式。王朝的创立者有才干、有魄力，但几代以后，在宫廷中长大的子孙后裔，往往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能干、忠诚的大臣力图阻止这种衰落，但总的趋向是走下坡路，直到被推翻，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他还认为，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新王朝建立时的安定和繁荣开始的。社会的安定导致人口的增加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然而，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压力三者的交织，必然使皇帝承担过多的义务，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建筑、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之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建立约一百年后都面临着财政上的种种困难。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税负大部分压在自耕农身上。每个朝代开始时，总是自耕农占农民的大多数，但随着赋税的增加，土地兼并的加剧，自耕农沦为佃农的愈来愈多，落在自耕农身上的税负亦愈来愈重，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是饥荒频仍、盗匪猖獗和农民起义。与此同时，边防被忽略，从而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刼掠。正是这种内乱与外乱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覆灭，为新王朝开辟通道。这就是所谓的西汉模式。东汉历史与西汉基本相同。公元220年，东汉王朝在农民起义、军阀征战与游牧部落的侵袭中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与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情况极其相似。 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陆威仪认为，
陆威仪就这个古典时代的5个主要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它们是： 〈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 〈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 〈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 〈4〉帝国內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 〈5〉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陆威仪认为，随着中华帝国的逐渐衰弱和败落，古典时期出现的国家社会的5个特性经历了持续的变化。皇帝的特性和功能以及他的宗教性本质，在政治压力之下都在发生演变。文化典籍的内容，它与文字、文化的其它因素之间的联系，人们传播并利用它来录取朝廷官员的方式，都随着政治背景的转换而变化着。当外族入侵中国并建立新朝代时，他们都会对国家军事组织进行调整，并重新审视军队与朝廷之间的关系。 同时，上述豪强大族一次又一次在各个地区改变其增进财富和对地方施加影响的方式，以及介入国家事务的渠道。然而，不管采取哪种形式，这5个特性在中华帝国两千年历史中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理念。这种理念至今仍在塑造着中华文化，影响着当代世界。  西汉疆域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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