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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不论您是否认同，近代史学界有“章门学派”之说，您培养的学生中知名学者众多确是事实。您能否说说指导学生的诀窍？ 章：我一直喜欢教书，喜欢学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对我而言是最大的幸福。我教过的学生很多，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能够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起一点激励的作用，点亮学生的思想，我就很满足了。在近代史学界，我指导的研究生大多还是以从事学术工作居多，有一些研究做得很出色的学生，现在都是学术中坚了。他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作为老师是很高兴的，但主要是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 我指导学生没有一定的成法，有要求，更有自由。我对学生的学术训练和学位论文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踏实专注，实事求是，要能体现出高一些的学术眼光，论文应是真的问题，要有自己的心得。求新不是自说自话的，要是在充分的学术整理、资料研习和严密思考之下才能取得的。有的研究自以为创新，实际上是虚假的学术命题，就没有价值。我给学生的自由度很高，我从来不限制学生的研究领域和兴趣，学生可以根据现有的基础和自己的志向，自主选择。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都可以。对于有志向的学生，我会加以引导，提供机会与条件，使学生得到锻炼与提升。有些学生选择我所引导的领域坚持下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以前的教学没有今天考核规定那么多形式上的东西，老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用心于学术，教学可以相长，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教学不一定只是在课堂上，原来指导研究生的数量少，出外参加学术活动，经常会带着学生出去，让学生跟着游学或者参会。学生耳濡目染，开阔了眼界，知道什么是好的学术，如何做优秀的学者，可能也会有所得。学生在学习中，要听课要看材料，但更要思考要动笔，不能只有空想，要知行合一。写东西没有要求数量，不过要精益求精，要是有真知灼见、真材实料、真情实感的。 问：您是著名的大学校长，又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您也走访过很多国际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您认为怎样才能办好一个研究机构？ 章：我的一生与大学相伴，就读于大学、工作于大学、居住于大学，我思考最多的也是大学。我所服务的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史就有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和革命大学的脉络。即使是浪迹海外多年，依然是以大学为家。大学是有生命的，有人格的，有个性的，各有自己的历史沧桑。中国近代和当代都有很多好的大学，有杰出的大学校长，有很多好的办学理念。我们的高等教育也走了很多弯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些错误是周而复始出现的。好的大学，规模或有不同，学科或有差异，但是都有很明确的办学理念和优秀的人文传统。大学承载着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和服务社会的使命，大学的知识创造、传承和学习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好的大学，可以使学者安心治学授业，学生专心向学成才。大学教育不仅是教给学生职业技能，还有人格塑造，要融合专业的知识、独立的精神、社会的责任于一体。 大学需要有精神，史学需要有史魂，一个好的研究机构也要有灵魂，要有学术的信仰。研究机构虽以学术研究为主要职责，也是大学使命的载体。能产生好的原创学术成果，能养成优秀的学者，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就是好的研究所。在历史领域，就是在东亚史或中国史的研究领域，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著名的研究机构。看看他们的发展史，包括中国近代的一些研究机构，都是坚持特有的研究理念，经过长期的积累才形成深远的影响力。 今天中国的大学建设受到广泛的关注，国家的投入也很大，都在竞相建设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也有更多的资源，制定许多的研究计划，但是有些求大求全，为了入选名目繁多的计划，受到各类评估标准、评奖标准的左右。大学和研究机构，甚至变得有些雷同了。还是要有理念，要有特色，有专攻。研究机构需要通过组织和支持，给学者的独立自由研究或学术交流协作提供足够空间。现在课题多了，计划多了，行政的干预也多了。研究机构需要政策和资源支持，但学术研究要保持独立，要按学术的标准去进行。具体的管理方式各有不同，好的研究机构都有一种很浓郁的学术氛围，简单纯粹的学术环境，自由独立的研究精神，进入其中，都能感受到知识和思想创新的乐趣。 问：您的眼光不限于研究历史，还关注现实和未来，您认为史学研究在当前社会有什么样的使命？ 章：历史能有什么用，这是个老话题了，许多史学家都谈过，我也讲过很多。龚自珍在《尊史》中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读史、学史，不是单纯了解过去，还有出乎史的“大道”。这个大道，有人生之道，国家之道，文明之道，生活之道。不同的人读，还有不同的“小道”。我总是说，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远航，不是单纯说史学的研究，也是指历史的航向，既连接到现在，也连接到未来。近代中国的史学家，不仅争论史学问题，更是围绕中西体用、东西方文明、中国文化前途等问题不断论争。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担心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史学危机，但仍然有很多人意识到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史学研究要和大众沟通，公共史学的兴起和应用也说明，史学研究不仅是学者的事，大众对这也有浓厚的兴趣，有求知、知史的渴望。中国关注公共史学比西方要晚，但也反映了这是一种社会发展趋势。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也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全球史的研究也揭示，各地之间的联系原比我们想象中的紧密。史学研究要放开眼界，西方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都不能绝对化，要放眼全球，放眼全人类，把历史作为对人类整体的研究。同时，历史研究不能只面对过去，也要立足现实，把握未来，特别是要关心世界文明走向和整个人类的命运。总起来说，历史的研究，是在守护过去，也是在展望未来。 本文节选自《“史学寻找自己”——章开沅访谈》一文 访谈者：魏文享 章开沅 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 1946年10月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 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 1951年 9月入华中大学(后改名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1985年8月—1991年3月出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2012年3月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 2014年4月，88岁高龄的章开沅向华中师大请求辞去“资深教授”。 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荣休教授、名誉所长，华中师大池田大作研究所名誉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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