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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诗中有很多歌咏下层劳动女子的诗句，尤其是其中有关服饰、化妆的描写，填补史对唐代民间女子服饰与生存状态疏于记录的缺憾。唐代民间女子即使身处盛世，仍生存艰难，这从她们的服饰、化妆不难看出，无论材质、式样、花色，民间女子服饰与贵族妇女都有很大的不同，由此所透露出的生存状态之差距也是天上人间。 关键词：唐代服饰；唐诗；女性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K243；K892.23文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1-0072-06 收稿日期：2011-07-22 项目来源：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0ZYGX009) 作者简介：纳春英，女，宁夏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关于唐代民间女子服饰和生存状态，学界所论不多，仅有高春明《中国古代平民的服装》和高世瑜《唐代妇女》中提到了平民女子的服装，但前一部高书总体论述历代平民服饰的形制特点、服饰构成、使用场合、律令禁忌等，并没有详细论及各代平民的内容，后一部高书将平民劳动妇女作为一小节只有不足4000字左右的描写。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贵族和平民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各自所能占有的社会资源比重不同，平民虽然人数众多，但其占有的社会资源少，千年之后能留下的痕迹就更少。所幸唐诗中有很多歌咏平民女子的诗句，再佐以其他文物、考古资料，这些内容不仅填补了正史对此类小人物疏于记录的事实，而且对确知唐代社会的历史面貌有很大的帮助。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的平民女子并不包括贵族的侍女、佣仆、贵族家养的舞女和宫中的伎乐、方外的女尼、道姑以及娼妓等，虽然这些人地位高低差异较大，但她们与贵族关系密切，服饰和生存状态并不能体现社会下层劳动妇女的原貌。 唐代平民女子的服饰装扮与她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相辅相成，要想正确了解她们的生存状态就要厘清唐代平民女子的服饰装扮，因为对于女子而言，妆容打扮是其精神、物质外化的最直接的表现。以唐诗为例，结合考古新发现与新成果，我们会发现被正史忽略了的唐代社会下层妇女的衣着、生存状态都保存在唐代诗人的笔端，以诗证史，对还原唐代下层社会历史面貌有很大的帮助。 一、唐代平民女子服饰的质料 从《全唐诗》来看，在4万多首唐诗中，涉及女性题材的诗作有2198首，以《某女(妇)》或《某某女》为题的诗作有312首，其中以《贫女》为题的诗作有7首，以《织妇》为题的诗作有5首，以《寒女》为题的诗作有2首。其中，诗文涉及“贫女”的有14首，涉及“寒女”的有16首，涉及“织妇”的有5首。除此之外，在一些虽没有明确使用“贫女”、“织妇”、“寒女”等词，但内容明显关涉下层劳动妇女的诗作又有321首，成诗时间跨度包括初、盛、中、晚唐等各阶段。唐代民间女子主要以“贫女”、“织妇”、“寒女”的身份出现于唐诗中，她们从事“纺绩”、“织布”、“刺绣”、“缝纫(针女)”、“浣纱”、“卖薪”、“采莲”、“采桑”、“荡舟”等劳动生产，涉及平民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这些诗文在唐诗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但作为一种主题仍有不能忽视的分量。以李白为例，妇女题材的诗作占李白诗的11.19％，贫女和寒女的描写占李白诗的0.16％，10％的比例相对于一位身处盛世、追求奇伟的浪漫诗人而言，不能说李白对唐妇女尤其是下层劳动妇女关注不够，而这种关注度在《全唐诗》作者群体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唐诗反映的情况来看，布裙荆钗是唐代平民女子的最普遍装束。不过此时“布裙”的布，并不是现代人通常所理解的用棉花纺织的棉布，而是葛、麻、芝纺出的葛布和麻布。 在唐代，棉虽已传人中国，但发源于非洲经由中亚传人中国的北路草棉当时仅传到今新疆，南路发源于南亚次大陆的木棉也仅传到今云贵、两广、海南一带。由于南路木棉受温度和湿度限制，没能向北方推广，而北路草棉也因为生长期短又喜光照，无法离开新疆的气候环境向内陆推进，现代亚灌木适应性强的细绒棉和长绒棉还都没有培植出来，所以无法在唐帝国全境广泛种植。直至13世纪上半叶，经过近500年的培育探索，南路棉花才渐渐传人长江中下游，北路棉花也才传到中原地区。在唐代，直至中唐时，白居易才接触到棉布，并将其称为“桂布”，并在其诗文中有所描述：“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吴绵细软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云”。可见，时至中唐，木棉、草棉织物都不是一般平民所能消费得起的物品。 自上古至唐宋的3000多年间，中国大陆平民的纺织原料主要有葛、麻、毛。唐代平民女子使用的可以称作布的材料有葛、麻(�)两种。 (一)葛布葛布是东亚最古老的纺织材料之一，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遗址发现的3块葛纤维织物残片，是现存最早的葛布实物。其中，一块用扭绞加缠绕法织出回纹藏条纹暗花的葛布非常精致，已能做到纬密达26-28根纱的程度，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南方葛织物的使用已达一定成熟度。《周礼》云：“掌葛，掌以时征缔、络①之材于山农。凡葛征，征草贡之材于泽农，以当邦赋之政令，以权度受之。”除此之外，《诗经》中涉及“葛、络、稀”的内容有《葛覃》《葛菖》《采葛》《葛屦》《葛生》等26处，涉及“麻”的内容只有8处，其间内容从种植到收获再到制成品，平民“服之无鄂。不仅平民以穿用葛布为美事，在吴越，与贵族喜欢使用的丝织物比较起来，精细的葛织物不仅轻薄还能清洗，“今我采葛以作丝”。但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到战国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春秋后期及以后诸子的著作中，葛和麻常常被联绵成词组“麻葛”或“葛麻”来表示织物，譬如《苟子》中就有“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 秦汉时“葛”已不再是具形的葛，多是秦汉文人对先秦古风的模仿。汉乐府中出现的“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类的句子显示此处的葛象征意义远大于具象指意，也就没有了充作史料的价值。东汉人王符说：“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笛中女布细致绮觳冰纨锦绣犀象珠玉琥。”此处“葛子升越”表明，让“以讥当时失得”为己任的王符意气难平的是，春秋属勾践进贡夫差的“葛子升越”在东汉竟然成为了下层奴仆妾的寻常穿着。这条关于精细葛织物大范围使用的记载，被后世史学家广泛引用，证明东汉的葛织技术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魏晋南北朝时期，葛织物用途变窄，主要集中于制作头巾。 时至唐代，葛织物已不再是主流的纺织原料。根据《元和郡县图志》中各地的贡赋来看，此时作为平民纺织原料的主要材料是麻和麻布，文献中偶见葛布、蕉布的使用。据现代学者研究，从公元初到600年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寒冷期。这段时间正好是从东汉初到隋末唐初，寒冷往往伴随干旱而来。随着气候变冷变干，尤其 是北中国不再潮湿，使得葛的生长局限于南方的山地，不能大面积广区域种植，只能就地取材。气候的变化不仅使葛的产量减少，不能适应平民的日常需要，而且葛布散热快、吸湿的特性也使得葛布很难用于御寒，这个问题在气候变冷之后就显得尤为突出。相对而言，适应气候变化的麻取代了葛的地位。以上原因使得葛织物在唐诗中常常表现为“葛巾”(20处)、“葛屦”(2处)、“葛叶”(2处)等高人雅士归隐的象征。宋代以后逐渐成为吴越、岭南平民颇具民俗的土特产。时至元明，只有岭南还因“粤中恒燠，以葛苎为常服”的传统存在，但其中“缔、络俱有而细者特行于四方，所谓广葛也。……其尤细者为女儿葛，出增城纤如蝉翼，卷其一端可入笔管，未字之少女织之故名。然日晒则皱水渍则蹙，经年成匹”。这段记载在雍正年间郝玉麟第五次编纂《广州通志》时加了一句感慨：“今绝无而仅有矣。”雍正年间精葛织造技术的失传，正说明葛织物隋唐以来全面被弃用的命运。 (二)麻布宋人罗愿认为“麻实既可以养人，而其缕又可以为布，其利最广”，罗愿所说的麻实就是榨油的胡麻籽，缉缕成布的麻则是大麻或芝麻或苘麻，今天流行的亚麻是近代才从日本引入的新品种。在唐代，亚麻仅限于油用胡麻一种，胡麻因杆矮细，只能取籽榨油不能纺缉。大麻的雄株集麻可以纺缉但无实，雌株苴麻有实却难于纺缉。麻的品种多、适应性强也是麻能替代葛成为主要纺织原料的重要原因。 麻布在唐代主要有流行于南方的苎麻、苘麻织麻布和流行于北方的大麻织麻布3种，其中大麻的栽种历史最为悠久。《周礼》中有“典集掌布，缌、缕、纶之麻草之物，以待时颁功而授赍”的记载，其中的臬就是大麻的雄株。考古资料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北方的先民们就非常喜欢用麻织物的印痕为陶器做装饰，这在西安半坡、河南大河村、甘肃大河庄等遗址均有出土。南方则在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距今4700年的苎麻织物残片。这些文物资料都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活动于东亚大陆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麻织物，并将其视为较葛织物更为珍贵的纺织原料。 大麻又叫“火麻”、“汉麻”、“黄麻”、“臬麻”(大麻的雄株)、“苴麻”(大麻的雌株)等，芝麻又称“苎麻”、“芋麻”。秦汉以前，《诗经》中就有“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东门之池，可以沤苎”的句子。明人陈大章对此诗句的解释是，麻即大麻，苎即芝麻，芝麻绩缕有紫色和白色两种颜色，可以做夏衣”。可见大麻和芝麻的使用应该是不同地域平行发展。苘麻，又称“躲麻”、“苘麻”、“襞麻”、“颖麻”、“茴麻”。宋人罗愿称：“今人绩以为布及造绳索。”。在清朝《陕西通志》中也有“苘麻一作口麻，今白麻也，生卑瀑处…梗沤作麻或绩布抄纸打绳索用”的记载。可见唐代文献中提到的麻布之麻多为大麻。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诗云：“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葛鸦儿《怀良人》云：“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这里的“布”都是大麻布。在吐鲁番阿斯塔那84号墓出土的一条唐代大麻被单就是最好的实物证明。至于文献中提到的唐平民女子以大麻布为服的记载也不少，《太平广记》中有邓氏女为躲避妖异的纠缠而“麻衣不濯”的记载，唐诗中“麻衣如雪一枝梅，笑掩微妆入梦来”一句最典型。另据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郸县侯生者，于沤麻池侧得鳝鱼，大可尺围，烹而食之……”。郸县地处中原，一个县的沤麻池尚且能养一尺见方大小的鼋鱼，其他地方的沤麻规模也可推想一二。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唐人拔河用的“大麻组长四五拾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由此可见，大麻在唐代平民生活中使用范围之广、所占比重之大。除此之外，据《旧唐书》记载，开元时，“凡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另据《新唐书》记载，朝廷每月耗费“蜀郡麻纸五千番”，作为各种行政文件的用纸。由上可见，麻在唐代的使用范围非常的广泛。 除上而外，需要说明的是；厨(毛织物)衣、皮裘在唐代平民女子服饰中难寻使用过的痕迹，这主要和平民女子终岁埋首织机无暇外出的生存状态有关。 唐代平民女子服饰的款式 唐代平民女子服饰传世的形象资料所见稀少，就仅见的一些资料来看，唐代平民女子通着衫(襦)、裙、裤，这与唐代贵族妇女窄袖紧身衫(襦)、长裙、披帔子不同，也与孙机先生所说“唐代女装无论丰俭，这三样都是不可缺少的”结论有异。因为就现存的唐代平民女子服饰图像资料来看，没有资料显示平民女子有披帔子的现象。且平民女子的衫襦和裙与贵族妇女的衫襦、裙款式上也不太相同，因为平民女子要劳作，要为生计奔波，所以她们的装束比起贵族妇女的装束要紧窄、简单。 (一)衫襦唐代平民女子的衫襦都指上衣，具体款式又有区别。衫通常为单层，紧身窄袖，袖长不过腕，敞领、小翻领或大交领，内衬圆领小衫。与贵族妇女衫长仅及腰线的情况不同，平民妇女在劳动中所着衫通常及臀，还有衫裙混合的现象。这是平民较为正式的外服穿着。襦多为夹絮绵衫，款式与单衫相似。 (二)裙唐代贵族妇女的裙以裙裾宽大、颜色鲜艳为时尚，而平民女子的裙要紧窄，颜色多为麻布、葛布的本色，即使着色也多为靛蓝、青黑等易染之色，长度仅及膝，内着紧口长裤。无论壁画还是文献，都没有唐代平民女子只着裤不著裙的记载。 (三)裤在唐代贵族妇女的形象资料里几乎看不到裤装存在的现象，这主要和贵族妇女所着之裙通常长而裙裾又宽大有关，但后世仍能从贵族妇女的侍女身上看到唐女性着裤装的情形。这些裤做工精良，紧口通常有卡夫装饰，长及脚踝，花色以纹装为多。唐代平民女子的裤相对简单，多敞口没有装饰，色彩多为麻布本色。 (四)鞋唐代平民女子的足服多为麻布或麻线的鞋，除鞋之外还有木屐。征之实物，1969年在阿斯塔那128号墓中出土有一双用粗麻绳织厚底、细麻绳编鞋面的麻履。新疆博物馆工作者认为，“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绢画上，仕女们也穿这种麻鞋”。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仕女的线鞋和民女的线鞋还是有差异的，在玄宗朝曾规定庶人不得服五色线履。换句话说，唐代平民女子只能穿用麻本色的线鞋。南方的平民女子多使用木屐，木屐为圆头，人字形钩攀系带，下有齿防滑，穿着时多素足。 初唐士庶女子的装束款式差异不大，差异主要集中在材质和数量上。唐代平民女子的服饰材质差，服装数量少。盛唐士庶女子的装束变化较大，在贵族妇女沉浸在由丰腴、宽肥、薄、露、透所营造的艳色、奢华的时尚氛围时，平民女子的身形较为清瘦，衫襦材质粗陋，领、袖为便于劳作相对也较为紧窄，与贵族妇女的艳色奢华之风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在男装和胡服风气影响下，更多平民女子选择男装或胡服，在敦煌壁画中就有著幞头靴衫“似男儿”的婢女形象。此时的平民女子即便着裙，裙长也仅及膝，内着紧口长裤。 自安史之乱以后，因时局动荡、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唐代平民女子的社会生存状态急遽恶化，平民女子的服装在款式上仍以衫、襦、裙、裤为主。在敦煌《弥勒变》中，一农妇束高髻，著连衣裳，白布大口裤，麻鞋，卷起袖筒，挥手播种。敦煌壁画中也有一些晚唐江南劳动妇女的形象，“帛练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钗装梳浅。”。这时的劳动妇女虽也著衫裙帔帛，但质地则为粗糙的绢麻，色彩限于黄白，和中唐没有太大变化。此时出现在诗文中的晚唐女子大多终日忙碌，但却衣衫褴褛。秦韬玉《贫女》一诗中有很真切的描述：“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偏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不仅因为要为“他人作嫁衣”没有时间描眉画妆，而且还因为“挑花日日觅新奇，有镜何曾及画眉。只恐轻梭难作匹，岂辞纤手遍生胝”。唐代平民女子的生存状态 唐代平民女子不仅与时尚无缘，即使在欣欣向荣的初唐和国力强盛的盛唐，平民妇女的日常劳动强度也极大，这是唐代租赋劳役决定的。唐前期实行租庸调制，780年以后施行两税法，税制和税额都有很大变化，但总体上，唐后期的租赋比起前期要更沉重。租庸调虽都以男丁为征缴对象，但除租之外，“调”和“输庸代役”的规定都与小农经济中负责纺纱织布的女性有关，这一规定虽然使唐代妇女的家庭经济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给平民妇女带来了除家务之外繁重的日常劳动。唐代平民妇女为了帮助父、兄、夫免除劳役就不能不织更多的绢或麻布。在王梵志看来，平民家庭的兴旺与否完全取决于家庭中女性成员的努力程度，“家中渐渐贫，良由慵赖妇”。这也从侧面表明平民妇女在唐代普通家庭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按照唐武德令的规定，每年每丁需承担“调”的工作量，折合成今天的长度就是绢5.92米或麻布7.4米，“输庸代役”20天也不过交17.76米的绢或22.2米的麻布。相对于全年而言，这个数量显然不能构成苛政。但这只是政策面上的规定，事实上，唐代妇女所承担的劳役远胜于此，尤其是在纺织业发达的地区，劳动妇女所承担的科差摊派要远远大于唐令规定。以唐代三大植桑养蚕织丝之一的河东地区为例，景龙二年(708)监察御史张廷硅奏称：“河南、北桑蚕倍多，风土异宜，租、庸须别。自今以后，河南、河北蚕熟，依限即输庸调，秋苗若损，唯令折租，乃为常式者。”就算不是丰年，在蚕熟之后，仍然要输庸交调，即使秋天田地没有收成，租可以不用交粟，但也要折合成等值的丝织品。做过监察御史的张廷卦是怀着一个忠义之士的抱负在提这个建议，因为唐代丝织品不仅是法定货币，而且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所以平民女子的劳动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贵族阶层的喜好，更为重要的是织女们的劳动直接决定了唐代国家经济的走向。这种情况在两税法实施后，“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仍然没有变化。 以技术含量较高的缭绫为例，元稹诗中写道：“越觳缭绫织一端，十匹素缣工未到。”用织十匹普通素绢的工力也织不出一端缭绫，因为织素尚且“贫女苦筋力，缫丝夜夜织，万梭为一素”。史载，长庆四年(824)，唐穆宗“诏浙西织造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观察使李德裕认为太扰民，“上表论谏，不奉诏，乃罢之”。缭绫这种在唐代属于新型高级丝织物的制作精难程度是普通织物的10倍，但在上贡、封赏、边贸、国际间经济往来、国库储备、显示大国经济地位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也只有时年34岁的世家子弟李德裕不谄媚朝廷以求进身，唯以减轻百姓负担为虑，才敢上表请停。从法门寺迎佛骨时贵族敬献的精美丝织物的数量来看，如李德裕这般敢于“抗命”的官僚只是少数。对于大部分官员而言，丝织物不仅仅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不能替代的重要物资，还是官员们的官俸、政绩，是和官僚集团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物品，所以整个唐代社会对丝织物的依赖有多强烈，对织女们的劳动依赖就有多强烈。白居易《缭绫》一诗云：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 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 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 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 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 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翦刀纹。 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 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 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 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 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尽。 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背负国家经济重担的唐代平民织女们，其工作的辛劳程度自不待言。辛勤纺织的越溪寒女不得不日夜操劳，不仅要赔上自己的美丽，甚至还要赔上自己的青春。元稹《织妇词》云：“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在室女子有镜没空照，双手遍生茧，忙碌一生为她人做嫁衣，却没有良媒关注，“岂是昧容华，岂不知机织，自是生寒门，良媒不相识”。婚姻大事尚且不能解决，哪里还有时间描眉画眼。“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当年嫁得君，为君秉机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如何织纨素，自著蓝缕衣。官家榜村路，更索栽桑树。”出嫁之后的贫妇不仅仍然没有追逐时尚的工夫，而且终年劳碌，每日辛苦织出的越觳缭绫和奇纨异绮，最后都与她们无缘，即使青袍已褴褛不堪看，织妇们也只有自己的“嫁时衣”可穿。唐代平民女子物质匮乏，与贵族妇女们极尽奢华的物质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唐代贵族妇女对“天上取样人间织”的高级织物“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像葛鸦儿一样的社会底层的越溪寒女们仅有的一件“布裙犹是嫁时衣”，不知葛鸦儿婚龄有多长，一个“犹”字所道出的寒酸、艰辛仍让今人震撼。贫富差异在服饰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除经济条件使得贫女在服饰款式和材质上与贵族妇女不同之外，地域、气候条件也是影响平民女子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盛唐长安的贵族妇女为保暖，常在曳地长裙中加膝裤御寒。杨贵妃著鸳鸯并头莲锦裤袜，唐明皇戏日：“‘贵妃裤袜上乃真鸳鸯莲花也。’太真问何得由此称，上笑日：‘不然，其间安得有此白藕乎?’贵妃由是名裤袜为藕覆。”宋人沈自南援引《留青日札》的解释说：“女袜，袜足衣，今之膝裤。”从宋人的记载来看，盛唐长安贵族妇女可以袒胸露臂，却要以裤袜裹足，除保暖的因素之外，长安文化中华夷杂糅的成分可见一斑。吴越之地的普通平民女子在劳作过程中，为方便起见，常常会在撑船时“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浣纱时“一双金齿屐，两足自如霜”5，只穿屐不着袜。即使寻常水道偶遇时也会赤足相见，所谓“东阳素足女，会稽素舸郎”。唐代下层平民女子大多过着“妻子无裙复，夫体无裤裨”的生活。在敦煌壁画中还有乞讨者“头无花钗，衣无纹饰，破衫蔽裙，衣不蔽体”。在今人吟唱“梦回唐朝”时，有多少人能 想到在明月、牡丹和美酒背后辛苦的织女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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