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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千年话孔子（上） 在小时候的记忆里有“批林批孔”这回事，“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剥下他们的臭画皮……”，也不懂林彪怎么和孔老二联系到一起的。那时还记得孔老二叫孔丘，是一个极其反动的代表人物，他总想拉历史的倒车，是一个复辟狂，还主张什么“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礼，……总之，孔老二是坏透了。
长大以后，社会环境变了，记忆中的孔老二又变成“孔子”了，而且还知道了他是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的创始人。再后来又知道孔子及儒家的地位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有过很多次的跌宕起伏，总能灭而不绝，起死回生。到如今，儒学的声势更是越来越浩大，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办起了“孔子学院”，孔子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孔子的地位是变了，可是对他的某些评价似乎一直是有了定论的，比如都认为他要恢复周礼。我认为，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孔子的误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呐？下面，我来纠正一些长期以来人们对孔子的错误认识。
1．透过身世解读孔子
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接着就发生了武庚、管叔、蔡叔之乱。周公平定了武庚、管叔、蔡叔之乱后，为了稳定商国遗民的政治需要，把商丘这块地方封给了微子，国名为宋，爵位为上公。周公特许宋国仍然使用商代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商的先祖；宋国国君来周朝见的时候，周待之以贵宾之礼，不作为臣子对待，以此来安慰商人之心。
我不由得想起了清末民初，当初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允诺的《清室优待条件》其中就包括： （1）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2）民国每年拨肆佰万元供皇帝支出。 （3）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4）清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5）德宗（即光绪皇帝）崇陵所有产用费用由民国支出。 …… 这些都是当初答应得好好的，可是，这种状况够维持了多久呢？
我估计，周朝对待宋国的这个政策也不会施行很久，或许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否则只要商王室的后人按时祭祀祖先，就会非常熟悉天子祭祀所专用的《韶》乐，作为重要象征的《韶》乐也会代代相传，作为商王室后裔的孔子也就不会有以后的“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事情发生了。
历史上就有“殷人三反”之说，所谓“三”是指很多次的意思。鉴于当时的人口和领土范围，估计殷人反的次数是没有清朝初年的反清复明实践的次数多的，但是，局面肯定也是不太稳定的。
鉴于武庚事件等等的前车之鉴，周王室与商的遗老遗少们终于达成了某种妥协。当然了，这只不过就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周王室要利用宋来稳定局面和人心，表面上对商的后人极其尊崇、给足了面子；另一方面，周公又安排了几个诸侯包围它、监视它、制约它，对它充满了戒心。我认为周对宋暗中下绊子、穿小鞋儿之类的挤兑少不了，难道还能给你机会推翻周朝、复兴商室啊？！让你们做点小买卖能生存就不错了！……
为了能保住殷商的宗庙，能够继续以旧时的礼乐祭祀先祖，微子（也就是帝乙的长子，纣王同父异母的胞兄）被迫接受了这个现实，做了宋国的第一任国君。可是，他的内心是感到非常屈辱的，这个宋国以及商的遗民们的生存状况也是非常尴尬的。
按照周礼制度的要求，王位要传给最长的嫡子，次子和庶子可封为诸侯；诸侯之位也要传给最长的嫡子，次子和庶子只可以做大夫。诸侯的后人娶妻生子是必须上报周王室的，也好得到资质认证啊，要不冒认官亲的事情肯定会很多、也会很容易发生的。这也保证了周王室对各路诸侯家庭情况的了解与掌控。是啊，如果没有这道严格的程序，人们凭什么认定孔子的身世呢？
微子死后，即位的是微子的弟弟微仲，即孔子的先祖。到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殷的子孙整天就知道忙于内斗，谁还想着复兴商室的大业啊？！
自孔父嘉之后，其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宋裔鲁国人，或者说是鲁籍宋人，当然，严格地讲是周籍商人。
微子为什么没有把国君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呢？那是因为，微子觉得自己是被迫做这个国君的，他不屑于把这个国君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微子把君位传给弟弟，等于直接地否定了周礼的规定，这实际上也是拐着弯儿地与周王室进行对抗，以此来宣泄他不满的心绪。但是，他也只能进行这种心理上的反抗，而且还得低调。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周复商！可是他没有这个本事，更不能公开说出来，也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
所以，既然从血统上来讲，孔子是商王室的后人，那么从文化的层面来说，孔子就应该首先是，而且从内心里也愿意是商文明的继承者。如果说孔子有些类似“反清复明”的想法，我是丝毫也不会奇怪的，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可是，他是绝对没有条件和胆量敢于公开表露出来他的真实想法的，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重要的是，虽然到了孔子的时候他的家道中落了，但是，他的那种状况反而更不自觉地引起了他想要复兴商室、重整河山、再现往昔荣光的想法，也更加激发起他无比的斗志。
2．一个佐证
鼎是古人最为看重之物，它是权力的象征。后人所说的“问鼎中原”就是争夺中国最高权力的意思。
古人所使用的鼎的规格、制式、数量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天子有多少鼎，诸侯有多少鼎，大夫有多少鼎，那都是有明确规定的，比如“周天子九鼎，公卿七鼎、之下五鼎……”，可以说是等级森严，绝对不可以有一点点的含糊。
近代出土的“后母戊鼎”（原来误认为“司母戊鼎”）为商时之物。我认为，“后母戊鼎”是“武王伐纣”时为商人所藏匿的，而且被藏匿的应该不只是后母“戊”鼎，或许还有“甲”鼎、“乙”鼎“丙”鼎、“丁”鼎、“己”鼎、“庚”鼎、“辛”鼎、“壬”鼎、“癸”鼎，或者还有其他的什么物品。只要是商的鼎，如果落到周人的手里，或许就要被毁了重铸新鼎吧？！当然也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命运。
在古代，尤其是青铜器时代，青铜作为贵重金属是有其特殊价值的。青铜可以用来做餐具、乐器、礼器、装饰品……最重要的是青铜还有一个特殊的用途，那就是青铜可以用来制作兵器。越王勾践那把著名的宝剑——“越王勾践剑”一号剑的重量是875克，还不到一公斤重。像“后母戊鼎”这样的重达832.84公斤的青铜器，是可以制造出九百五十多件“越王勾践剑”这样的兵器的，是可以给一支九百五十人的队伍进行武装的（“越王勾践剑”二号剑的重量是770克，三号剑的重量是700克）。这个“后母戊鼎”在那个年代就相当于一个潜在的军械库，那是非常可怕的。（三星堆出土的那些青铜器皿恐怕就是被它们当初的主人以这种目的埋藏起来的）
反正周王室是不可能不追究“后母戊鼎”及其同类的去向的，可是最终周人也没有得到“后母戊鼎”。那么重要、那么大的一个鼎，如果不是很多人刻意藏匿，周人是不可能不把它弄到手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商”人当时就有不甘心做亡国之民的想法，他们非常自然而然地就具有了“反周复商”之心。
而且，不论你是否这么想，周王室及其他诸侯都会怀疑你可能心怀这种“险恶的阴谋”的。作为商王室后裔的孔子内心里继承了祖先“反周复商”的遗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我有这么一个设想，如果以发现“后母戊鼎”的地方为中心，扩大范围进行挖掘，说不定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
3．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儿的背后
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孔子36岁，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学识与才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坚决阻止。有关晏子的智慧的故事各位应该很熟悉吧？！大家不会对晏子的能力和决策有什么怀疑吧？！如果重用孔子对齐国有利，晏子是绝对不会反对的。如果谁怀疑晏子有私心作祟、嫉贤妒能的心里存在的话，那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这年，孔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韶》是当初商的后裔被周王室允许使用来祭祀祖先的最重要的礼乐，可是不知从孔子的哪世先祖起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它那美妙的旋律了，反正是太久太久了！
韶乐，史称舜乐，是一种集诗、乐、舞为一体的综合古典艺术，是舜带兵巡狩，到南方征讨时，到了一座山上，感叹那座山的清幽和灵秀，便在此山上演奏了舜自己制订的韶乐。后人就称此山为韶山。韶山山下有一个村庄，叫韶山冲，是伟大的毛泽东主席的故乡，现在是亿万中国人民朝圣的地方。
请大家先记住，以后夏、商、周的历代帝王都把舜制订的《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韶》现已亡佚，也不知道孔子把这个据说令他三月不知肉味的《韶》记录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很奇怪，孔子为什么不对外宣称周礼的正统在齐国呢？
现今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歌是歌颂尧的，叫《康衢谣》： 立我丞民 莫匪尔极。 不识不知， 顺帝之则。（德合天地者曰帝，很了不起的）
意思是：能让百姓衣食无忧的，非你莫属。我们这些百姓不用费什么心思，照你说的去做、跟着你走就可以了，就放心了。
我认为这首歌反映了很多人的想法，很有一点儿图省心、图安逸的倾向。以后，人们会知道，为了这个偷懒儿的想法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尧外出巡游的时候，还听到过一首歌谣，叫《击壤歌》，我认为这首歌最能反映典型的中国老百姓心底的愿望：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德合天地者曰帝）
好个“帝力于我何有哉”！
是啊！能够天天笑口常开，万事不求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无忧无虑地生活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可是，纵观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又有几天这样的好日子呐？
最早的礼乐也不是韶乐。舜自己所做的一些歌，比如《卿云歌》、《南风歌》也比韶乐要早。其内容之健康，按照最现代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非常的平和、非常的吉祥、非常的高尚！！！不似韶乐还隐隐地带着几许的志得意满的情愫和刀兵之气。想当初，“中华民国”也曾经一度使用过《卿云歌》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歌。 《卿云歌》： 卿云烂兮， 糺（即“纠”，音jiu）缦缦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明明上天， 烂然星陈。 日月光华， 弘于一人。 日月有常， 星辰有行。 四时从经， 万姓允诚。 於予论乐， 配天之灵。 迁于贤圣， 莫不咸听。 鼚（音chang，同“昌”，鼓声）乎鼓之， 轩乎舞之。 菁华已竭， 褰裳去之。
据说是洪水平定之后，人民安乐，当时天上有五彩的卿云出现，向大家宣告了吉祥，舜将要禅位于禹，于是乎，万众欢腾。人民载歌载舞庆祝升平，场面欢快，气氛热烈！于是，舜同群臣互贺唱和《卿云歌》以记之。
看着沸腾的人群，舜的思想飞向了远方，他又弹着五弦的古琴，做了一首《南风歌》： 南风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在舜的心中，人民的快乐、人民的富裕才是最最重要的。
尧、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在内心里又是怎样想的呢？
一天，尧来到了一个叫华的地方。那时，管理地方的小官叫作封人。华的封人看到了尧，便上前祝之，意思说：“希望圣人富裕、长寿、人丁兴旺。”尧听了之后却连连摇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孩子多了就要多替他们操心。太富裕了就要多出许多烦心事。太长寿了碰到不如意的耻辱的机会就会多。还是免了罢。”可见，当一个民选的、被大家爱戴的领袖也是很有心理压力的。
还是华的封人更有智慧：“上天生了人，就要给他们安排就业。每个孩子都有正经的工作去做，还有什么可操心的呢？自己富裕了，不忘把财富分给大家，更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又怎么会有什么烦心事呢？天下安乐，便与民同乐，天下不安，便努力修德，即使活到千岁，再归天而去，又怎么会有耻辱呢？”
太精辟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华封三祝”（出自《庄子外篇天地》）。
我很奇怪，为什么尧没有选这个华的封人做接班人？还会有比这个华的封人更高明的人么？！
事实证明，舜的水平不是很高明的，因为舜所选的接班人最终把大家的天下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化为了私有。当然了，从尧开始恐怕就已经有了问题，虽然尧还不敢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可是舜是尧的女婿，尧就好意思给他创造条件，重点栽培了，以后就可以指望舜来关照他的儿孙们了。领袖人物的一念之私最终就会导致葬送整个集体的前途，不可不查啊！
传说中古代的禅让制，不如称作选举制，而且被选举者要经过漫长而严格的培养、考核过程，最终能被大家认可才有效的。这还不算，被选举者还要受到群众的有效监督，不合格、甚至有罪者要被罢免甚至受到严厉的处罚。从舜为帝的经历以及鲧和禹治水的经历就可以证明这点。
有点儿扯远了，我们还是回来，说说为什么孔子偏偏是闻听了这个韶乐竟然能“三月不知肉味”吧。
那个时代可不像现在，改革开放了，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了，肉随便吃了，大家考虑的是怎样少吃肉而多吃些素，怎样才能更健康些。记得我小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一点儿鱼、鸡、肉吧！而那时候节日又太少。因此，大家都非常盼望赶快过年，好吃些爱吃的东西，包括肉。
回来再接着说《韶》乐。舜在韶山演绎完韶乐之后不久就病死了。虞舜既崩，禹接位为王，国号夏。据说禹曾经想把王位依照传统让给皋陶，但是皋陶不久便病死了，天晓得是因为选了个已经垂死的老翁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后来又说禹想把王位让给益，可是不知怎么禹的儿子启最终成了王。按理说禹选择皋陶或者益的思路应该和舜选择禹、尧选择舜的思路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是不知道怎么就禅让不下去了。我想，是禹在踏遍万水千山的治水过程中就已经有了什么决定和安排了吧？！
同为黄帝的后裔，作为舜的五臣之一契（商的先祖）的后人也不是白痴，作为荣耀的贵族，自然明了禹传子启其中的玄妙，有些什么想法也就很是自然的啦。况且，他们很是聪明，他们首先制作了马车，后来应该是他们发明了轮子，又首先制作了牛车，这些在当时可都是了不起的重大发明，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他们还很会做买卖，所以势力发展得很快，也自然就会萌生了些雄心壮志什么的，也无师自通地修起了德。要不夏桀王何必跟汤过不去呢？！都是明白人，谁骗得了谁啊？！但是，最终还是汤棋高一着，流放了桀，继承了大统，拥有了天下，定国号商。好歹夏和商之间的渊源是极其深的（包括血缘关系），大统传承属于禅让，因为前君王没有流血，社会文明基本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所以商是秉承天意、符合于礼的，反正孔子是这么认为的。而武王伐纣则是不同的，纣王身死，文明浩劫，人民多有死难，仅牧野之战就是“流血漂杵”，以后还有“殷人三反”。这些足以使孔子认为周的根底不干净，不合于礼。所以，孔子完全有理由在内心里鄙视周的存在，希望有一天能够像先王武丁一样“中兴商室”。所以，孔子的理想就应该是“反周复商”。
在当时，孔子是不能把心里的想法公开出来的，他只能借助欣赏、学习《韶》乐这类的东西隐晦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要不然，孔子凭什么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呢？
大家别忘了，《韶》乐可是夏、商、周的历代帝王进行国家大典时的专用乐曲。孔子可是众所周知最主张尊礼的。可是你孔子竟然和齐国的国君一起私下里听《韶》乐，那可是严重地僭越。你们是什么身份？怎可以做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孔子的身份不过就是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子弟，和齐国的国君一起偷着听《韶》乐也就算了，他竟然对着帝王们的专用乐曲“三月不知肉味”。尤其严重的是，孔子竟然还毫不隐讳地宣告天下，他对着帝王们的专用乐曲“三月不知肉味”。
何其嚣张、何其无礼啊？！按照我的印象，孔子的行为是很符合“现行反革命罪”或者“妨害国家安全罪”的。但是，通过此点，我们是否可以探究清楚孔子的内心世界呢？
**补充一点，不知道大家注意过《论语》中的一段话没有，这段话是这么说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的意思是说舜所做的乐舞——《韶》是好到极致的，是既“尽美”又“尽善”的，而周武王姬发所做的乐舞——《武》就不一样了。估计孔子是没敢直接说《武》不“善”，而是先说这个《武》是“尽美”的，在这个掩护的后面，孔子评说《武》是“未尽善也”。有杂质就是不纯，从某种意义上讲，“未尽善”即是不“善”。可见孔子是想方设法地要贬低周的一切。
《论语》里还有一句话，就是：“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孔子认为只有周文王才是“文”的典范，是“礼”的楷模，舍此无他。人们因此就认为孔子最推崇周文王，说文王的“礼”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的核心。其实呢，我认为这句话更应该是体现了孔子对周的否定，或者是体现了孔子非常奇妙的幽默。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周文王去世的时候商朝还没有灭亡，那个时候只有西伯侯姬昌，还没有周文王这一称谓。西伯侯姬昌终其一生就是商的臣，而且他在表面上还是非常规矩、非常老实、非常守本分的，是遵守礼制的典范，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所以姬昌才被商王（帝辛，即纣王）授予大权。“礼”是什么？“礼”就是人们认可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俗称“规矩”。如果姬昌的生平体现了“周礼”的标准，那么这个“礼”的实际内容只能是以商（殷）王为尊，大家都恪守臣节。那么，为了实现“克己复礼”，大家需要做什么想必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吧？！对，那只能是“反周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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