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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现存《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亦称《针经》）。据《后汉书郭玉传》记载，涪翁避王莽祸，隐于涪水，连名字都不要了，最后“乃著《针经》、《诊脉法》”。若当时尚有《黄帝内经》在，何须写什么《针经》《诊脉法》？可见，涪翁《针经》根本就不是《七略》所言之《黄帝内经》，否则何须再写？而显然，原本《黄帝内经》同样毁于战火，才合理。 史家对于刘歆，并不因为他身为刘氏皇族投靠王莽新朝，而有些许微词，这也是比较奇怪的，大概因为刘歆实在是一位难得的经学文化大师。公元23年，正当王莽兵节节败退，困守长安，来日无多，刘歆此时还有何必要谋诛王莽，也是疑案。对于一个以文化为己任的大学者而言，还有什么事件能比经典俱毁对他产生更大打击呢？因书毁而起，倒是比较合理。父子穷20年校书心血，毁于一旦，刘歆目睹此祸，当感痛不欲生也。是以谋诛王莽，事败自杀。但是，另一位大师李柱国，却未必敢死。李柱国这时下落不明，史书不载。与此同时，却出现了另一位人物：涪翁。 《后汉书郭玉传》曰：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於涪水（即涪江，在今四川省境内绵阳），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於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年老卒官。 “涪翁避王莽乱隐居于涪，以渔钓老，工医，亡姓氏。”（《直隶绵州志隐逸》卷41），涪翁“所居处为渔父村”，“在涪城东四里”（《三台县志·方使》卷9） 《后汉书》言涪翁不知何出，而地方志却知道一些：“涪翁避王莽乱隐居于涪”，什么人需要特称“避王莽乱”呢？而王莽之乱，显然指的是因王莽而引起的兵祸。天下大乱，何处可避？那一定是长安城的人。另外涪翁有一些特点：医术高超，却不业医为生，反而乞讨。不仅医术高超，理论水平也相当的高，还会写书。写的书还不一般的，居然与《灵枢》的别名相同，也叫《针经》。一位身怀绝技的学者不事劳作却以乞讨为生，显然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情况，也就是说，他是孤身一人。他的家眷呢？我们可以猜到，没于王莽之乱了。而他隐居涪水的目的，就显而易见了，就是为了写作《针经》、《诊脉法》。这从程高拜师可见一斑，寻求积年，求了他好久，这么长时间考验之后终于收徒。 “高亦隐迹不仕”，这句话，为什么要用“亦”字呢？去掉这个字，文义通顺，但多了这个字，意思大不相同。程高也（学涪翁）隐迹不仕，这就是暗示，涪翁本该是可以或者本来就是仕途中人。而隐迹不仕，有两种可能，一是以示清高，一是另有要事，但在这里是明确的，那就是为了写书。甚至程高先生也得加入写书行列而无法不隐迹不仕。像这样出类拔萃的医家，隐迹不仕是很强的主观意愿，而这个意愿，显然也不是师门的传承，因为郭玉很轻松的成了太医丞，显然不仕并不成为师门禁条。因此，著述对于涪翁先生，必然是头等大事，连家眷、生活着落甚至姓甚名谁，都已经不在考虑范围，甚至收徒都很勉强。这样一位大师级人物，就这样简单交代是说不过去的。再看看涪翁的徒孙郭玉带来的信息，说到郭玉，地方志与《后汉书》说法有所不同。 《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曰：“郭玉，字通直，新都人也。明方术，伎妙用针，作《经方颂说》。官至太医丞校尉。” 说郭玉写了本书，《后汉书》未记载此事。而《华阳国志》又云：“李助多方，以兹立称。助，字翁君，涪人也。通名方，校医术，作《经方颂说》，名齐郭玉。” 汉和帝时（公元89～105年），年老卒官。也就是说，郭玉年老，死在任上，大约是公元100年前后。而与此大约同时，还有个叫做李助的方士，名气也很大。奇怪的是，同一本书《经方颂说》，《华阳国志》居然说了两个作者，而这两个作者名气都很大。可见采编的编辑，必然听到两种不同的说法，而这两种传说，由一本书联系起来，证明此两位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不仅时代接近，而且似乎还共同接触过与校医术相关的事项。 校医术，亦即校医道、医经、医书。那么，谁有资格校呢？那可不是自许，而是要有学问大家认可的，奇怪就在这里。李助校医术、医书，校哪本，在哪里校呢？当时蜀中，就只有涪翁所作的《针经》、《诊脉法》。这李助，名气还很大，名齐郭玉，就连郭玉的老师程高，只怕也没能与郭玉齐名，也没到能校医术的水平。而郭玉在《后汉书》中，却并未有写书和校医术的记载。 以郭玉的理论水平，校校医术，写下医书，应该是没问题的，但为啥《后汉书》只字未提？可见并无其事，只是民间误传。 而李助这位医家，绝不是等闲之辈。李助与李柱国，名字很接近。涪人翁君，不正是涪翁君吗？而且，这涪人翁君，名气不仅大，还有校医术的评语，还写了一本《经方颂说》。 并且，校医术，汉代是朝堂官方之事，民间是没有这种力量的，所谓的校医术，不是平民百姓能够被定语的。而所谓的校医术，极可能是李柱国在任时的过去事实，以及离任后避王莽祸返蜀而著《针经》、《诊脉法》等，以免医术在七经俱毁之后而失传的伟大事业。至于说民间某位名不见经传的方士，敢称校医术，试问，尔小小方士，何德何能，见过医家七经、经方十一家没有呢？ 这就是在暗示，李助，涪人翁君，就是涪翁，而涪翁，正是李柱国，是郭玉的祖师。祖师的手稿，传到徒孙手里，好事者不知所以然，道听途说，越传越离谱。这一本书就把二人的关系，暴露无遗。 显然涪翁《针经》不是《黄帝内经》，而有能力编写《针经》的人，并且需要避祸的，就只有李柱国，在刘氏父子主持的20年校书工作中，从事医经经方校勘分类，以御医而校书，其医术与学问当世无匹，与刘向刘歆父子必然关系密切，才有可能参与校书，也才有需要避王莽祸的理由。在刘歆谋诛王莽事败身死时，李遁于绵州涪水，隐姓埋名，传下医术，倒也合情合理，剧情完美。这个时候的《针经》《诊脉法》，应为整合“医家七经”精华。也就是说，实际上医经的内容并没有失传多少，而是大部分的被保留传承，这就是涪翁的功劳。涪翁“先立针经”，而没有复原经方十一家，有着充分的理由。其一，《针经》代表着汉代当时最新“医经”医学理论和技术的成就。其二，经方各家在民间仍有着传承，因此不急于再集合还原。这一点可佐证于《汉书·楼护传》：“楼护，字居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楼护之父为长安民间之医，家中藏医经本草经方“数十万言”，现在的几大经典加起来也没这么多字。 关于各种《外经》，现存《内经》所言《外揣》讲以脉诊为核心诊断，浑束为一、四诊合参，而仓公所传《揆度阴阳外变》、《脉变》 不外也是司外揣内之法，揣即是揆度，外变即脉变也。《素问 大奇论》：“胃脉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胃外即胃脉也。更所谓“疾高而外”者，即病在外经、经脉，经脉也即来自脉诊。凡此等外之一字，皆可以脉代之。是以，所谓《黄帝外经》之类，其实就是脉经、诊经。 也就是说，医家七经，基本都没有失传，基本重要部分都保存在现在所谓的《黄帝内经》等经典里面。是以，涪翁即为李柱国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因国破家亡，孤身一人，身怀绝技，隐姓埋名以乞讨苟活，无非为了医学，免于因战火失传。所以，即便今本《黄帝内经》已经远非原著，但与原本既有着相当的传承渊源，名称也已经约定俗成，姑且如此可也。而早期经典如《难经》所引“经言”，是哪部经呢，显然在东汉能有的只能是涪翁的《针经》，而不可能是所谓的《素问》、《灵枢》，关于这条会在《难经》部分加以说明。因此，涪翁、李柱国，是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由于史料不足，仅能得出推测性质的结论，但笔者确信，涪翁非李柱国莫属。 李柱国在医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历来罕有论及。历来秘传的《禁方》，到了仓公时代广泛授徒，斋戒沐浴歃血为盟等仪式已经弱化，李柱国进一步将《禁方》称为《经方》，标志着从某种程度上，方剂学趋向于解禁传播，然而尚未流出宫廷，即已遭逢巨变。后两百年，才有医圣张仲景作方论，而完全公开传世，不再是民间一家一姓独有。这与《禁脉》演变为《经脉》，原出一辙。 医学分流为经方与医经两大类，乃由李柱国肇始，开创了一个划时代的格局，影响深远至今。李柱国不仅是医学资料的搜集整理者，同时也是理论框架的构造参与者。这一点，在比较了仓公所论与早期《针经》九篇所论，可以得出某些明显的差异。如仓公医案，罕有专重针刺方案，而以药剂汤方为主，所授医术中提及镵石砭灸而未涉及针刺，经脉理论尚未与藏府联系等等。也就是说，执笔《针经》的第一作者，非李柱国莫属，即便不是李柱国一人之力，也是他的师门耆老所为，最后由李柱国编辑记录。针医技术，在仓公之后百余年间出现巨大飞跃，出现了微针与针刺补法，这与李柱国等人关系密切，当然这与冶金技术炼铁技术有关，这是工具技术的背景支持。另外便是经脉、腧穴理论的发展，表现为经脉与藏府联系并且确立表里关系，以及膏肓腧穴理论的重大进展，这一切将会在《灵枢》篇章里面进行剖析。正是由于这些重大内容，不能够在医经经方尽毁之后失传，才会有隐姓埋名的涪翁，忍辱负重，所谋者大，使得后人能得见先辈学术与风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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