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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是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1802-1885）创作于1871年到1873年间的一部长篇小说，其通过讲述1793年法兰西共和国远征军镇压旺岱地区叛乱的故事，塑造了朗德纳克侯爵、共和国远征军司令官郭文和共和国公安委员会全权代表西穆尔登三个经典人物，探讨了大背景下时代潮流与个人命运的交织、正义与平等的不协调、进步与愚昧的冲突以及革命中的暴力与绝对的人道主义间的矛盾等主题。书中穿插着对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叙与评述，堪称一幅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历史全景画。同时，作为雨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集作者毕生的创作才华和思想光辉于一身，是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与人道主义思想的最高峰，其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不但能够比肩、甚至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作者之前创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等名作，是雨果最成功的作品。 十年之前，笔者曾机缘巧合地阅读了这部《九三年》，其中色彩化的人物形象与激烈的戏剧冲突给笔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虽然难以深刻理解革命中两派的冲突、亦不理解那一个年代在人类历史维度上所处的坐标，但我仍为郭文释放朗德纳克而唏嘘，更为郭文与西穆尔登悲壮的死而热泪盈眶。十年之后，笔者再度捧读这部经典作品，得到的体会则完全不同——书中三个主人公悲剧般的命运所带来的震憾已退居次席，这一次让笔者感触更多的则是作者作为背景叙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种种人事，以及作品背后蕴藏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内涵。 雨果生活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十九世纪，他的父亲是拿破仑手下一名功勋卓著的将军，早年曾亲历法国大革命，1793年时恰在旺岱地区镇压朱利安党的叛乱。父辈的光辉经历恐使雨果毕生都心向往之。同时，横亘于十八和十九世纪间的法国大革命持续地影响着作者生活的十九世纪，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1852年拿破仑三世复辟、1870年普法战争和九月革命、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更是一次次地将他推向时代的风口浪尖。但面对周遭的跌宕起伏与纷繁复杂，雨果始终是那一个世纪的精神导师，革命、屠戮、战火、鲜血反而使他更坚定地把持着人道主义的旗帜，使法国、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变迁的大方向都不致迷失。 如果把法国大革命比喻成一场没有经过排演的话剧，那么《九三年》恰恰是最权威的脚本。作品除塑造了三个主人公之外，更是生动而不失真实地描绘了雅各宾派、吉伦特党、国民公会等团体及其内部形形色色的人物与事件，特别是用大量的篇幅再现了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三个巨头旷日持久的争论，体现出革命领导层的内部矛盾与风起云涌的革命所暗藏的危机，其带有讽刺意味的叙述风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革命的诸多弊端。另外，雨果对于阿尔马罗、退尔马克、佛莱莎等平民大众形象的塑造除表现出了法国人民善良、淳朴、勤劳、勇敢的优秀品格之外，也表现出大革命与底层平民的隔阂，预言了革命的最终失败。 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也是这部小说饱受争议之处，在于雨果探讨了“绝对正确的革命”与“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间的位阶关系，并得出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样的结论。本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权威汉译本的“出版说明”中普遍认为雨果的观点是“荒谬的”“不可取的”，但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则有失偏颇。“革命”作为人类社会变革的最激烈形态，其不仅掌握着暴力的潘多拉魔盒，更掌握着话语权，革命主张以流血的激烈方式实现社会进步，其目标是好的，是“绝对正确的”，但古今中外的革命往往沦为其手段的牺牲品。正如 “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一样，《九三年》也向我们再现了雅各宾派统治的残暴，而这也是书中三个主人公最终归宿的大前提——故事结尾，作为“革命”与“人道主义”结合体的郭文宽容了他那煽动叛乱、对敌残虐，却在逃跑关头返回城堡营救三个无辜孩子的叔祖父朗德纳克侯爵，自己甘愿接受军事法庭的处置；而作为“革命”与“暴力”结合体的西穆尔登则严格依照雅各宾派的治乱法令，不念师生旧情将郭文处死，而自己也在郭文人头落地的一刻拔枪自尽。作者借郭文和西穆尔登的死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革命”与“人道主义”是不相容的，而“革命”必将被自己释放的“暴力”所吞噬。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是朗德纳克的形象。故事叙述到郭文放走朗德纳克之后，只剩下郭文和西穆尔登两个主人公，后经军事法庭的审判、土牢中深夜的长谈和第二天早上的行刑，小说在“一个（灵魂）的暗影和另一个（灵魂）的光辉的混合”中戛然而止，再无对朗德纳克的叙述。以此为终点通篇回顾朗德纳克这一形象，他代表的是与革命处于对立面的封建势力，作者虽也鞭挞着他对于共和军俘虏和亲共和军百姓的残暴无情，但更多的是对于这一角色所代表的传统“美”的颂扬。他是贵族出身，爵位承载着祖先的荣耀，他慈爱、坚毅、果敢，坚贞而狂热地捍卫信仰，性格几乎与西穆尔登如出一辙，作者甚至将他们二人比作“青铜面具的两个侧面”，但他和西穆尔登的结局却完全不同。西穆尔登倔强地坚持残暴的法令，同时也为自己一手培育出来的英才被处死感到绝望，因而悲情地自尽；而在内战中对敌人“绝不饶恕”的朗德纳克在败走的关头义无反顾地返回城堡营救大火中的三个孩子，人道主义的光辉使其形象变得空前高大，其最终也得到了郭文的宽恕，重获自由。我们无从得知朗德纳克后来的命运如何，或许他依然会为其一贯固守的传统而战，后世也会将“反动”的帽子扣在他头上，但其展现出的人道主义会成为革命之后的新社会中为世人所普遍倡导的至高价值。在那样一个新社会里，不但郭文会被赦免，西穆尔登也将学会宽容，不致固守残暴的法令“挥泪斩马谡”，更不致因陷入绝望而拔枪自尽。 ——而今天，这样一个新社会似已到来，今天的我们重读《九三年》，除了是在用后来人“隔岸观火”的眼光重温历史之外，更是在为坚持人道主义的信仰而以史为鉴，因为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暴力的恶魔。毕竟，这个恶魔上一次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作祟不过是三十几年前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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