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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百年谜团何日解？ 在二十世纪所有伟大作曲家中，没有人像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那样：他的音乐既让部分人感到深受启发，同时又遭到其他人的竭力反对。 面对澎湃轰鸣的乐队、跌宕起伏的抒情、凄苦悲凉的慨叹，谁能不为之动容并陷入沉思呢？“这可能是什么意思？如何进行理解？自已有能力理解吗？这是在袒露心声、歌功颂德、挖苦讽刺或是有着其他意义？”     尽管每个问题都难以回答，但盘桓在心头的疑问却久久挥之不去。为何无法按常理对一件艺术品进行清楚明白的诠释？原因有二：其一，肖氏创作音乐很少遵从艺术应该具有特定内涵这一原则。其二，肖氏一生在苏联度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任何值得一提的事都不允许说清楚，至少是很难简单地说清楚。 今年（2006年）正值作曲家诞辰一百周年。如果在音乐圣殿中，他的地位比1975 年逝世时更加稳固，则只能说明曾经的谜团比以往更加难解。除了名垂千秋的第五、第七交响曲和著名歌剧《马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of Mtsensk)，包括以前鲜有人问津的第四、第十五交响曲或晚年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在内，肖氏的音乐越来越多地响彻音乐厅。 上演频率虽然在不断增大，但肖氏的音乐似乎是突破了层层误解才得以抵达听众。那些强烈有力的乐段既催人备进又似乎在含沙射影；连绵不绝的凄楚不时被简短、有力的节拍所削弱。在这方面，肖氏与马勒有点雷同，后者为自已树立了交响化思维的形象。
如果将马勒视为深奥难解的控诉人和思维复杂的开创型艺术家，他所面对世界最终只是自己的精神家园。肖氏则囿于时局，被迫与暗无天日、甚至异常恐怖的周遭环境做着斗争。他的音乐不仅内在优雅和活力无穷，而且还记录了一段异常可怕的人类历史，因此值得我们驻足留神。 《马克白夫人》于1936年遭到前苏联官方喉舌《真理报》(Pravda) 的公开抵制——有篇文章杀气腾腾地警告这位29 岁的作曲家，事情将“不会善终”。从这一刻起，肖斯塔科维奇的地位就岌岌可危，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一层面上，肖氏像许多其他苏联艺术家一样，在专制体制的高压之下苦苦挣扎，其面对的残暴和反复无常非常人所能想像。就肖氏而言，他之所以能激发人们特别的热情，不仅因为其音乐雄壮有力，而且因为他本人难以捉摸的处世态度。
多年来一种盛行的观点是，一旦某位艺术家在苏联体制下搏得了或多或少的名气，他在按“官方指令”服务于国家的同时又努力保持着自已的特点。 随着充满争议的《证词》——据称是作曲家口述的回忆录在1979 年出版，一个新形象由此诞生了。在该书中，肖氏被描述成一位深藏不露的异见者，有理解能力的听众可以乐曲中感受到他对斯大林的讽刺和挖苦。然而这种说辞在《证词》真实性的相关确凿证据面前显得难以自圆其说。肖氏与斯大林政权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一争论仍将继续。 作为一种回应，部分人试图将肖氏的音乐与历史或政治背景剥离开来，号召人们关注音乐本身。但这种努力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回避。对于苏联作曲家们而言，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音乐。形式主义是对他们最严苛的指控，即使他们对政治毫无兴趣（像普罗科菲耶夫），也无处不受政治的影响。肖氏的音乐总是与苏联体制有关，尽管并不全是。他最单纯的音乐作品可能要属那些模仿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的前奏曲和赋格曲了。如果不联系到挑战官方意愿这一事实，即使献给海顿的第九交响曲也无法被人理解。苏联官方原本计划用该作品隆重庆祝盟军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
肖氏的音乐现在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必须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去审视肖氏的音乐，但当今的人们却又无法设身处地去体验。 如果肖氏活到今天，恐怕也不会对这种局面感到吃惊。他的音乐本身就蕴含了一定程度的不可理解因素，一方面，在现代人看来，其结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其传达的情感经过了某种“加密”处理，这是对生活中的恐怖无法直接明言的必然产物。 当年不被同时代人理解的马勒曾大胆预测，人们的观点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然而肖氏可能难有这份自信。 注：作者：Joshua Kosma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 20, 2006；编译：Grace of Icebe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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