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骈文，你了解多少？

文字按一定的章术法式予以排列组合，便成了文章。有一种文章体裁为中国所独有，那就是骈（音：[pián]）文，又称俪文。

“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骈文起源于两汉，“由西汉而渐进至东汉”，极盛于两晋南北朝。这种文体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与藻饰。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者，又称四六文，常作为骈文的别名。四六文多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世称骈四俪六。刘勰把骈偶的形成归于自然：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文心雕龙·丽辞》﹚

“八股文实骈俪之支流，对仗之引申。”（钱钟书《谈艺录》）

“俪”字本义为配偶，引申为成双成对，或对偶。“俪辞”指对偶的词句。“对语俪辞，盛行于俗”。“骈”字的含义与“俪”相同，其本义是两匹马并驾前躯。

所谓骈俪文乃是以对句为主的文章。所谓对句，即对偶句。

如“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均见范仲淹《岳阳楼记》）

与对偶句并行的是散行句。先秦古文一篇之中，既有对偶句也有散行句。散行句中也有句散而意偶或句偶而意散的。对偶显齐整，散行显活泼。整齐的对偶或许呆板，要用散行句使之生动，散行句欠齐整，要用对偶句凸显庄重。何处用对偶，何处用散行，都要适应文章内容的需要，构成奇偶错综的变化。

构成对偶的句子也要适应这种需要而有所变化。

试看李斯《谏逐客书》：“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这两句是对偶。下两句若用同样的写法，“东迎蹇叔……东求丕豹……”，

联用三个“东”字就重复了，故后两句便不指明方位。如此对偶并不要求字数相等，“由余”、“蹇叔”是两个字，“百里奚”三个字，“丕豹、公孙支”是两人五字，这样对偶较为自然，在对偶中又有参差。这种变化是适应上述需要自然形成的。

对偶句与散行句结合的写法有时也可以增强文章的气势。

如西汉贾谊《过秦论》：“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文中“席卷天下”与“包举宇内”对偶，“囊括四海之意”与“并吞八荒之心”对偶，这四句不仅字数相当，意思也相同。这四句对偶句与开头的散行句“秦孝公……”相配合，使文章显得很有力量。

对偶是句与句相对，排比则是两句与两句相对。

如班固《西都赋》：“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用。”

一二两句和三四两句构成排比。所谓排比，就是比物连类，即把内容相关，结构类似的句子排比起来。

这种比物连类的例子在散文里也有，

如“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王禹偁《待漏院记》）

文中“天道……”与“圣人……”构成的排比，就不限于两句对两句了。

章回小说的回目则是三句相对，如《三国演义》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宴桃园”与“斩黄巾”相对，“豪杰”与“英雄”相对，“三结义”与“首立功”相对。

又如《红楼梦》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人名对人名，“梦幻”对“风尘”，“识通灵”对“怀闺秀”。

“天地生物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人之一身奇也,而二手二足则偶矣。手足之指各五，奇也，而二手二足合合而为十，则偶矣。首奇也，而两耳两目，则偶矣；一鼻一口又奇矣，且鼻有二孔，则偶矣。且一奇与一偶相对，则有为偶矣。推之植物之花叶，最为吾人之美观者，何莫非奇偶之相杂。”“古人之文，原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不能分其何篇为骈文，何篇为散文也……或奇或偶，均发乎天籁之自然”。﹙陈柱《中国散文史》﹚

骈文是从辞赋发展而来的。

赋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通过“铺采摛文”以“体物写志”。汉代人常把赋与辞连用，称为辞赋。

甲骨文上的卜辞，只是一些句子，鲜有一章一节的。《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编纂，比卜辞整齐些罢了。王安石指《鲁春秋》为“断烂朝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谓“断”便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参见朱自清《经典常谈》）

《尚书》就不同了。即使其中大部分是后人追记，但《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总在商周之间。那几篇不仅有章节，而且成了篇。卜辞是“辞”，《尚书》大部分也是“辞”。两者都是官方文书。

辞本是“讼”的意思，乃辩解的言语也。这种辞兼有议论与叙述两重含义。春秋时列国纷争，彼此交往频繁。外交言语关乎国家命运，不用说更需要慎之又慎了。这种言语也称“辞”，又称“命”，或合称“辞命”，或“辞令”。所谓外交辞令出处就在这里。

孔子很注意辞命，觉得它并非易事，故自己谦虚地说干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辞命一科，他称赞子贡擅长言语。这里的“言语”便是辞命。那时“言”与“文”似乎是合为一体的。“辞”多指开口说的言语，“命”多指手写的言语。不过也可兼指。各国派使臣出国办外交，有时只有口头指示对策，有时准备文稿让他带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还得随机应变，临场发挥。盖因许多情况是难以预料的。

战国时期游说之风大为盛行。游士有时光凭一张口就能封卿拜相。所以最重说辞。这些游士们的说辞往往滔滔不绝，说得天花乱坠，只图打动人主的心。那时候墨家、儒家、道象、法家无不重视辩论的方式方法。

孔子主张“慎言”，痛恨“巧言”。《论语》以记言为主，却不是孔子自己所记，而是他的弟子所记。诸子书大抵多是弟子及后学者所记，自己写作的极少。

所谓记言，最初记的是对话，后来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括，可以《老子》为代表，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

战国游士的说辞好用譬喻，譬喻一时蔚为成风。这种风气开后世辞赋之先河。那时的“论”还只是以篇为单位，还没有“书”的观念。《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书。这部书出于秦相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凡30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个月，八是卦数，六是秦国的圣数。上述数目字构成了《吕氏春秋》的框架，并非逻辑的程序。

西汉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始按逻辑程序编书，结构也严整多了。自从有了私家著作，学术也就渐趋平民化了。《论语》是第一部私家著作，以后这种著作越来越多，传播亦越来越广。

伴隨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但它的记事顺序是按照《春秋》的，故又称《春秋左氏传》。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才称得上中国第一部有自己系统的史书。这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二是十二个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以表彰那些“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辅弼股肱之臣”。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叙人物的。《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但这部书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在于描写人物。左丘明只描写事，司马迁则描写人。写人比写事更难些，更需要精细的观察与得体的剪裁。

赋的创作在汉代盛极一时。据记载，成帝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加上西汉末年和东汉一朝的作品，数量当更为可观。

“赋似乎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然有韵，而就它全部的发展看，却与文近些，不算是诗。”﹙朱自清《经典常谈》﹚

“不歌而诵谓之赋。”作为一种文体，赋乃“古诗之流也”。最早以赋名篇的是战国荀卿的《赋篇》，到汉代形成一种特定的体制，兼具诗歌与散文的特征。汉以后，赋或向骈文发展，或更加散文化。接近于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

从字义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

铺张是赋的本来面目。但铺张的作用原在讽谏，所谓“劝百而讽一”就是这个意思。由于汉武帝好辞赋，作者极众，争相竞胜，故致为铺张而铺张的地步。

赋，可分两类：“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前者是“诗人之赋”，后者则为“辞人之赋”。甚至有诙谐嫚戏，毫无主旨的。难怪辞赋家会被人鄙视为倡优了。﹙参见朱自清《经典常谈》﹚

汉赋多模仿楚国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汉人把他们的作品收为一集，名曰《楚辞》。这类作品富于抒情成分与浪漫气息，篇幅、字句较长，形式也比较自由，多以“兮”字助语势。汉赋继承楚辞形式上一些特征，但较多采用散文的写法。汉代虽将辞与赋统称为“辞赋”，但“赋”与“辞”业已有所不同。

初期的汉赋，从形式上看，与《楚辞》几乎没有差别。枚乘《七发》开创了一种以铺张为能事、进一步散体化的新赋体。又经过司马相如等人的发扬光大，到武帝时新赋体成为汉赋的主流。

新体汉赋一般可分大赋与小赋两类。大赋多为铺叙夸耀都城、宫殿、苑囿之盛与帝王大规模行猎的场景，旨在迎合最高统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讽谏之意。主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杨雄的《长楊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等。上述作品写得富丽堂皇，很有气势，但往往夸张浮饰又堆砌词藻，喜用冷字僻词。

小赋的篇幅较短，内容比较广泛，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风格比较清新，主要流行于东汉，著名作品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鸚鹉赋》等。

从形式上看，汉赋的特色是排偶、铺张、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还用散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汉赋作虽用排偶，尚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从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用典也越来越多。西汉习用的文字句子很短，最短只有两个字。到东汉句子就长起来了，最短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来表达一个意思。所谓骈文就是这样从赋体演变而来的。骈体源于辞赋，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声调和谐，还夹带不少抒情成分，既赏心又悦目，因而投人所好，形成了一种经久不衰的文章体裁。

梁昭明太子选编《文选》，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在他看来，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也不能入选；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同样不能选入。“辞”是子、史的支流，当然不能选。上述种种皆不符合“文”的标准。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即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与譬喻。只有典故、譬喻用得合宜的文章，才能选进他的《文选》里。这种作品仿佛各种乐器，“并为人耳之娱”，又好像各种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就是“文”不同于经、史、子及“辞”的地方。两者作用不同，性质自异。

昭明太子第一次提出了“文”的标准。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就是说，只有用典故，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符合“文”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