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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里有一只手，正在接一滴从一次性水杯的杯沿落下的水滴。 傅高山说，这是一位盲人学员尝试多次才终于捕捉到的瞬间。那位学员说，她从书里读到水滴是很美的存在，就一直想知道水滴到底是什么样子。把照片用凸点打印技术打印之后，她第一次摸到了水滴的模样。
盲人摄影作品《水滴》 33岁的傅高山也是视障患者。他此前是北京一加一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创办人，目前正在上海创办盲人就业项目。
2009年以来，傅高山和他的团队在北京、广州、拉萨等地举办盲人摄影培训，并将摄影作品对外展出。参观者表达最多的感慨就是：太厉害了！盲人也能拍照片？
类似的疑问还有——“盲人也能做饭？”“盲人也要化妆？”
“我们不是说没有双腿我要奔跑，没有双手我要飞翔，看不见我非要拍照。”傅高山说，“看不见并不代表盲人对世界的理解就是缺失的、错误的、没有价值的，他们的视角不同，但同样重要和富有价值。”
10月15日，国际盲人节。世界卫生组织2010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盲人达824.8万，低视力者6727.4万。
每每这样的节点，傅高山总是想表达一点——
真正给盲人造成障碍的往往不是“看不见”本身，而是人们对待视障的刻板印象。科技的渗透，不仅影响着普通人，其实也在大大改变视障者的生活。残障人士的生活，不再是许多人印象中的闭塞、无助、黯淡无光。
这已是一个残障人士多方参与的多元社会。
“有人说你们是炒作，对，我们就是炒作”
紧贴额头，而不是眼睛，这是盲人摄影的特有姿势。但在实现这个动作以前，傅高山需要经历多个步骤。
2009年，傅高山第一次接触盲人摄影，他从新闻里了解到国外一家公益机构长期教盲人摄影。
傅高山喜欢尝鲜。他患有先天性眼球震颤，“就像没有装防抖功能的照相机，眼前的所有事物都在晃动”，好在父母从小并未因此限制他的行动，而是尽一切可能去寻找方法弥补他的缺陷。他是小伙伴中最早实现“信息化”的人，早早买电脑、连上互联网……
也因此，任何一个关于盲人的“新技能”，他都特别敏锐，并付诸实现。他立刻想方设法与这家公益机构取得联系，次年5月，来了两名培训师。培训师首要需要调动学员们的想象力，比如给每人听两分钟音乐，问问他们“‘看见’了什么”。
现在傅高山就是将自己所学传给后来人。
“张开双臂，向前伸直到最大限度，去感知镜头所能达到的拍摄角度。”这个好似拥抱空气的动作，是傅高山帮助盲人感受镜头的角度。再纵向地“拥抱”一下，“感受要拍摄的对象是不是在这个范围里”。
“与众多由非残障人主导项目不同的是，盲人摄影是由盲人群体主导并产生的一种新的摄影方式：他们尝试使用这种方式拍照，在视觉之外拍摄自己和环境之间更多的联系，让一张照片反映拍摄者除视觉以外其它感官感受到的环境。”傅高山说。
拍“热”——有人去拍过街天桥的扶手，因为夏天时那里“滚烫”；也有人会拍临街的空调外机箱，那也是他们出行时的直观体会。
拍“美”——有位小女孩拍出了一朵花蕊，虽很少有人觉得花蕊漂亮，但却是她心目中一朵花最美的部位。因为她触摸到一朵花，花蕊是触感最为柔软的。
傅高山还有一张印象很深的照片，一个路墩直挺挺立在盲道中央。拍摄者把它命名“小腿的情人”，因为常有路墩会设置在盲道附近，以免机动车开上步行道，但盲人常常一撞就小腿生疼，长久留下印记，仿佛情人留下的吻痕。
盲人掌握新技能，其实很快。傅高山说，多数人在大半天内就能结业。
结业考试是拍摄一张合影——分别请左右的人发出声音，就可以判断拍摄对象是不是全部在镜头里。大多数人都能做到。
培训摄影最初的目的是教会盲人掌握一些技能，了解一些视觉和空间概念，但更重要的是，傅高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盲人知道，别人认为他们不能做的事情，并不见得就不能做。
当然，盲人在学习摄影时，还是需要与志愿者合作的。因为拍完的照片，盲人看不见，需要通过志愿者的描述来帮助了解。
“有人说你们是炒作，对，我们就是炒作。我们炒作的目的是希望挑战人们对盲人的刻板印象。让我们苦恼的是，这样关于残障的炒作还太少，并且我们的炒作还很不专业，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多少人了解，真实的盲人是什么样的状态。”
盲人摄影作品《小腿的情人》 “盲人也用微信？”“盲人也做饭？”“盲人也要学化妆？”
盲人真实的状态是何样？在面向盲人群体的新媒体平台“声波帮帮忙”上，盲人互相分享的心得甚至细致到如何抢红包。
“VoiceOver（盲人常用的读屏软件）打开某个应用时有个特点，需要先单击选中项目，再双击打开。按说这没什么，可在抢红包大战中就可能会让你落进难胜之地无法翻身，尤其是在明眼人的红包群……关掉VoiceOver以后苹果手机就变成正常模式，选中和打开目标项目只需要单点一下就好。”
不了解盲人群体的公众会好奇，“盲人也用微信？”“盲人也做饭？”“盲人也要学化妆？”
实际上，盲人是全方位参与到社会中的，生活和明眼人没有多少不同。
而读屏软件是帮助盲人进入互联网的突破口。
“与其说互联网对我们的改变很大，不如说是屏幕阅读软件的成熟对我们的改变更巨大。如果没有那个软件，我们没法进入互联网。”盲人按摩师朱恒裕感叹。
不少盲人使用读屏软件，读屏语速设置到80%甚至更高，这是普通人听起来较为吃力的语速，但盲人就是为了使自己的速度能与别人用眼睛看屏幕一样快。
朱恒裕出门大多使用导航，而不像以前开口问路；打车也方便了很多。“我告诉司机我穿什么衣服，在什么位置，到了之后司机按一下喇叭就可以上车。”
青风是“吃货”，他很早就使用各种app了解饭店的菜谱，到了餐厅就轻松地对着手机点菜。
有盲人特地找到教了十几年盲人电脑基础课程的徐斌，目的是“学炒股”。
佳佳定期在新媒体平台上放出她录制的教盲人化妆的视频。她从小的梦想是当动漫工作者或是服装设计师，但14岁时确诊了眼疾，20岁左右失明。她现在做美容顾问，虽然看不到自己化妆后的样子，但能通过想象，化了什么颜色的妆，大概会是何样。
“感知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缺失了一种，可以用另一种来弥补”
傅高山说，培训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花在如何让学员走出自己的心防。
在学习的最初，有的学员连摸相机的勇气都没有。大多数盲人从小被他人阻止“乱摸东西”，所以特别担心会把相机弄坏。
“我们首先要让他们明白，‘对盲人的刻板印象不属于你们’。”
一开始，总有盲人担心自己拍的照片不够好。因为志愿者和盲人是两人一组，一起确定拍摄主题，一起去寻找表现方法。“我们发现志愿者经常喜欢评价这些照片，‘拍得真好’，‘真清楚’，后来我们给志愿者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禁止评价照片，而需要做的应是尽可能客观地描述这些照片，让盲人拍摄者自己判断是不是喜欢。”
后来，盲人们才逐渐坚定了想法——“最喜欢的、最想表达的，就是最好的。”
在北京三里屯的首次展出之后，一群摄影师找到了傅高山。他们觉得，关于摄影的意义，这群盲人摄影师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在盲人为什么要摄影的讨论中，傅高山说：“其实，失去视觉只是减少了一种认识环境的角度，还有其它的感官和认知方式可以补偿，而盲人摄影拍的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周围环境带给其它感官的刺激、触动和感受。说得再客观一点，一般的照片反映了拍摄者的视觉，他看到什么就拍什么，而盲人摄影，反映了拍摄者的听觉、触觉、嗅觉等或者综合感受。”
傅高山记得有位学员“拍最讨厌的东西”，拍了一幢楼旁边的一堵墙。
问他为什么？
他解释，因为这堵墙很容易在冬天挡住阳光。每当阳光被挡住时，他触摸盲文的手，总是能清楚感受到阳光一点点流逝，暖意消失，他不得不继续触摸冰冷的书本。
所以盲人的照片是需要解读的。解读之后，这张照片就拍出了温度。
还有另一张照片《相遇》，拍摄的是公园里转圈浇水的喷头喷到树干上的一刻。拍摄者是算准了时间拍的。“这就是一张有听觉的照片。”
傅高山觉得，摄影传递出的理念，其实也是生活中的真理——“这个世界是可以不同感知的，你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但不代表你的方式是错误的。”
他第一次体会到是中学时，有次在学校宿舍，停电，他觉得没事做，就剪起指甲。结果宿舍一片惊诧，“没灯你怎么能剪指甲？”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大家剪指甲都是用看的。我那时就感受到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盲人缺失了一种，但可以用另一种来弥补。”
“平等地接受你是其中一员，不俯视，也不仰视”
盲人展览展，工作室给每位学员展出的照片数量是平等的，6个人拍照，就展出6张，或者12张，都是每人1张、或者2张。而不是由好或不好来选择。“这是一种平等参与。”傅高山强调。
傅高山尤其注重提高盲人对社会的自主参与感。他们常会举办一些全国性盲人活动，之前会致电每一位参与对象，希望对方能够独自前来。他们鼓励学员“尽管环境中存在很多障碍，但愿意相信你总有办法解决困难”，也激励他们“如果不尝试着走出去，那你就连被歧视的资格都没有”。
傅高山喜欢举北京办公楼的一个例子，来表达盲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办公楼里，有位打扫卫生的阿姨，刚开始看到一幢楼里有这么多盲人时，表现得有些惊讶畏惧；一段时间后，她变得热情，会主动帮盲人们按电梯，上电梯时也招呼周围人“让他们先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盲人们自己可以按电梯，就会赶在别人想帮他们按电梯之前说，“不要帮他们，他们自己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她已经忽视掉他们的残障，甚至开始过问他们的恋爱经历，为他们介绍对象。
“旁人由了解到信任的过程，是盲人最舒服的自然状态。但达到这个过程太难。”傅高山感慨，多数人都不相信，原来盲人可以跟普通人一样。
“移动互联网和屏幕阅读软件的发展，让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减少了向他人求助的机会，变得更独立。”朱恒裕说。
2015年夏天，2辆旅游大巴载满盲人旅游团，从上海开往庐山避暑。带队者徐斌也是视障者，他说，这是自己所在的盲人圈，头一回集体自助出游。
有人问他们，看不见旅游还有意思吗？有参加者说，至少呼吸到的那口空气，就和上海的不一样。
徐斌通过网络订好一行人的车票，安排好一路行程，还为每一位出行的盲人买好保险、预订好酒店。“我们全坐动车，住的都是四星级宾馆。”徐斌说，他想让出行尽可能提高档次，证明他们也可以享受常人一般的生活品质。
“我始终把自己当做普通人来看。”徐斌坚持这个观点。
相比而言，另一些活动起的其实是反作用。比如有档让明星体验盲人生活的节目，一位参与者说自己不敢喝水，因为怕到外面找不到厕所。“这种所谓体验会误导大众，认为盲人是麻烦的。”傅高山说，“节目完全可以请盲人共同参与，因为盲人可以通过闻气味找到厕所，等候一会儿听哪边有高跟鞋的声音就知道哪边是女厕。”
还有一些营造盲人世界的场馆，却没有注重传达的意义到底是何。参与者往往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没有足够时间适应，就主观认为盲人生活在这种对周围环境一无所知的世界里。
另有一家企业办过为盲人朗读书本的活动，找了很多志愿者，一人读一段，声势浩大。“但他们没有问过盲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傅高山说，“事实上，只要有电子版，盲人完全可以用读屏软件。不同人声、不同语速，并不会有好的阅读体验。相反，活动实际营造出盲人弱势的形象。”
美国有个案例尤其突出。2008年美国政府因美元纸币没有凸点，大小也一样，被一机构告上法庭，认为“盲人和其他视觉障碍者受到了美国货币的歧视”。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盲人最大团体——全国盲人联合会对此并不领情。该团体负责人站出来说，与区分美元相比，就业难才是盲人最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果要改变货币大小，成本大量增加，只会让更多人觉得盲人很麻烦。而美国有超过70%的盲人失业或不能充分就业。
这正是当前傅高山最想表达的。他说，希望人们做的，不是感慨科技能怎样改善盲人生活，而是愿意相信，残障人的障碍是可以通过技术弥补的，是能够与普通人平等享受这个世界的——
平等地接受你是其中一员，不俯视，也不仰视。
“真正给盲人造成障碍的往往不是‘看不见’本身，而是人们对待视障的认知和态度。”傅高山说。
正如一位知名视觉艺术家所言：“所有的障碍都是在人的脑子里。”
题图：盲童在凭借听力拍摄他们心中的世界。 图片编辑：项建英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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