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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郭店楚简的简制和内容再探“老子” 从传统的认知，也就是目前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占绝对话语权的定论式的认知来讲，《老子》又称《道德经》，是2500多年前的老子所作，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李，古代又称“老”。老子比孔子大约大三十岁左右，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过礼。老子看到周朝衰弱，就辞官归隐，西出函谷，遇到函谷关令尹喜，经不住尹喜的再三请求与热情挽留（好像是不留下点真东西就走不了的那种），于是勉为其难的写了五千言，这就是《老子》成书的整个经过。《老子》奠定了道家的理论基础，而老子也由此成为道家的始祖，也有人干脆就认为是老子创立了道家，所以，道家可以说是诸子百家中最早的一个。尽管一直有人对“老子”其人、《老子》其书提出质疑，然而学术权威们不认，这些质疑统统被视作胡说八道或者扯淡，无从理睬。 然而，这一定论式的认知却从一个古墓发掘出土的简书被释读开始出现了松动。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出土。这些楚墓被认定为战国中晚期下葬，出土的这些文献资料当是战国中晚期以前的，其学术价值不可估量。1998年5月，由学术权威人士对上述楚简文字所作的整理和释读由国家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学术权威们认定，这些文献是儒家与道家佚籍，其中一部分被认定为道家著作，命名为《老子》，并认定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老子》版本，因为竹简的制式不同，这些简书又被分为甲乙丙三个版本，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郭店楚简。 首先强调，这些权威释读者们在整理、释读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习惯性的为释读规划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只要发现有与道家文献相同内容的，就一定是道家著作，只要内容与《老子》中的内容相同的，就一定是《老子》。在释读上博简中的《恒先》时，释读者就是这么去释读的；在释读郭店楚简时，释读者们也是这么做的，郭店楚简本《老子》这一名称就是这么来的。 事实上，郭店楚简中的“《老子》”内容只有以前我们所见到的传本《老子》的五分之二，更引人注意的是，郭店楚简在关键内容上与传本《老子》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特别是对圣、仁、义的态度上。这些差异的价值究竟有多大？没有人知道。 对于与传本内容数量上的差异，按荆门博物馆早期的官方说法，郭店楚简之所以内容较传本的《老子》少是因为盗墓行为导致了竹简有所缺失。不过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有学者对比了帛书《缁衣》和楚简《缁衣》、帛书《五行》和楚简《五行》，发现语言衔接非常完整，并无丢简。另外从内容来看，楚简“《老子》”之中对“老聃之学、无为之术”有着系统的论述，部分残损之字从帛书校定，义理通顺、逻辑明确，并无前后矛盾、自相攻伐之处，因此，楚简“《老子》”应当是个完整的版本，所谓少简的说法实在没有依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完整的版本并没有篇名，释读者们依据传本《老子》将其命名为“老子”其实是建立在“老子”确有其人、《老子》早已有之的假设基础上的，之所以称其为假设，是因为在出土的先秦文物中从来就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老子确实存在的证据，也没有任何先秦时期真的存在《老子》一文的证据，一切都是“相传”，所谓的证据也是偷梁换柱，将“老”当作“老子”来解读。 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只在先秦的文献资料中找到了关于“老”这一称谓真实存在的证据，而没有哪怕一丁点儿的关于“老子”存在的证据。《礼记·礼运》记载：“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周礼》中说“属于天子之老二人”， 乡老由公一人担任。可见，“三老”即天子之三公，在朝曰“三公”，而在学曰“三老”。周初，武王去世成王继位，周公与召公分陕而治，大概就是 “属于天子之老二人”的例证了（详情参见拙作《那些被误读的古籍经典系列：追根溯源之“三老”、县、乡——秦汉的“三老”、县、乡与周朝的“三老”、县、乡完全就是两码事儿》）。那么，老聃、老莱子等其实就是当时人们对三老的尊称了。这就是说，孔子称求教过的老师为“老聃”并不是不尊重的直呼其名，“老聃”并不是姓“老”，“老”是职务，“聃”是名，称其为“老聃”其实是种尊称，这才符合孔子宣扬的礼制。不然，孔子对老师直呼其名，哪里有什么礼？ 对于与传本在圣、仁、义上的差异，显然学术界大大低估了其价值所在。以庞朴先生为代表的学术权威们认为，这说明道家在早期与儒家在对待圣、仁、义的态度上是相互包容、和平共处的，并无后来那么对立。难道真的这么简单、轻巧？ 我们知道，之所以出现门派之争，是因为对相同的事物的看法彼此之间存在分歧甚至对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道家、儒家之间并没有本质性的对立，又怎么可能出现道家、儒家的分立呢？道家究竟是在什么时期出现的？历史上是否真的具有老子其人？如果老子是唐初开始虚构出来的人物，我们的先秦文化史岂不是需要改写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郭店楚简的形制和内容。资料显示：荆门郭店一号墓于1993年10月出土，有字竹简共计730枚。整理者依据传本《老子》将其中的71枚命名为“简本《老子》”，并根据竹简形制的不同，其分为甲乙丙三组。其中甲组39枚，竹简两端被削成梯形，简长32.3厘米，编线两道，编线间距13厘米；乙组共计18枚，竹简两端平齐，简长30.6厘米，编线两道，编线间距13厘米；丙组共计14枚，竹简两端平齐，简长26.5厘米，编线两道，编线间距10.8厘米。从形制上说，这三组不是同一书。 不仅如此，从形制上可以确定，这71枚竹简其实是和被整理者独立出来命名为《太一生水》的竹简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所谓“简本《太一生水》”与所谓的“简本《老子》”丙组本来是同一书，是整理者受传本《老子》影响，擅自将其割裂开来了。显然，这很可能破坏了这批竹简的本来面目，因为一旦历史上真的并无老子其人、战国中晚期道家还没有出现，那么，这样的整理和释读就将其篡改得面目全非了——因为郭店楚简与传本的不同很有可能意味着，传本《老子》是战国中晚期以后，有人将古籍中的某些文章根据一定的主题和逻辑拼凑起来，并虚构了一个本不存在的“老子”而成书的。毫无疑问，学术界对于郭店楚简的研究仍然局限在没有实证的“老子确有其人、道家在战国中晚期已经出现”的假设范围之内，已经严重制约了对郭店楚简价值的发掘。 显然，学术界在对郭店楚简、上博简等出土的秦以前的文物进行研究时局限在没有实证的“老子确有其人、道家在战国中晚期已经出现”的假设范围之内的思路必须突破，研究才能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些文物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实现。笔者在一系列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假设：历史上并没有“老子”其人，战国中晚期，根本没有什么《老子》其书，道家更是尚未形成，那时根本不存在什么道家、儒家之争。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中国的先秦文化史就是另番样子了，这可就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了。因此，在解读郭店楚简以及命名时乃至在研究所有的先秦文献时，都应当将“老子”、“道家”这样的字眼去除，更不能用后世出现的传本《老子》或者用所谓的道家思想作为依据去解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还原历史。 这就引来了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依据传本《老子》，如何去解读呢？对此，笔者作了一下尝试，抛开道家思想，单纯从文章的内在逻辑结构去重构、解读上博简《恒先》，居然取得了成功（详情参见拙作《高行之版〈恒先〉》）。在此抛砖引玉，希望更多有兴趣的朋友尝试一下这个思路，为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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