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鄙是卑鄙者的坟墓

苏轼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王安石视其为“绊脚石”，想方设法要把他赶出朝廷。神宗认为苏轼文学出众，为人亦谦恭平静，王安石却硬说苏轼是“邪险之人”，还说苏轼遭父丧时，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所以王安石对神宗说，苏轼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第二年，王安石的姻亲谢景温又诬告苏轼护父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王安石闻之大喜，认为这是除掉苏轼的绝好时机，当即奏知神宗彻查此事。他第二天就派遣差人到苏轼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来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苏轼总算逃脱了谢景温与王安石合谋罗织的罪名。但是，王安石没有罢休，此后还多次劝神宗贬黜苏轼。神宗不听，王安石就说对待苏轼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最终，苏轼还是被排挤出京。不光苏轼，其他一些政敌也在王安石的排挤打压下，要么被革职，要么被流放；有些还被下狱。

然而，让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政治上的真正敌人倒不是来自旧党，而是来自他一手培植起来的新党。在王安石全力推行新法的时候，他曾经的得意门生吕惠卿正暗中发力想扳倒王安石从而自己独掌大权，便联合一些新党中坚分子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但这个罪名太荒谬，很快证明王安石同谋反一案毫无关系，王安石在罢相之后旋即又恢复了相位。其后吕惠卿又生一计，他竟然把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交给了皇帝，有几封信中有“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的字样，在那时这可算是欺君大罪了。王安石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亲手培植起来的最信任的学生和亲密战友们竟这样对待自己，既愤恨又无可奈何；加之此时痛失爱子，心灰意冷，于是请求辞官归隐，得到皇帝允准，于熙宁九年回到金陵，王安石的政治生命从此永远结束了。

王安石政途的最终结局多少让人有点意外，他没有败给对手，而是栽在自己人的手中！当他用捏造、诬告等手段迫害政敌时，哪曾料到他的同党们后来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这正应验了一句话：“卑鄙是卑鄙者的坟墓。”当初，王安石教唆、指使学生和部下想尽各种伎俩打击政敌时，其实就已经把无情无义的冷漠和不择手段的狠毒植入了他们的内心，他们会随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情义、道德和良心。看来，以一颗宽厚、善良、正直、真诚的心待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否则，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哪怕他曾经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