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

对我国古代

“大学之道”的再认识

黄震云

我国古代的大学之道是什么？《小戴礼记》定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因此，人们将大学之道归纳为三个在：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此出发，形成了育人以德为本的指导思想，在用人上也体现出以德为先的传统，影响深远。但细审之下，觉得尚有难通之处。

《小戴礼记》提出的大学之道，是道术的一种，是对西周人才培养制度的总结。《庄子·天下篇》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庄子指出周人的政治思想的伦理是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理想的状态就是实现天人合一。庄子对周代的天人合一哲学提出了疑问：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这里的明就是神明、显明，也就是大学之道在明的明。大学是为国家培养庙堂人才的，大学之道绝对不能背离国家之道。因此大学之道关键是要实现天人合一，而要实现天人合一，就必须有德。

不仅是大学之道，用武之道也要体现明。《逸周书·大明武》第九说：“威严大武，曰维四方，畏威乃宁。天作武，修戎兵，以助义正违。”真正的大武是天作武，就是大明武，名就是天意，大明武是天人合一之武。

那么，德和天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呢？《诗经》中的大雅和颂基本都是以此为话题。《清庙》说：“济济多士，秉文（王）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宙。”又《维天之命》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或训恤）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宗主）笃之”。“昊天有成命，二后（文王、武王）受之”（《昊天有成命》）。“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时迈》）。《尚书》等经典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康诰》）就是说周人维新，建立自己的政权是上天赋予的使命。

能够获得这样的使命，是周文王、周武王有着美好的品德，爱护百姓，所以昊天降休，赐予幸福。《仪礼》《周礼》《礼记》所体现的周代礼乐体系，皆是围绕崇天敬德展开。一年四季成千上万种礼仪都是为了保障天人关系的和合。常态以外，如果有疑问，也是通过祀（盟）的方式解决。

殷商决疑的方式是龟卜问神，就是祖先。周人虽然以殷人祖先帝喾作为上帝，但以天和多元神进行了变革转型，否定殷人做法不明。《周礼》说：“国有疑则盟。”盟金文从囧从血，体现真诚，篆文从明，就是通过盟让上天显明。因此，《左传》《国语》在总结历史成败的时候经常说天欲启之，天欲败之，天亡之之类，表现天的至高无上，不可挑战。《释名·释言》解释说：“盟，明也，告其事于鬼神也。”可见，盟就是显明，和天、神灵沟通一致，向上为告，示下为明。

首都博物馆藏成王时器《克盉》说：“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使羌、狸于御髟。克口匽，入土眔又（有）司，用作宝尊彝。”

王让太保祀天叫明，明就是盟。盟是天人关系合一的根本的直接的方式，又具体地体现在丰富的礼乐方式上。关于其重要性，《小戴礼记》记载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所以大学之道追求的就是承天之道。《史记·孔子世家》赞美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也指的是学习盟祀之道。

因此，西周形成的大学之道应该理解为：“大学之道在明（盟）。明（盟），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盟），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明就是盟，亲民三盟的道德和价值取向，应该无疑。

至和善为什么要断开？至的本义就是箭射到目的地，所以下面才有知止，才说知所先后则近道。换言之知止就是善，就是得体合理。至是一种境界，如至交、至亲、至人、至道等。善，知止而后有定，不是德知止而后能定。也因此，《尚书》中的大誓，又名大盟（《墨子》天志中、非命上引皆如此，见道藏本、吴抄本）。

春秋时期，人们将国之大事通俗地概括为祀与戎（《左传·文公二年》、《左传·成公十三年》）孔子理解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其实，祀与戎都是礼乐的方式，祀就是以天为宗的礼乐，戎是依礼用兵，前者是内部的和谐，后者关系边鄙的安宁。《周颂·维清》，郑笺肇禋时说：“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也。”征伐也不能离开祀。就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五霸给出自己的名称不叫霸道，而是称盟主，表示承担着天人合一的任务。

殷商讨伐消灭葛伯的理由就是不祭祀礼敬鬼神，周人给殷商的罪名也是不礼敬天地鬼神，因此周人维新。在教育上，“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礼记文王世子》）《周礼·保氏》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里的养国子之道就是大学之道，就是承天之道，就是以盟祀为中心的礼乐文明。

周代的教育体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大戴礼记 ·保傅第四十八》说：“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佩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

由上述我们看出，胎教、家庭教育、小学教育、大学教育都与明德不是直接联系，明德是帝王的担当和国家形态性质的评价，不是大学之道。同时，就句法看，明德句意已足，不合称明明德，先秦典籍中也没有这样的句法结构。所以，我们认为，天人合一、以德为本，道器一体才是大学之道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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