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王安石视其为“绊脚石”,想方设法要把他赶出朝廷。神宗认为苏轼文学出众,为人亦谦恭平静,王安石却硬说苏轼是“邪险之人”,还说苏轼遭父丧时,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所以王安石对神宗说,苏轼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第二年,王安石的姻亲谢景温又诬告苏轼护父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王安石闻之大喜,认为这是除掉苏轼的绝好时机,当即奏知神宗彻查此事。他第二天就派遣差人到苏轼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来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苏轼总算逃脱了谢景温与王安石合谋罗织的罪名。但是,王安石没有罢休,此后还多次劝神宗贬黜苏轼。神宗不听,王安石就说对待苏轼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最终,苏轼还是被排挤出京。不光苏轼,其他一些政敌也在王安石的排挤打压下,要么被革职,要么被流放;有些还被下狱。
王安石政途的最终结局多少让人有点意外,他没有败给对手,而是栽在自己人的手中!当他用捏造、诬告等手段迫害政敌时,哪曾料到他的同党们后来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这正应验了一句话:“卑鄙是卑鄙者的坟墓。”当初,王安石教唆、指使学生和部下想尽各种伎俩打击政敌时,其实就已经把无情无义的冷漠和不择手段的狠毒植入了他们的内心,他们会随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情义、道德和良心。看来,以一颗宽厚、善良、正直、真诚的心待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否则,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哪怕他曾经是“自己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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