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编按：本译文为小编好友徐汉之童鞋供稿，原文出自1986年校仓书房出版的《历史评论》，节选精华处译出，以饕大众，若有疏漏，望多指教。 一 一五八七年（天正十五年），丰臣秀吉以“日本乃神国也”的理由颁布了传教士驱逐令。一五九一年（天正十九年），在回复力保传教士的印度副王的函件中，丰臣秀吉以“日本乃神国也”一语，作为其禁止基督教的说辞。一五九三年（文禄二年），在日本和明朝议和的交涉条款中，丰臣秀吉提出了“日本乃神国也”的主张，并认为这是他一统天下的合法性所在。此外，在圣弗利部号事件发生之后，丰臣秀吉寄送给菲律宾诸岛长官的解释信中，也同样以“日本是神国”的说辞声明其禁止基督教的主张。 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上述在与基督教国家以及明朝的交涉中所有的“日本乃神国也”的意识，不光在丰臣秀吉的脑海里翻跃浮现，还渗透进了侵朝武士以及随军僧侣的头脑。如松浦镇信的家臣吉野甚五左卫门撰写的《吉野日记》，如加藤清正的家臣下川兵太夫撰写的《清正高丽阵觉书》，又如锅岛直茂的家臣田尻鉴种撰写的《高丽日记》，都在记述神功皇后征伐新罗的传说的同时，发表了“日本乃神国也”的议论。另外，岛津家的《征韩录》以及随吉川广家从军的僧宿卢俊岳的《宿卢稿》，也据神功皇后征伐新罗一事，发表了类似的议论。 总的来说，丰臣秀吉统治时所谓的“日本乃神国也”的意识，唯有在日本禁止基督教传教、日明交涉以及日本侵略朝鲜等历史场域中，结合各种具体的条件，才能恰当地加以理解。本文主要以秀吉侵略朝鲜时的神国意识为题，希望可以从中管见并把握“神国意识”的内容和特征。 二 从《太阁殿下行军记》中可见，秀吉侵略朝鲜，与神功皇后征伐新罗的传说有着很大的渊源。据筑前志贺岛吉祥寺所传的《神功皇后异国退治缘起》记载： 神功皇后，其为神乎，退治异国之时，于长门国斫木制船，凡四十八艘。皇后时已有妊在身，尤披坚执锐，严阵以待。后汉献帝建安五年十月十六日辛酉，皇后将舟四十八艘，渡海征高丽国也。时异国大将军据舟数万艘，漕运无数，投发烟火，以抵来军。皇后乃掷绀珠于海，海潮乃消，夷狄之舟相互倾轧。又投一珠，海潮乃涨，夷狄溺毙无数。经此之役，高丽至我朝，奉降参、金银、绢帛以守坚约。 据传，祐笔山中橘内亲手把这本传世《缘起》献给了秀吉。 一五九二年（天正二十年）三月末，秀吉从京都出发，前往肥前名护屋。大约在同年四月十一日，秀吉在长门国府参谒了仲哀天皇和神功皇后的社祠（见于《罗山秀吉谱》）。在神功皇后的传说中，朝鲜被视为日本的征服对象。这一认识，一直为企图征服朝鲜的秀吉所深信不疑——在神国意识的支配下，秀吉想当然地认为，向大陆进军是天经地义之举。这样的想法，自然也渗透进了侵朝日军的头脑。 据岛津家的《征韩录》记载，日本诸将船发肥前名护屋之际，众人“礼拜舟矢仓上之小神社，皆以乌帽子、直垂为饰。时有神乐奏鸣，殿下御览之，问玉为何者。松浦式部卿法印候而答之，称此神功皇后退治三韩之玉，其祥瑞无极，故以奉敬八幡大菩萨”。《征韩录》是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岛津家编纂的文集，它的记述多有夸张之处。但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在秀吉渡海侵朝前，积极援引神功皇后征伐新罗的传说，应该是其神国意识所致。 其实，在日本侵朝战争揭开序幕之后，就有人把神功皇后征服新罗的传说与神国意识联系在了一起。据锅岛直茂的家臣田尻鉴种的《高丽日记》记载，一五九二年（天正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他们乘着三十艘小船，在京畿道北方的临津江，击败了由数百艘船组成的朝鲜军队。在记述此事时，田尻鉴种援引了神功皇后的传说，他感慨地写道：“神功皇后退治新罗之时，众神云集壹岐之屿，以助日本之神威，海上夷狄虽合群而防，然败势已定矣。” 另外，《长曾我部元亲记》中的《高丽阵之事》写道：“神功皇后以来，制服异国之大事，恐绝代而未有。”僧宿卢俊岳也写道：“昔时，神功皇后欲制服异国，而异国忽而来降”（《宿卢稿》、原汉文）。 总之，由上述可见，秀吉侵略朝鲜时，神国意识已经渗进了随军武士和随军僧侣的脑中。在他们遗世的传记中，有关神功皇后传说的记述，可谓是不胜枚举。应当说，神功皇后的传说被注入以征服异国为旨意的神国意识后，就为武士集团侵略朝鲜的行为提供了合法的意识形态。不过，这种源自丰臣秀吉的神国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各路大名以及他们的家臣，我们还不好做具体的判断。但必须承认的是，这种神国意识在当时的确起到了良好的军事动员作用。 三 在九州被纳入丰臣政权的版图之前，在肥前国武雄地方，当地的领主阶层也曾结集成党，发起了以下犯上的“一揆”运动。朴素的土著信仰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 “肥前武雄地方的领主在信仰上的联合”具体表现为从一五七四年（天正二年）到一五七六年（天正四年）间，由武雄的领主后藤贵明（后藤氏曾任肥前国长岛庄的地头）牵头，征请各方请愿书的意见，对当地的神佛关系在信仰上进行了调整。其结果是调和了千栗八幡大菩萨和武雄大明神之间的关系，使之习合于一宫。根据《肥前古迹缘起》的记载，当时八幡的御神灵常常在千栗山显灵，而神功皇后击退异国强敌时的阵地就在千栗山，所以就有了千栗八幡的传说。同样，在神功皇后在位时，有一位助其退敌的武内大臣，因其本为降临在武雄的神灵，所以人们尊其名为武雄大明神。 后藤贵明在之后的一五七七年（天正五年），成为龙造寺隆信的麾下。而隆信的三男善二郎家信以后藤家养子的身份，成为贵明的继承者。一五九二年（天正二十年），后藤善二郎家信跟着锅岛直茂行军至朝鲜，同年九月，驻扎在咸镜道德源（田尻鉴种的《高丽日记》）。后藤家信在此时所统属的士兵原是后藤贵明纠合起来发起“一揆”运动的民众（参见拙稿《天正时期领主联合的动向与大名的权力》《历史学研究》四〇〇号）。他们在丰臣政权→锅岛直茂→后藤家信→“一揆”运动的党羽这样的位序中，构成了锅岛直茂家臣集团的末端，然后参加了侵略朝鲜的行动。 前述已表，秀吉预谋征服朝鲜时，想利用神功皇后的传说来发扬征服异国的神国意识。而放在肥前方面进行考察的话，可以发现，肥前的土著信仰有着与神国意识一样的动员效果。而且，从建构的角度看，两者的建构逻辑几乎是一致的。概括来说，神功皇后的传说本就流行于肥前的领主阶层，在结合神国意识以后，它在丰臣政权的军事体系中极大地发挥起团结和动员武士集团的作用。田尻鉴种的《高丽日记》中的记述，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日本乃神国也”，作为一种意识，萌生于日本的中世。对于神国意识，我们需从神可保佑国土，从而成为中世领主们的守护神信仰的情势中对其性质进行把握（参见黑田俊雄的《日本中世的国家与宗教》）。考虑到诸多历史条件的合力作用，可以发现，神国意识最终演变成了争取国家主权的独立意识。当然，它有时也可能成为侵略异国的理由。秀吉侵略朝鲜时，神国意识即作为一种煽动侵略情绪的动员意识，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有效的军事动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