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的命运转折  乌台诗案读书人耳熟能详。苏轼以诗讽政，反对王安石变法，为宋神宗拘系入狱审讯。苏轼自以为必死无疑，在狱中还写了绝命诗，但最后贬官发配黄州，诗案所牵累的三四十人也无一人丧命。 文人不满现实，讥讽朝政，比常人多了一件诗文武器，但也多了一条可被罗织的罪名。苏轼罹祸，确因诗中用语暗藏讥剌变法新政，苏轼自己在狱中写的数万字交代材料也予承认，有的诗若不是苏轼自己解释，“专案人员”还未能读出其意。 苏轼真不必隐匿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本就是朝野皆知的变法新政的反对者，曾经多次上疏反对变法，那些诗句无非是表达自己的心曲，何曾想到成为了一些政敌或居心叵测的人置其于死地的“罪证”。 历朝历代，多少文人诗家死于文字狱。若是后世的明清，苏轼应该在其４３岁的英年就魂断乌台了，这位宋朝最负盛名的大文学家，也就没有在诗案后创作部门比前半生更多的光辉作品了，也就没有我们国民千百年一直在吟诵的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了，苏轼，这座中华文化光辉的丰碑也就不是那般巍峨了！ 苏轼大难不死，是苏轼的大幸，是宋代的大幸，是中华文明的大幸！ 苏轼幸免于死，并非偶然，有其当时的政治原因和人文背景。 一是宋朝重文，不滥杀文士。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深知掌握军权对一个王朝存亡的意义，惧怕武官造反，因而杯酒释兵权，削除武将的权力，以保王朝的安全。另一方面，赵匡胤不怕文官，轻薄文官。他说过，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其祸害也抵不上一个武人。据文莹《湘山野录》载，赵匡胤欲扩大京城外门，亲自规划视察，走到朱雀站时，见城门上写着“朱雀之门”四字，便指着匾额问赵谱：“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赵谱回说：“语助。”赵匡胤听后哈哈大笑，以鄙夷的口吻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据说，赵匡胤曾经立下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称，“子孙有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是家天下封建王朝的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赵匡胤的“龙子龙孙”倒是恪守老祖宗定下的规矩，有宋一朝，无致文士死罪的文字狱，无杀一谏言文官。 其次，惺惺相惜，朝野营救。苏轼入狱，固然有人要取其性命，但当朝许多人为苏轼求情，连太皇太后也出面援救。宰相吴充对神宗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楷模，鄙夷曹操，而曹操连当面骂他的弥衡都能容忍，为什么不能容忍一个苏轼呢！” 令人深思的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及其他苏轼的旧党同事，噤若寒蝉，无一人为苏轼说话，反而是被苏轼讥为“奸邪”、“小人”“新进”的政敌纷纷上书求情。被苏轼诗中讥讽的变法“新进”章惇不惜与改革派同事反目，出力营救。王安石已被罢相隐居金陵，政治失意，又丧爱子，闻知后却连夜上书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对苏轼如何处置还犹豫不决的神宗阅后，终做出决定，据史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 苏轼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由于苏轼的才华影响，几乎成为反对变法阵营的一面旗帜。他反对变法可谓不遗余力，甚至向王安石本人发难，在他做主考拟题时，影射王安石以神宗信任而独断朝纲，已经超越了变法论争，可是，在苏轼面临被处死之际，王安石没有落石下水，反而冰释前嫌，挺身而出，救苏轼于危难之中。后世读此，无不感叹：苏轼才华横溢，斯时为文坛领袖，世人敬重，连“政敌”也另眼相看；王安石心胸坦荡，高风亮节，对待反对自己的变法者，从未施放暗箭、罗织罪名置之死地，而是惜才重士，自己身处逆境，还对落难临危的苏轼施以援手。宋朝的文士相惜，王安石与苏轼不因政见不同而构私仇，同是为国，皆是才华横溢，相互赏识，成为朋友，是历史上少有的典范。 三是宋神宗客观处事，手下留情。封建王朝家天下，皇帝至高无上，生杀予夺，苏轼的死活，就在宋神宗的一念之中。当时一些人欲置苏轼于死地。苏轼有诗《王复秀才新居双桧二首》（之二）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参知政事王珪向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把苏轼借物咏怀，表达自己同桧树一样坚挺不屈歪曲为不守臣道、不尊皇帝，那是杀头之罪呵。但是神宗冷静地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乌台诗案是人们说不完的话题，是非曲直让有识者评说吧，谁不为苏轼的不幸悲叹，不为王安石与苏轼两位文化巨人高洁人品征服！ （2017，5，28）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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