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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瑞森 草长莺飞二月天 纸本设色 366×100cm 2018年 生命的礼赞 文 / 张桐瑀 打开吉瑞森的画册，多是八尺、丈二的画幅，已经足以让观者惊讶不已。奇花、珍禽扑面而来，艳丽的色彩与灵动的用线互不相碍，生命的灵魂和神气跃然纸上。也难怪这些花鸟画作品如此鲜活，因为都是现场对景绘制的。 自古以来，中国绘画都是书斋式的制作。即使是写生，如宋代的“写生赵昌”，明代沈周的写生蔬果，明代恽寿平的没骨写生，应该也是在书斋里完成的。即使是对景写生，也不过是“搜尽奇峰打草稿”而已。 吉瑞森 兰花 纸本设色 20×20cm 2018年 一个时代艺术有一个时代的特点，吉瑞森所处的这个时代，在中国的美术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吉瑞森这些美术学院出身的艺术家，受过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大师经历过的基础训练，即从少年开始，通过素描和色彩的学习，完成再现物象所需要的基本技能，方能进入当代中国的专业美术院校，或其他综合性大学的美术院系。进入大学以后，通过老师的指导，临摹大师的作品，完成对艺术创作中所需要的基本要素的把握，艺术的美学流变，形式法则中的正与奇，艺术语言的取与舍、新与变，艺术创作的标准等。吉瑞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是一个技艺纯熟的花鸟画家，也是一个善于思考的美术家。多年的专业训练和创作中，吉瑞森在思考一个花鸟画的创作方向和花鸟画创作的最高标准的问题。 吉瑞森 烟火花 纸本设色 20×20cm 2018年 中国花鸟画自从独立成科以来，有其自己自足的艺术语言和创作程式。无论是写意花鸟画，还是工笔花鸟画，文人花鸟画还是院体花鸟画，都有一个共有的语言要求和技法门槛——用线与状物。 中国画，包括花鸟画，表述物象结构的线是基础语言，也是中国画的基本特征。用线是中国画的灵魂、线的律动，体现了中国画特有的生命意识和文化精神。状物，即了解和表达物象的形体是基本的技法门槛。没有状物作为笔墨语言的依托，语言便成为空中楼阁。 吉瑞森 鸢尾 纸本设色 20×20cm 2018年 用线在中国花鸟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机制，在吉瑞森的画法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是中国花鸟画的重要课题。南朝齐、梁时的谢赫总结了中国画的六个要求或标准，即“六法”。其中“骨法”位列第二，仅次于“气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画学中的“骨法”即立骨，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用线来表达物象的结构。以“六法”参见中国存世的绘画作品，可以发现，用线在中国画的生命之线。一个杰出的中国画家，总是在用线上具有重要的创新和贡献，如吴道子的兰叶描、吴昌硕的金石笔法、黄宾虹的“平圆留重变”等等。 吉瑞森 朱顶红 纸本设色 20×20cm 2018年 状物，即在二维平面上“再现”三维空间中的物象。这是传统艺术的基本要求。不同的艺术家对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于是产生了不同的艺术倾向和流派。倾向于客观的理性再现的艺术，人们称为“工笔”“写实”或“现实主义”，倾向于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往往注入了一些艺术家自己的好恶和心象，人们称为“写意”。在吉瑞森看来，中国画的“工”与“写”都是写意，是艺术家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其目的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即兴、率意的书写，一挥而就地表现自我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画，无论是“工”还是“写”，本质上是写意的。写意，决定了中国画的品质，确定了中国画的方向，树立了中国画的标准。 吉瑞森 江边小景 纸本设色 145×120cm 2011年 然而，吉瑞森洞察到的问题，正是很多人忽视的问题——写意观念的负面效应。很多人理解的写意，即不求形似的率意而为。尤其是很多标榜为文人的画家，以笔墨的率性来掩盖状物技法之不足，美其名曰“写意”。久而久之，带来的后果是中国画方向上的偏颇和固有技艺的衰微，以至于整个中国画的式微。中国的花鸟画尤其如此，自青藤白阳以后，众多的“青藤”、“白阳”紧随其后，形成人人“青藤”，个个“白阳”。可以说，花鸟画是写意负面效应的重灾区。 吉瑞森 瓷玫瑰 纸本设色 240×120cm 2014年 于是，恰当处理用线、写意和状物的关系，是吉瑞森画法研究的焦点。一个中国画画家需要用毕生的研究来解决的课题。处理好了这些关系，就是一个伟大的画家。处理不好这些关系，也许只能运用炫目的样式来媚俗。 吉瑞森 竹子 纸本设色 240×120cm 2016年 吉瑞森对线与形的关系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认为，线描是中国画的基础，但它作为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其意不在“线”而在“形”，线描训练的目的是培养构成意识和提高造型能力。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吉瑞森用矫枉过正的办法，将自己的画板挪出画室，搬到西双版纳，搬到芭蕉树下、曼陀罗边，对景写生，现场创作。写生即创作，创作即写生，这是一种不同于书斋式的创作方式。五代的荆浩、宋代的赵昌、元代的钱选、明代的沈周、清代的恽寿平都是直接师法自然，只是古代的“写生”与现代汉语中的“写生”含义不尽相同。师古人，不如法自然，因为古人的法度也是从自然中得来。有时候，为了教学的需要，吉瑞森现身说法，先用毛笔画一幅线描花鸟画，在花一幅笔墨造型的花鸟画。这样，将自己的花鸟画理念清晰、形象、生动地传达给学生。 吉瑞森 朱顶红 纸本设色 180×97cm 2013年 在吉瑞森的花鸟画作品当中，作为立骨的线是高质量的。沉着痛快、快速准确的用笔，有如高山坠石。吉瑞森的用线是有表情的，有如腕指神助，鸾虬奋舞。在状物的同时，吉瑞森的用线考虑到了粗细、虚实、浓淡、疏密、节奏、转折等变化。这正是中国画“书写性”的魅力。文人画画家通过书法的训练，来解决花鸟画线的书写性，但是往往以牺牲状物为代价。吉瑞森在理解花鸟画用线的书写性的基础上，以分步操作的方式，来强化用线、状物与写意三位一体的重要性。这样一来，吉瑞森认为，明清以来文人花鸟画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文人画的弊端得到了克服。 吉瑞森 荫生园一角 纸本设色 180×96cm 2014年 更为重要的是，吉瑞森对形式法则驾轻就熟的运用。形式法则就是艺术元素之间量的关系。即线的构成之间的关系。虽然中国画中形式法则古已有之，如南朝谢赫“六法”中的“经营位置”。但是直到上世纪，西画的观念进入中国绘画体系之前，中国绘画至少是轻视的。吉瑞森自觉地安排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甚至有意识地加强和突出对比、欹侧和惊险的构成关系，与清代书法家邓石如“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书法精论有殊途同归之妙。密处更密，疏处更疏，方显出构图上的奇险，比如吉瑞森2016年创作的《三角梅》；双勾与写意笔法并用，如作品《荫生园一角》。在长期的写生创作中，吉瑞森研究了中西方艺术的特点，加以扬弃。例如对中国传统花鸟画的笔墨语言，吉瑞森是非常熟悉的。《竹子》《熏风》《江边小景》等几幅作品中，就运用了文人画中竹子的画法。
吉瑞森 三角梅 纸本设色 240×120cm 2018年 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这是一种人的自由，生命的自由，也是艺术创作的自由。吉瑞森将亚圣的名言至理用在了花鸟画创作上，不为外物所役。师古、师自然、师心，互不相碍。只有生命的心源在宣纸上生长。在中国花鸟画的创作上，吉瑞森的方向是明确的，笔法是精熟的，写意也做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在追求“气韵生动”的美学品质上，吉瑞森的脚步是坚定的。 张桐瑀（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8年第9期）
吉瑞森 春的律动 纸本设色 180×97cm 2018年
吉瑞森 春韵 纸本设色 180×97cm 2018年
吉瑞森 从容 纸本设色 180×97cm 2018年
吉瑞森 热浪 纸本设色 180×97cm 2018年
吉瑞森 相见欢 纸本设色 180×97cm 2018年
吉瑞森 鹤望兰 纸本设色 240×72cm 2016年
吉瑞森 竹子 纸本线描 240×120cm 2016年
吉瑞森 三角梅 纸本线描 240×120cm 2018年
吉瑞森 鹤望兰 纸本线描 240×72cm 2016年
吉瑞森，1963年生。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南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作品多次在全国性美术展览中获奖，出版专著有《中国当代画家作品集》《吉瑞森写生线描画精品》《中国画精神》《中国当代名家选萃·吉瑞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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