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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代有史才出，且所出史家皆是大家。汉有杨雄，三国有谯周，晋有陈寿、常璩，到两宋时代，巴蜀又出现了数位杰出的史家，为诸夏的史学殿堂做出了增量贡献。史学就是经学的根基与映照，史学发达也是经学繁荣的表征之一。巴蜀自古史学输出一直保持高位，显然昭示巴山蜀水乃德性养育之地。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些输出者。 北宋时代，成都华阳范氏一门棠棣繁华，一族三代皆出良史，史称“三范修史”。 第一位是名臣范镇。他于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生于成都华阳，18岁偶遇成都知府薛奎，接谈之间对方赏识其才，惊谓“此乃庙堂之人也”！遂聘至官舍为子弟讲学授课。范镇却不因此就稍有傲气，他坚持独自步行进出，不许迎送，如此一年有余，守门人尚不知他乃府台上宾。后来薛奎还朝，随带范镇入京，欣然向人夸示在蜀中“得一伟人”，并预言范镇“将以文学名世”。果然范镇赋诗论文，迅即蜚声京华。被评为像司马相如、陈子昂那样，一出剑门即“表仪一代、领袖百家”的人物。时京都有宋庠、宋祁兄弟，皆以文扬名，至观范镇文章，甚觉钦慕，自叹弗如，并与之定为布衣之交。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举进士第一。后知谏院，以直言敢谏闻名。范镇胸襟开阔，洞察力极强，在政坛上一贯有高处着眼，大处着力的作风。时有奏章上疏论政，主张官吏，军权酌取其“中”，反对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和质量赢弱的军队；兵、民、财三个系统亟须通气协调，不要互不相知，各行其是；特别要赏民、养民以增强国力，方能有效抵御外侮。不然“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等等，敢于直言不讳，而又深切当时现实。尝请立太子，面陈恳切，至泣下。前后上章十九次，待命百余日，须发为白。后为翰林学士，与欧阳修、宋祁共修《新唐书》。 范镇与司马光相互欣赏，议论如出一口，而且约定生则为之作传，死则为之作铭。后来，司马光为范镇作传；司马光死后，范镇为司马光作墓志铭。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赵熙即位，废新法，起用旧臣，拜范镇端明殿学士兼侍读，他已年近八十，加之从孙范祖禹劝阻，未就职，遂改提举崇福宫以银青光禄大夫，再次致仕，赠蜀郡公。元祐二年（1087年）十二月，范镇病故，享年八十一岁。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忠文。此时另一位好友又是同乡的苏轼给他作墓志铭，文中说“其文清丽简远，学者以为师法”、“临大节，决大议，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就”，可谓圣贤风标。 第二位是范镇的侄孙范祖禹。他于仁宗康定二年（1041年）生于华阳，据说出生时他母亲梦见“一伟丈夫被金甲入寝室，曰：‘吾汉将军邓禹。’”因此，被命名为范祖禹。范祖禹从小是孤儿，于是叔祖父范镇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育。但范祖禹仍因为自己是孤儿而伤怀，每当别人参加喜庆宴会时，他都面容凄惨，心情抑郁。于是整日里闭门读书，从不干预无关人事。后来到了京城汴梁，有机会接触一时名人。范镇对范祖禹十分器重，说：“此儿，天下士也”。 范祖禹在仁宗嘉祐年间，中进士甲科。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在洛阳十五年，一心撰写《资治通鉴》，赢得司马光的称赞。司马光认为他“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推荐范祖禹任秘书省正字，当时是王安石执掌朝政，也十分看重范祖禹。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范祖禹十分友善，曾示意范祖禹去拜谒王安石，但范祖禹竟不为名利所动，没去拜谒。丞相富弼致仕以后住在洛阳，很少与人接触，唯独对范祖禹例外。富弼病重时，召来范祖禹授给他临终密疏，主要是论述王安石误国和新法的弊端，言辞十分激切。富弼死后，他人都认为这样的奏疏奏上去肯定会得罪王安石，建议范祖禹不要上奏，但范祖禹还是坚持上奏了。 神宗驾崩哲宗继位，范祖禹擢任右正言。后来吕公著执掌朝政，而范祖禹是吕公著的女婿，避嫌辞职改任祠部员外郎，不久又辞职而除任著作郎，修《神宗实录》检讨，后迁任著作郎兼侍讲。每当哲宗因夏天暑热，暂停讲书，范祖禹上疏“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叫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 其后蔡京在蜀地任职，范祖禹上疏批评蔡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当时的执政大臣想在新法、旧法中间依违模棱，范祖禹上书反对。不久，兼任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上书论述监、司、守、令官职的重要性。 宣仁太后去世，朝迁上下议论纷纷，当权者胆小畏惧，莫敢发言，范祖禹担心小人乘机兴风作浪，危害朝政，上奏皇帝不要听信谗言，遗误将来。又建议皇帝“以大公至正为心，罢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 哲宗绍圣年间，章惇执掌朝政，有意恢复王安石、吕惠卿时期颁行的新法，范祖禹上书皇帝，极力证明章惇不可大用，皇帝没有听从，于是范祖禹请求离开京城去地方。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后又任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贺州二地。不久，又迁往宾州。元符元年（1098年）被贬至化州安置，未几卒，卒年五十八岁。
史书言范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过”。但遇到大是大非问题，往往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从不模棱两可。在皇宫里侍从皇帝，“守经据正，献纳尤多”。每次为皇帝进讲之前，一定要端正衣冠，好似在皇上面前一般，命子弟在一旁侍立，先按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之时事，言简而当，无一长语，义理明白，粲然成文”，被苏轼誉为皇帝的第一号讲官。范祖禹除参预编撰《资治通鉴》外，还独自撰有《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皇政典》六卷。特别是《唐鉴》十二卷，“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 三范的第三位就是范祖禹的儿子范冲。受家族熏陶，范冲自幼饱读经史。绍兴中，隆祐皇后诞辰，宋高宗置酒宫中，从容语及前朝事，皇后说道：“吾老矣，有所怀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聪明母仪，古今未见其比。曩因奸臣诬谤，有玷圣德，建炎初虽下诏辨明，而史录未经删定，无以传信后世，而慰在天之灵也”。宋高宗悚然，亟诏重修神、哲两朝《实录》，于是召范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因为范冲父亲范祖禹在元祐年间修《神宗实录》时，书王安石之过，明神宗之圣。其后王安石女婿蔡卞记仇，使得范祖禹坐谪死岭表。现在复以命范冲担任此职，显然是有意嘉许，于是宋高宗对他说：“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范冲于是详论熙宁创置，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弛张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又极言王安石变法度之非，蔡京误国之罪。宋高宗皆嘉纳之，迁起居郎。 不久开讲筵，升兼侍读。赵构雅好《左氏春秋》，命范冲与朱震专讲。此二人皆一时名德老成，可谓极天下之选。之后又迁翰林学士兼侍读，但范冲力辞，改翰林侍读学士，用其父故事也。不久以龙图阁直学士奉祠，终年七十五岁。 华阳范氏一门三杰，贯穿南北两宋，覆盖唐宋诸方正史，与眉山三苏一样，是巴蜀家学的杰出代表，至今在诸夏版图上，罕有门第与之比肩。到南宋后，又一位史家从四川眉山走入史林，他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 李焘为唐宗室曹王之后，生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绍兴八年（1138年），擢进士第，调华阳簿。 李焘一生著述弘富，《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他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的写作时间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李焘时年40岁。他在知成都府双流县任上，于公务之外，“日翻史册，汇次国朝事实。谓司马光修史，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傍采家集、野史，增广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者仅七之一，《长编》之书盖始于此”。实际上为准备这部著作的纂修，他早就开始动笔了。淳熙九年（1182年），他说为修此书，“网罗收拾垂四十年”。 李焘自隆兴元年（1163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先后四次上进此书。隆兴元年（1163年），李焘在知荣州任上，进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开宝九年（976年），计十七年，为书十七卷。当时李焘49岁。乾道四年（1168年）又进上已修成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共一百零八卷，写成一百七十五册和《目录》册。由《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可知此书在编纂方法上是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此年，李焘54岁。 淳熙元年（1174），李焘60岁，他又进神宗朝《长编》，自治平四年（1067年）至元符三年（1100年），计四百一十七卷。 淳熙三年（1176年）宪宗擢李焘为秘书监，权同修国史，兼权实录院同修撰。朝廷意在专付李焘以史事。 淳熙四年（1177年），徽宗、钦宗二朝《长编》编成，孝宗称赞他“无愧司马光”。北宋“一祖八宗”至此完篇。但李焘仍在不断地修订重编，至淳熙十年（1183年）彻底完成。第二年，李焘就逝世了。可以说这部著作就是他用生命完成的。重编的《长编》为九百八十卷，记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史事，另有《修换事目》十卷，《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共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凡实录、国史、会要、野史、家乘、墓志铭、行状等有关资料，无不广收博采。其中分注考异，详引他书，保存了大量史料。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最初动机，是要整理北宋九朝史事。他说：“臣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岐、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霄、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可见李焘修史，用意深远。 《续资治通鉴长编》选材上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编纂过程也是按长编法进行，先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李焘对史料进行考订，也是遵司马光的考异法，所以时人评说李氏之书是“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李心传语）。“大略皆温公旧规”（陈振孙语）。 李焘从形式上继承了司马光史学，但与司马光作史旨趣略有差异，司马光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为编年一书”。李焘说他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因此，李焘认为他的书不敢称作《续资治通鉴》，只能称作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但李焘以四十年之精力，撰成近千卷的当代史，为治宋史之要籍。《长编》行文简洁，颇有章法，虽无“史臣曰”之类文字，但叙事中有识断；材料增删，足见其用心。 以上诸位巴蜀史家在两宋的历史沉淀中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就其同时代而言，史家辈出密度之大、质量之高、成果之硕，除了巴蜀，再无别处。 顺带再说一下，在李焘之后四川安岳还诞生了一位重量级数学家秦九韶，他进士出身，广泛搜集历学、数学、星象、音律、营造等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南宋淳祜中（1244至1247年），他在为母亲守孝时，把长期积累的数学知识和研究所得加以编辑，写成了闻名的巨著《数学九章》，并创造了“大衍求一术”，被德国著名数学家、集合论的创始人康托尔（Cantor，1829-1920）称为“最幸运的天才”。 “大衍求一术”即现代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组解法，是中世纪世界数学的成就之一，比西方1801年著名数学家高斯（Gauss，1777—1855年）建立的同余理论早554年，因此被西方称为“中国剩余定理”。他所论的“正负开方术”，被称为“秦九韶程序”，即任意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秦九韶所发明的此项成果比1819年英国人霍纳（Horner，1786—1837年）的同样解法早572年。秦九韶的正负方术，列算式时，提出“商常为正，实常为负，从常为正，益常为负”的原则，纯用代数加法，给出统一的运算规律，并且扩充到任何高次方程中去。以上成就均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界相关领域的最高水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秦九韶在《数书九章》序言中说，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这种认知与西方科学史以科学认知上帝的思想路径别无二致，更是华夏数千年此领域的深谷洪音，在晦暗的远东科学史上几成绝响。故清代著名数学家陆心源（1834－1894）称赞他说：“秦九韶能于举世不谈算法之时，讲求绝学，不可谓非豪杰之士”。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Sarton，1884－1956）也说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巴山蜀水在两宋几乎人才喷涌，群星璀璨让人目不暇接，对诸夏保持着绝对的高功率高势能输出。天府之国就是一方德性与才情的沃土，只要大环境安宁平和，这里就是物华天宝的乐土。这样的福地，要是沦陷于乱世，自然是滔天的损失。因此，后世巴蜀儿女，捍卫故土，就是捍卫千年一脉的巴蜀德性基因，也就是捍卫我们自己的不灭魂灵。 附录范祖禹诗一首： 剑阁横空锁蜀门，资中岩岫若云屯。 天倾白日千山底，峡束长江万里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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