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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实不寂寞 文/和 谷 陈忠实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但我感觉一只白鹿依然在原野上游弋。 四十年前，我是通过在西北大学我读书的图书馆，读到《陕西文艺》上《接班以后》的小说，署名陈忠实，然后认识他的。后来又陆续读到了《高家兄弟》《公社书记》，就追随者他的文学的足迹。一直到1975年，他写的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中篇小说《无畏》。后来他又沉积了一段时间，一直到80年代初，他的短篇小说《信任》在陕西日报发表，后来在《人民文学》杂志转载，获得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他得到了信任。从《接班以后》一炮走红到经历了近十年的跌入深谷，由他的短篇小说《信任》又获得了时代的信任，人民的信任。后来，他陆续有一些中篇短篇，一直到他的《白鹿原》横空出世，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座高峰，中国白话文以来的一个典范之作。 在这几十年中，我和他的交往并不多。一直到1992年他的《白鹿原》出版以后，我当时漂泊在海南岛上，有一天下着瓢泼大雨，我从书店里买了一本《白鹿原》。台风呼啸，这个岛飞机不能飞，轮船不能行，更没有汽车可以跑，我就在一个晚上读完了《白鹿原》。我当时就以为，一部伟大的作品诞生了。因为我们从开始读文学作品，从《红楼梦》到后来的“三红一创”的《创业史》，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一直伴随着新时期的文学走过来的。我喜欢柳青的《创业史》，访问过皇甫村和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我就住在他的那个土炕上，土炕一边其实是个牲口圈，喂着牛，一股牲畜的屎尿的味道。那个牛稍微掉一下屁股，牛屎也就拉倒炕头上了。我就想通过王家斌了解中国农民五六十年代的这么一个典型梁生宝的原型的命运，怎么可以从生活到艺术，后来写了《皇甫谈话录》《梁生宝与王家斌》。 当时，我在西安市作家协会，和贾平凹给柳青修葺了坟墓。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我们《长安》编辑部成立了长安文学讲习所，平凹和我是所长，在新城剧场平凹讲小说，我讲散文，还有商子雍、徐剑铭、 张贤亮等，可以说座无虚席。每人两毛钱的票，讲一堂课可能是两块钱吧，七八百听众，每个礼拜天开讲。现在要找这样的场景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我们要记住陈先生的话：文学依然神圣。可能不神圣在表面上，应该神圣在一个人的心灵里，灵魂里。文学是没有用的，没有用是因为它没有小用，没有一般世俗人所说的那种用，它是有着大用的。一次，我从海南回西安，在省作协高桂滋公馆水池边碰见了忠实，我说我在海南岛上看到书，在海南的陕西人都在说你的《白鹿原》，都在读你的《白鹿原》。他说，你在那么远的一个地方还能看到《白鹿原》？我说这是真的。他说，这个比较麻烦，遇到了一些麻烦。这种麻烦，我们可以去仔细读邢小利先生写的《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开始在连播这部文学作品，里边讲的很详细，我就不复述了。当时是不可以改编成影视的，我们期待的电视剧看了，已经没了，当然期待它可以重播。 （左起：陈忠实、和谷、安黎、李星） 为什么和陈忠实后来交往比较频繁一点？有一天，我正在省文联办公室，来了一位北京的客人，一个长头发舞者，舞蹈家，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编导夏广兴。夏是当年小青年的时候，八十年代，我的《市长张铁民》要拍成电视剧，他是一个找演员的副导演。《铁市长》这个电视剧也是三起三落，好在它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当时的频道很少，中央台、省台、市台同一时间播出，李默然主演。但我很快又去海南了。有人说，你的创作正在旺盛的阶段，怎么去海南了？当然有些东西留着后人去解密吧。因为当时的《长安》编辑部已经停刊了，我不能在那个莲湖巷里等死。那个莲湖巷，我后来发现门口有一个牌子，我现在经常还回到那去看那个牌子，依然在那，叫“此巷不通”。是个死巷子，边上是莲湖公园，也就是个半截巷子，你从这进去你还得从这出来，此巷不通嘛。所以，在一个黎明，我也就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巷子，坐上了飞机，一直向南向南，落在了海南岛上。经历了八个春夏秋冬，我又回归到了古城。然后在五十七岁的时候，我又提前退休回到了老家，种红薯，种玉米，写一点小文章。我回过头来说，这个夏广兴当时去海南，也是长头发，也都跑到那个地方去淘金。但是身无分文，我就把他带到一个椰子树下，花了两块钱，我说你先把你这个长毛先剃掉，然后剃成了光葫芦。不然在海南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淘金热啊，什么人都有，逃避婚姻的，逃避政治灾难的，杀人犯，抢劫犯、发财的，提着成箱成箱的人民币在那买地倒地的，所以你半夜三更的让人家挡住，一下採住你的头发把你撂到地上，对吧，头发还是剃掉为好。我当时在司法厅，办《特区法制》杂志，搞文化公司，做海南电视台春节晚会和海口电视台春节晚会。在海上我们租了一个大船，帆都是白的，但我们以诗人想象，这个晚会叫“扬起红帆”。当地人说帆哪有红的呀？我说那诗人这就跟人不一样嘛。海南那么热，那么一个建立新的大特区的地方，肯定是红色的嘛。最后弄了些油漆，把一个帆整个染了红了。北京舞蹈学院一些即将毕业的学生，现在都成为舞蹈界的大腕，他们去了，我们就把船开到海里边，在船上跳舞，爬到桅杆上。夏广兴记着这个事，就到了西安找我，说是要搞一个舞剧叫《兰花花》，我也帮他做了剧本。后来这个事有所变化，我说不做了，别人做别人做吧，现在我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一个题材。他说什么东西啊？我说三个字：白鹿原。 啊？白鹿原？夏就是白鹿原下纺织城长大的。然后我就给陈忠实打电话，我说老陈啊，来了一个北京的舞蹈家，想搞个舞剧《白鹿原》，我来做编剧。他诧异，那还能搞舞剧？那拃胳膊拃腿的，咋弄舞剧啊？我说能弄，你来唐城大酒店，咱说一下。他就来了。我说我们是搞文学的，对于舞剧，任何艺术它都是相通的，我们看过《白毛女》，看过《红色娘子军》，看过《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也就来做这个《白鹿原》。我通读过两遍《白鹿原》，总不能让白嘉轩去到那拃胳膊拃腿吧，舞剧大都是以男女主人公爱情为它的核来展示的。我说就是以小娥为主人公，黑娃、白孝文、鹿子霖，一个女人和三四个男人的关系，就可以构成一个非常凄美的舞剧《白鹿原》。再加上夏广兴是个舞蹈家，他说白鹿原上的麦子怎么样，群舞怎么表现，白鹿原的祠堂怎么表达。老陈也就说，那你们就大胆的弄吧！这就得到了他的授权。我当时参与西安瓮城的南门入城式，做了《有朋自远方来》的歌词，赵季平作曲， 谭晶演唱，准备在瓮城搞一台《白鹿原》，这个事没成。后来就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来做，院长杨青是作曲家，还有作曲家张大龙。舞剧就是舞蹈和音乐，但背后的东西还应该是文学。我们就在一块儿来合作，报到北京市教委给了几百万，用音乐学院的学生作为实习试验的一个舞剧。这前后排练了两三年的时间。期间召开了高层的论证会，我去汇报，与中国舞蹈界和北大、清华的学者一起研讨，赵季平也参加了。首演在北京保利剧院，去的人有濮存昕、吴祖强等，名人很多，演出很成功。 陈忠实先生为了这个舞剧，和我穿梭于西安与北京之间有四五次之多。有一次是参加全国作家协会的代表大会，我和他开完会后到学校去看排练的。论证会、排练、正式演出他去了，后在北京大学演出和学生进行交流。《白鹿原》回到老家，在西安人民剧院演了三场，不送票，卖票，送的票没人看都空着座位，买的票肯定会来看。我去找人民剧院的春阳总经理，我说我和老陈两个总不能买票吧？他说给你一人八张，多的一张没有。我说好，像个文化经营者。我给陈先生把票送去以后，好多文学艺术界的朋友要看，他花了几万块钱请朋友们去看，说人家能看就是尊重我。在舞剧论坛上，陈先生给予很高评价，说是体现了小说的思想艺术精神。《白鹿原》小说出来后，先后有秦腔和北京人艺的话剧，再下来就是我们的舞剧《白鹿原》，2006年之后又有若干的改编版本。有人看完电影、歌剧后说，《白鹿原》也成了小娥传，是不是从你们那个舞剧偷的呀？我说艺术的东西聪明人都知道怎么去做，英雄所见略同，也不见得是偷的，要说偷都是偷陈忠实的。当初看舞剧《白鹿原》时，方英文问我，这舞剧一句台词都没有么，你这编剧咋当的么？我说编剧的脚本，是说这个剧是什么，如何起承转合，每一幕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你看着男的出来了女的出来了拃胳膊拃腿的，那是怎么回事儿么？编剧得用很详细的语言来表述，以及人物的心理程度都得用文字表达出来，便于导演演员们去理解去表现。这也就是编剧要提供给舞蹈编导的一些思想的审美的情感的东西。还是舞剧《白鹿原》这个剧组，后来做了07版的实景舞剧《长恨歌》，我在那做了一年的文化顾问，和陕旅集团张小可合作，现在那台戏据说一年几个亿的收益。张小可投资电影《白鹿原》，当时也是我引荐一块儿和陈忠实在唐乐宫谈的，电影的成功与否可能赔钱，但催生了一个影视城，陕旅集团在文化产品、文化产业上成了一个名牌。后来我和夏广兴、刘姬娜又做了老家铜川的《孟姜女》，评为省上舞剧精品。 我和陈先生去北京多次，有时坐飞机，一次在排练成功后二人在北京机场，他说，我请你喝啤酒，他要了百味啤酒，一人一瓶。再去北京时，他不坐飞机了，说飞机上不能抽烟嘛，把人憋得。那就坐火车，到隔挡间去抽烟。他背的皮包那么重，从不离身，人家以为里边装的是钱还是啥东西，其实也就是硬盒子，里边是都是卷烟。他一般出席活动都不愿意坐到中间，喜欢坐到边上，出入方便，过一会儿就出去抽两口，一支烟得抽三四次才抽完。旅途中我们谈得很深，有些东西也不便于公之于众，有关他个人的命运、家庭、子女、所经历的人生的波折。他讲了一个核心，一个大男人，不要说累，把累咽到肚子里。他讲的人的一生也就是你能承受灾难承受艰难，承受到底你也就成功了。是一个承受的过程，然后才能谈到一个享受的过程。所以他是硬汉子。贾平凹评价他是关中正大人物，主要是说儒学的思想。你看他的《白鹿原》里边没有禅呀佛呀这些东西，讲的是张载的关学。 按说他的文化程度不高，高中生没考上大学。考大学的时候，有一道作文题，他当时是冲着那个形势想写一篇东西，结果一看下课铃响了，他只写了三分之二，没写完。据他自己告诉我，当时他吓得尿了裤子。寒窗十年，最后就这么一下，他崩溃了。他也想着结束他年轻的生命，这是他人生以来第一次大劫。他爸告诉他，天底下种庄稼的一层人呢。所以他回归土地种庄稼，犁耧耙耱，后来做了民请老师，他就抓住文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文学也是害了不少人，就像路遥说的要去北京领奖没钱，他弟王天乐给他把钱借来，说你再不敢得奖了，你要再得诺贝尔奖的话我还要给你弄欧元，我在哪给你弄去呀？这当然是从负面意义去讲的。陈忠实他经历的第二个坎，也就是他写了《无畏》，里边写到“批邓”，所以也就把他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免掉了，政治生命完结了。好在有一颗文学的种子在他的心田里顽强生长，一直坚持到写出了《白鹿原》。在城里不舒舒服服地待着，好不容易从一个受苦的乡下逃到城里来了，又要把他老婆给他擀的面条晾干，再背到那个西蒋村老屋，自己下点面，爬到他祖父留下的那个小低桌上去写作。好多人也都读过他的故事，路遥那么年轻进了作协院，突然一个《人生》获奖了，突然一个《平凡的世界》获奖了，陈忠实比他还要大几岁，陈忠实当了专业作家在作协院里，从院子后边走到院子前边，路上就碰见三个文学青年在问：路遥在哪呢？都找路遥呢，人家不知道陈忠实。他回到乡下，他的同学说，你咋不给咱咥个《人生》那号东西嘛？你还讲究当作家呢？他恨不得钻到石头缝里去。因为《人生》电影当时很火，他的《接班以后》也拍成电影《渭水新歌》，在当时也是很不错的作品，属于文革后期的作品，带有概念化的东西。所以他的写作也是在朋友们互相之间的一种竞争和压力下，或者叫鞭策下成功的。他只有一部长篇，后来他再拿不起长篇了，不超过自己不会写，不会重复他自己，一个《白鹿原》已经把他挖空了。他写的三四十代年的生活，按说他亲身经历的生活应该在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他当公社书记那样的生活，但他的这一种思想境界，对于中国农民命运的理解，就放在三四十年代。当然中间有一笔一下勾连到了文革，只是没有展开。其实他把六七十年代他要说的对于中国农民命运的理解，已经贯穿在其中了，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 他没读过大学，读的书也不见得多，写《白鹿原》以前他读了一些拉美的、欧洲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俄罗斯文学他读的很早，上中学的时候卖了菜然后到集市上几毛钱买了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人在青年时候都有一种文学的梦想，他在于把这个梦想坚持到了最后，而不是半途而废。他后来坚持不从政，曾经有机会到省文联当书记，他三番五次的跟省宣传部长讲，我就在作协当专业作家，我是写字的，搞写作的。现在看来做官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当然文学也是几百万字几十万字里边有几个字，也可能就是要出大问题。我有一天在城墙下碰见一个老头，搬一个凳子在用唐楷在抄《白鹿原》，每天下午抄两个小时两页，我说这个《白鹿原》你看过了么？他说我没看，就觉得有意思，就每天抄一抄。我说你多长时间把这能抄完？他说抄三年五年总把它能抄完吧！抄都得三五年，别说写了。他写了初稿一稿二稿三稿，他也是在用生命写作。 陈先生一直在强调，文学是一种生命体验，要写一部厚重的作品，必须通过个人的情感也就是生命体验，不是搜罗一些故事就可以为之，你把你的血液没有渗透到那个文字里边，写出来的都是昙花一现，一看就是假东西伪东西，没有情感的力量。陈先生是把他爷爷辈他父辈的经历写出来了，为什么会产生小娥这么一个人物呢？他在翻蓝田县志的烈女传，某一个女儿十五岁嫁到某一家，生了个孩子，丈夫死了，她然后活到五六十岁再没改嫁。陈忠实想，这个女人的一生就这么完结了，像鲁迅讲的封建礼教是吃人。一方面是儒教的一种道德力量，同时对于小娥是人性的扼杀，所以白嘉轩这个形象是正面人物，但也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人物。也就在陈忠实推开县志的一刹那，他突然想到难道就没有反抗者吗？他非常激动，然后便产生了小娥这么一个人物，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樊篱，结果这个人物是最精彩的。陈忠实最期待的是电视剧《白鹿原》，拍六七十集才能充分把几十个人物和复杂的社会情景，以及深邃的神秘的心理情感反映应出来。可惜老汉没看上。人生总是有遗憾的。后来，中国歌剧舞剧院排了一台歌舞剧《在那遥远的地方》，夏广兴编导，是写王洛宾的，在四医大演出，请我和陈先生带着夫人去看。第二天我们在小雁塔吃了一次饭，他只喝白开水。他过去喝白酒，后来不喝白酒喝葡萄酒，葡萄酒不喝了喝啤酒，啤酒不喝了喝茶，最后连茶都不喝了。他说，北京一次很重要的文艺座谈会请他去，他说我近年来感觉身体不得劲，有时候突然一下子头脑一片空白，我要出席这样的场合万一出个洋相怎么办？不添这个麻烦了。 我最后一次见陈忠实，是在四医大病房。我听肖云儒说和省宣传部的领导去看了，情况不好。我打听到了他在哪个病房，一道道的门槛，我说找陈忠实，问联系过没有，我说联系好了，就直接进到病房里了。他儿子海力在那儿，陈先生在用午餐，正在吃半碗面，吃着吃着就疼得受不了，把碗放到一边去了。他问了一句，你咋来啦？和他也没说几句话，我说等你身体好一点儿再来看你。他的表情很无奈，也很坦然。然后两三个月都他没有消息。我想，总会有一天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陈忠实走了。 早在2006年，陈忠实知道我要出文集，写序给予鼓励。我说该总结一下了，农村人讲你都一把年纪了，啥叫一把年纪？上了五十岁就是一把年纪。我爸过了五十岁就做棺材了，向死而生啊！在陈忠实去世的前几天，我把他当初给我出文集写的序的手稿，用手机一页一页拍下来。他当时给我写序时，说先把你的散文选十万八万字给我，后来又让给他选一些篇章看，陆续在三几个月里抽空读完，开始打草稿。他一直只是用手写。有一天，他打电话说，和谷你到我这儿来，序写好了。我到了省作协，他高兴地说，我一大早来就开始抄，一直抄到下午四点，抄完七八页，刚拿出去又复印了，你是要复印稿还是要原稿？我说，你要是能舍得我还是要原稿。他说，那你就拿原稿吧。他又问，和谷我好像还没给你写过字？我说，你那字卖钱呢，不好张口要。他笑了，说，唉，朋友说钱就俗了，你看那里边的字你挑一幅。我挑了一幅字，说你看你给我写序，我也没给你拿烟拿酒拿钱，还拿你一幅字，你这不是贴赔了嘛。之后有一次，我到了石油学院他的工作室，给他送我出的一本新书。他取出线装《白鹿原》说，这书得是没给过你？我说没有，求之不得。他又取出一盒古巴雪茄给我，说他抽不成这个味，就抽那个巴山，现在抽安徽牌子的。我说，巴山烟厂垮了，得是让你给抽垮了？至今，他送我的古巴雪茄还在我的书架上放着。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跟着省政协在进行古村落调研活动，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我住的三爻正在建一个空中停车场，到处都是钢铁，下边有一个写字的案子，陈忠实在写字，纸却让风给吹走了。梦醒了，不敢给人说。过了一个小时，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和我们在一块儿，接到最新消息说，陈忠实不在了。 在省作协的纪念会上，让我发言八分钟，我读了一首诗《一只白鹿在原野上游弋》。我是从写诗开始文学写作的，现在六十有五了，我看我还能不能写新诗。近几年来都写旧体诗，在微信上和诗。我在写这首诗时，重新把年轻时候读得稀烂的惠特曼的诗又拿出来读，再读青海诗人昌耀的诗，就激发了我写一首追思陈忠实的长诗的动力。当然这首诗是在我们准备做舞剧《忠实》的一个构思。 忠实不寂寞。 (和谷老师在陕西文化大讲堂“白鹿原下忆忠实”纪念会上的演讲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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