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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名胥余、胥馀，是第二十九位商王文丁的二儿子、帝乙和比干的弟弟、帝辛的叔父。帝辛时期，箕子官拜殷商太师，因封国在箕地，时人称箕子。 箕子堪称古代中国“走出去”的第一人，或可视作现代“海归派”的鼻祖。相传殷商灭亡后，箕子率领五千名族人远走东夷势力范围的今朝鲜地区，把完熟的中原文化带到朝鲜地区的原始部落，开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端，在大同江流域建立了历史长达八百五十二年的箕氏朝鲜，写下了中朝友谊史上辉煌的第一页，可谓开卷有益。 殷商初期，中国东北地区的外服邦国箕族势力强大，箕族邦国又称基方，地处偏远，其祖上一直与殷商为敌。武丁大帝征服箕人之后，封自己的一个儿子为箕国诸侯，名为“子其（箕）”。一说子其（箕）的封地大致在今山西左权县箕城一带，其地与微子城相邻，后代以“箕”为氏。据此推测，武丁分封的这个儿子最早可能就是今山西左权县箕城的领主，后来奉命迁徙到了箕国。这种可能性在迁都成性的殷商王朝来说是很大的。封地不是工作地点，如比干的封地就在今山东淄博一带，但他长期在中央朝廷工作，在今河北枣强挂职期间还发明了裘皮，担任殷商太师的箕子的封地从今山西左权县箕城一带转到今东北地区也不足为奇。 封地在今东北地区的箕子本人是子其（箕）的后代，在殷商中央朝廷担任太师职务。在商周王朝政权交替的历史大动荡时代中，因性格使然，“其道不得行，其志不得遂。”于是乎“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一手缔造了朝鲜古国，其流风遗韵，至今在朝鲜半岛犹存。 孔子在《论语·微子》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此“三仁”人中，帝辛的大哥微子启向西投奔了周武王领导下的西方社会，箕子向东领导开发了古代朝鲜半岛（类似于古代特区），比干一个人留在国内，以身殉国。同是殷商王室贵胄、子契和成汤后裔，想法不同，选择不同，道路不同，命运不同，结局也大不同，故而有必要在孔子的话后面加几个字：“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而三仁殊途也。”这样就圆满了。 箕子是一个观察入微、心思细腻的人，想象力比较超前，善于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曾经有那么一天，心思细腻的箕子见侄儿帝辛进餐用了精致的象牙筷子，就判断帝辛由俭入奢了，开始腐化了，不会勤俭节约了，就当着帝辛的面叹息道：“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胃口本来很好的帝辛顿时咽不下去饭菜了，横生一股子逆反心理，以后顿顿都用象牙筷子，从一双小小的象牙筷子滑向暴虐无道、酗酒淫乐的不归路。克勤克俭的箕子屡次三番对帝辛苦心谏阻，要求帝辛吃饭回归普通的木头或竹制筷子，但屡谏帝辛都不听，叔侄俩因为筷子问题红了脸。这场筷子风波被后世史家渲染成了帝辛的第一件丑闻。 这时候，帝辛的精神分裂症状疑似有所加重，喜怒无常，筷子成了一块闹心的病。据传帝辛一见到三叔箕子就想起他的筷子理论，气不打一处来，当面要么用一根筷子，要么用三根筷子，横竖不用两根筷子，故意吃给箕子看，气气箕子。有人就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尹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箕子不忍看到成汤所创六百年江山即将断送在被象牙筷子控制的帝辛手中，心痛如割，索性披发佯狂，隐居起来，但又在隐居地高调地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帝辛以为箕子真疯了，将他囚禁起来，断崖式降级，后又怀疑他是装疯，便一竿子撸到底，将其贬为奴隶。 关于箕子在比干死后才发疯而不是比干死前装疯的考据引出了另一种说法：箕子是以比干之死为非的，他不赞成二哥比干不顾大局以死谏诤这种表达意见的极端方式。《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纣王为淫佚，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披发佯狂而为奴。——这段记载说明箕子的内心当时也是十分纠结的，他既不愿追随微子的逃跑主义，“吾不忍为也”，也不愿像比干那样挖腹剖心以致于“彰君之恶”。有人据此判定箕子属于“骑墙派”，也是失之公允，“骑墙派”通常都是两面讨好，两头都不得罪，两头都是好人，但箕子不是，不管是真疯还是装疯，他属于两头都不是人。 又有史书记载，王子比干（有关古籍中处处见“王子比干”一称，似在暗示比干拥有一种不同于箕子和微子的特殊身份）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诤。快被箕子筷子理论逼疯了的帝辛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这后一种说法明确指出了先是箕子装疯而被降为奴隶，尔后比干谏诤未果，挖腹剖心而死。由此判断，比干也是对箕子“披发佯狂而为奴”为非的，他大概也不赞成箕子装疯卖傻明哲保身这种机会主义做法。 以上两种说法截然相反而又不谋而合，都指向比干和箕子不是一路人这一事实，比干和箕子对对方的价值取向都持保留意见。从箕子反对比干“尸谏”来看，箕子或私下或公开评说比干的死把帝辛的恶行放大了，“彰君之恶”，客观上抹黑了帝辛的形象，反倒是一种不忠不孝行为，可见箕子对帝辛的意见远不如对比干的意见大，他本意上还是维护帝辛的，期待帝辛回心转意后重新启用自己，而装疯或真疯是他别无选择的选择，既然人都疯了，一切责任都不在自己身上了，等事态过去，自己重回官位就没有历史污点了。不能不说，箕子的职场选择是一种成本较低的策略。 历朝历代都不乏箕子这样的大官，美其名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云云，总之还是想着当大官的，该明哲保身还是明哲保身，要是像比干那样，“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命都没了，还想什么为官之道，平反昭雪又于事何补？ 持有这种超脱立场和古老三观的箕子后来被推为儒家的前驱，据称其思想上承大禹治水的疏堵之术，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学，儒家奉之为鼻祖，无形中是对比干的贬斥。作为微子的直系后裔和儒家学说的开辟者或集大成者，孔子对于箕子和比干这两位叔祖的态度摆明了厚此薄彼。他一则把比干抬高到“三仁”之二的位置，位居箕子之后，微子之前，主推比干的“忠孝”品牌，二则把箕子的形象提升到较比干更丰满更高级的程度，进而把比干的政绩和思想言论归结为箕子之功。这种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商业化运作历经两千多年的摔打滚爬，渐次演变成孔子儒家拥有独家知识产权的“中庸之道”和“春秋笔法”。 箕子的主要功劳有三，如柳宗元《箕子碑》所说：“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 1、“正蒙难”是说箕子在隐居时（一说箕子的“隐居”应为实则被帝辛囚禁或软禁）日夜不忘心忧天下，以自编自导自演的“箕子操”来寄情抒怀，磨炼自己的忠心意志，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重视体育运动，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期盼有朝一日被帝辛召回重用。 2、“法授圣”是说周武王克灭殷商后，特意找了个机会向箕子咨询治国大道，“正蒙难”的箕子以《洪范·九畴》当面传授，而这本治国理政小册子据传原本是箕子受比干临终委托，给帝辛准备的。帝辛不在了，让周武王捡了个现成的便宜。 3、“化及民”是说“法授圣”的箕子领导五千多殷商遗民在古朝鲜半岛建立了新的城邑国家，后世美称“东方君子国”。这个传说中的君子国在明朝李汝珍的《镜花缘》里有具体的描述，跟传说中的朝鲜半岛社会风气迥异。 另说当初有人劝箕子离开世风日下的殷商，投奔西方的岐周，另谋高就，而微子启已先一步在岐周集团就职了，逍遥自在地享受他在殷商集团同等的级别和待遇。但箕子觉得跟侄子微子启在同一个新单位不合适，那样容易起不必要的矛盾，面对同一个新老板，关系也不大好处。跟微子启在殷商仅仅担任“卿士”（好比企业公关顾问）闲差不一样，箕子在殷商集团的职务是仅次于首席执行官比干的“太师”（好比集团总公司监事长），跳槽到岐周集团，不可能还保留太师的级别和待遇。那时的东夷集团效益也不太好，员工和董事会之间的内讧比殷商集团还要严重。权衡再三，箕子就借口说，我如果去给岐周集团做事，是在“彰君之恶”和“自说于民”，不妥不妥，“遂佯狂”，独个儿隐居在箕山，闲暇时候借乐曲《箕子操》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一说帝辛把箕子囚禁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在今河南西华县），箕子就是在箕子台构思出《洪范·九畴》的战略企划案。 周武王以“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完成岐周集团对殷商集团的并购之后，心里是很不踏实的，史载夜不能寐，吃喝无味。他手下的员工和高管大多是打架斗殴兼使奸耍滑的好手，水平很低，研发新产品开发新市场压根儿指望不上他们。对姜子牙、微子启以及一帮跳槽过来的前殷商高管，周武王还是心里有数的，知道殷商集团破产后，他们的水平和工作能力也是到顶了。他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亲自跑到监狱里把箕子放出来，与其进行亲切友好的会晤。双方就治国理政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集体安全和治乱热点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这就是史家提都没提的“朝歌会谈”，有报道称姜子牙、微子启等官员也参加了会谈。箕子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就把《洪范·九畴》的使用权连同版权一块送给了周武王，但没答应给周武王打工，毕竟，此时的他还是殷商集团的前高管，出狱手续都还没办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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