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唐甄的理想国

摘要：中国古代素有重民爱民的民本传统，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期望君主推行仁政，这种观念成为唐甄直接的思想资源。唐甄继承了这样一传统，以此为基、以三代之治为摹本构建了他的理想王国。
　　关键词：清初；唐甄；民本观念；理想社会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6-0052-08
　　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人，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病殁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是清初的进步思想家。明末清初是王朝更替、社会动荡之际，专制政治高度强化，并变得日益腐朽、黑暗，社会矛盾不断加深，民众生活困苦不堪。面对社会政治的大变局，清初思想家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传统进行了反思。唐甄等思想家超越了对于一家一姓王朝兴衰的慨叹，将问题上升到分析总结历代王朝兴亡得失的层面，展开了对秦以来专制政治的批判。每一个思想家对于现实社会提出某种批判性的意见时，在逻辑上说，他一定有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且他所以对现实的社会不满，主要是根据他对自己所追求的那种完美无缺的社会做出来的。
　　在思想史上，思想家怎样认识了民众，也就怎样理解了社会政治生活。思想家对于民众的认识也决定了其对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的构想。思想家对民众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传统儒家“民为国本”的民本观念中。民本观念出现于商末周初，春秋时期得以形成。民本思想从产生起就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获得思想界的广泛共识，唐甄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传统，并成为其全部政治思想的价值中枢和构建理想社会的理论基础。
　　一、理论基础：唐甄对中国传统民本观念的继承
　　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其一，重视民众的重要性，强调民众是国家的基础，实际上也就是统治者实现政治统治的基础，民心向背是决定国家政治兴亡的根本要素。儒家的民本思想发端于孔子；其二，传统儒家强调为民谋利的价值准则。在孔子的观念中，在人口众多的国家中，为政者能使民众富裕和教化民众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孔子又提出了重民的观点：“所重：民、食、丧、祭。”关于重民思想，儒家思想家主要有两种表述：民贵君轻和民水君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荀子说：“民为水，君为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贵君轻和民水君舟主要是针对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说的，并不是在评价民众和君主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因为民众是国家的基础，是政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民心的向背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治乱兴亡，所以民是“贵”的，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得到天下，成为天子。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君、政权、民众三者相比，民众的作用最为巨大，特别重要。思想家认识到，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没有民众也便没有了国家，没有了君主。由于得民得天下与失民失天下的历史不断上演，两汉以后的思想家对于有关民众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而且呼声也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以降每一个时代的统治者。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不仅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民众的重要性，更在主观心理层次上意识到了爱民、养民、利民是其政治责任。
　　唐甄继承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传统，并将其作为全部政治思想的价值中枢，唐甄对于民众的生活特别关注，《潜书》中对于民众生活贫苦的描述特别的多。民众生活问题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稳定、政权巩固的前提。君主爱民重民与否，是关系着君主专制统治安危的大事。爱民养民利民是君主必须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唐甄认识到民众是构成国家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所以民为国本。“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泽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政在兵，则见以为固边疆；政在食，则见以为充府库；政在度，则见以为尊朝廷；政在赏罚，则见以为叙官职。四政之立，盖非所见。见止于斯，虽善为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叙，政日以坏，势日以削，国随以亡。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唐甄认为，民众是国家政治之本，政治所体现出来的四度都是民在支持。民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承担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边疆，是民在巩固；府库，也是人民通过生产生活缴纳税赋充实的；朝廷，是安定生产生活的百姓在拥护尊敬的；官职，也是百姓劳动供养的。所以，为政者不能只见政，不见民。民众是政权政治的基础。
　　从“民为政本”这一认识出发，唐甄认为君主要重民爱民，唯有此社会秩序才能稳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以，唐甄极其强调君主应该以遵守道义原则，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民众。“天下之大可恃乎?甲兵之多可恃乎?君惟不义无道于民，虽九州为宅，九川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椎雀卯也；虽尽荆蛮之金以为兵，尽畿省之籍以为卒，推之如蹶弱童也。”在唐甄看来，足以为统治者所恃的并不是国家之大和军队之强，如果君主对百姓不讲道义，不爱民，那么不管国家的军事多么强大，防务有多么严密，推翻国家政权也易如击碎鸟蛋。即使将天下的金属全部都用来制作武器，令京城附近的民众全部来当兵士，要推翻国家政权也像踢倒一个小孩子那样容易。所以，君主要爱民重民，得民心，国家才能稳固。
　　关于如何爱民，唐甄认为养民、利民、富民是实现爱民的途径，也是政治的目的和统治者的责任。传统儒家一直将“养民”“利民”作为政治评价的标准来品分君主的善恶好坏。从春秋战国开始，以孑L子、孟子、荀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家学派就不断地探讨论述过君主的善恶问题。君主分为两类，即好君主与不好的君主。好的君主也就是有道的君主、圣君、明君、贤君，而圣君是好君主的极致。不好的君主指的是昏君、暗君、暴君。如何区分现实中的君主是明君、贤君还是昏君、暗君，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儒家认为基本的标准只有一个，即统治者是否承担起并尽到了养民利民的责任。唐甄认为，凡是能养民富民的君主，就是一个贤明的君主，是一个好君主，与此相反，视民如草芥，为了一己之利虐民、杀民的就是昏君、暴君。孟子理想中的君主是“使民养生送死无憾”的君主。唐甄的理想君主是唐虞三代的圣王，“尧舜之治无他，耕耨是也，桑蚕是也，鸡豚狗彘是也”。然而，暴君实行暴政，暴政下的民众生活极其困苦，“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食人也”，许多“王公之家”在生活穷奢极欲，“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不甘”，“四海之内，日益穷网，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儒家以养民、利民的观念品分君主，对君主专制政治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使得君主不管是主观心理愿望还是客观事实要求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爱民养民的责任，实行了爱民、养民、富民的政策。但是这一区分君主的标准并不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而是力图构建一个理想化的君主专制政治模式，从而实现天下安定富足的开明专制，这也是儒家民本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爱民利民养民也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政治评价标准。唐甄承袭儒家的传统，认为为政者能够为民谋利就是好的政治。唐甄认为国家政治的目的不应该是营求财利，而应该是养民利民富民，“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困，不可以为国矣”。古代的思想家都认为，好政治与不好政治的区分，其标准也就在于君主是不是能为民众谋求财利。两宋的理学家就以此为标准对伤害民利的秦王朝的暴政进行了抨击：“秦发闾左之戍，也是利，堕名城，销锋镝，北筑长城，皆是自要他利。”唐甄把养民富民作为政治评价的标准，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立国，即使国家富足，巩固国家的稳定，二是在稳定的国家内最大限度地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使民获利，衣食富足。可以说，养民利民是唐甄对于政治评价的标准，是他所理解的国家政治的目的和统治者的责任。
　　二、唐甄构建的理想国
　　在儒家思想家那里，“三代之治”无疑是爱民利民的好政治，因此，“三代之治”就成为儒家心中的“黄金时代”。唐甄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极为推崇“三代之治”，并将此作为其理想政治的摹本。围绕着民本观念，以“三代之治”为摹本，唐甄论述了他所理解的理想中的为君之道和养民富民的具体政策。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都在追求着美好的社会政治生活，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根据自己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理解，构想一个理想国，唐甄也不例外。从唐甄《潜书》中的《恤孤》篇，我们可以看出唐甄对于理想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渴望。清初，一些地方的士大夫筹备了育婴堂来收养弃子。无力抚养孩子的贫困的人都可以把孩子送去。育婴堂里有小孩子的衣服、襁褓，还给生病的孩子看病吃药，并雇佣一些奶妈来照看孩子。但是“诸乳妇多不良，第贪三百钱。得堂中之衣褓，皆用于己子。所养之子，置之不顾，故多病死。其籍记中，病者十二三，死者十一二矣”。堂中虽有察婴的规定，但是一个月才派人来检查一次，所以病死的孩子很多。唐甄认为育婴堂养活了许多小孩子，但是他也为病死的孩子伤心。他认为，这种善事不过是“小补”，“况天下之大，生民之多，饥无食，寒无衣，父母不得养，兄弟妻子离散，婴儿之委于草莽者，不知其数矣。当是之时，天地不能容其生，鬼神不能救其死，心为之痛而手不能援，吾其如彼何哉!虽有仁人，尽出府库之财，尽发太仓之粟，以大赉四海，亦犹之乎育婴堂也”。唐甄将善政比喻成久旱之后的甘雨，将人比喻为禾苗，善政使天下的民众衣食饱暖，是天下人特别渴望的。“天久不雨，诸苗将槁。吴中之人，农众而力勤，车汲之声，达于四境。然灌东亩而西亩涸，灌南亩而北亩涸，人力虽多，无如之何。迨夫阳极阴起，蒸为云雾，不崇朝而遍于天下，沛然下雨，��鞑恍荨５┢鹗又�，苗皆兴矣；沟塍蔓生之草，皆苗甲青青矣。人力之勤，不如普天之泽也。以人譬苗，以雨譬政，若使四海之民，家给人足，衣食饱暖。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男有室以养其父母，女有家以遗其父母，惟恐生男生女之不多也，亦奚待于育婴堂哉?”
　　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唐甄虽然没有明确的论述，但是从《潜书・尊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唐甄追求的理想社会生活，即“君明臣忠，上下和易，老幼保暖，养生送死无憾”。在这里唐甄的“养生送死无憾”是孟子在论述王道时的内容。可见唐甄对于传统儒家，特别是孟子仁政的推崇。君主处在社会政治等级的顶端，是政治运行的中枢和主导力量，君主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孔子认为君主能“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荀子曾说过：“君不贤者其国乱”，董仲舒更说过：“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君主是政治生活的决定力量，治乱兴衰只在君主的一念之差，“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眦”。君主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所以唐甄认为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善治和善政，而只有君主圣明，才能实行善治和善政。
　　唐甄认为，作为天下的统治者，君主是很尊贵的，但是他与其他人在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君主要抑尊。唐甄认为，“圣人定尊卑之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圣人分出尊卑是为了便于君主管理臣下、统治民众，而不是让君主高高在上，远离臣下和民众。唐虞三代的君主德性很高，“古者君拜臣，臣拜，君答拜；师保之前，自称小子，德位之不相掩也。天子之尊，冕而亲迎，敬之也，亦德位之不相掩也”。可见，古之君主从来不以自己是君王而自尊。唐甄认为，作为君主，更要具有尊重他人的美德。然而，现实的君主“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我”，导致“贤人退，治道远矣”。其实，君主不是天神，他与其他人一样也是普通人，“太山之高，非金玉丹青也，皆土也；江海之大，非甘露醴泉也，皆水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尧舜为君的时候，“茅茨不翦，饭以土簋，饮以土杯。虽贵为天子，制御海内，其甘菲食，暖粗衣，就好辟恶，无异于野处也，无不与民同情也”。通过对于三代历史事实的叙述，唐甄表达了他对于三代圣君的渴望。后世的君主很尊贵，就像天神一样。公卿大臣不仅难见君主，而且对君主十分惧怕，君臣关系好似猫鼠。“君日益尊，臣日益卑”。即使有善于进言的人，他的言论也不能被君主听到；即使有明察事理的人，他的光辉也照亮不了民间。臣下与君主逐渐疏远，臣下的才智也渐渐被埋没，即使伊尹、傅说再世也不能劝导君主，即使龙逢、比干再世也不能进谏君王，国家濒于灭亡。“人君之患，莫大于自尊，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足见抑尊的重要性，所以，君主应该抑尊，虚心向各方面学习，“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君主对朝臣更要礼遇，就好像古代帝王对待异姓之臣那样“下之若舅，亲之若甥。咨访时见，敷奏时见，暇豫时见，燕饮时见”。君臣形同鱼水，还要做到“接贱士如对公卿，临鄙夫如对上帝”。古代的贤君，不仅不能欺侮身居庙堂的大臣，也不能欺凌市野乡间的匹夫匹妇；不仅应该向身份高的师傅请教，还应该向身份地位低的郎官博士求教；不仅应该向学问渊博、学富五车的圣贤征询，还应该遍访闾里父兄，求教治理之道。“尊贤之朝，虽有佞人，化为直臣，虽有奸人，化为良臣；何贤才之不尽，何治道之不闻!是故殿陛九仞，非尊也；四译来朝，非荣也。海唯能下，故川泽之水归之；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归之，是乃所以为尊也。”君主地位高，并不见得尊贵，对他人谦卑、恭敬，天下贤人归附之，与之齐心治理好国家，这才是君主尊贵的原因所在。
　　唐甄主张君主自身俭朴，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风气表现为人们趋同一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们对此自然而然、习以为常，成为惯例。社会风气，不是个别人的德性和德行，而是一种已经为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所默认、所遵循的行为方式。“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是风气的最主要的特征和功能。王阳明曾说：“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因此，“古人善治天下者，未尝不以风俗为首务”。社会风气对于国家的治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唐甄认为社会风气的流行，一 定有人倡导。倡导好的东西，就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倡导坏的东西，就会形成恶劣的社会风气。善于倡导的人，顺应人们的性情、习俗互相传染、互相影响的规律，自己做出榜样来带动别人，人们就会追随他。在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中，人们历来把君主作为效仿、学习的对象，因此君主的作风对国家的风气有着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导向性的影响。在唐甄看来，“古之贤君，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如赤子，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海内如室家”。理想的君主就应是这样，为养天下百姓，倡导并践行俭朴，“执风之机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朴。耳不听好音，非俭于耳也，所以养天下之耳也；目不视采色，非俭于目也，所以养天下之目也；口不尝珍味，非俭于口也，所以养天下之口也；身不衣轻暖，非俭于体也，所以养天下之体也。四者，不从心之欲，非俭于心也，所以养天下之心也。当是之时，家无涂饰之具，民鲜馄耀之望，尚素，弃文，反薄，归厚，不令而行，不赏而劝，不刑而革，而天下大治矣”。唐甄认为理想之君应提倡俭朴，除去奢华之习。“朴者，天地之始气，在物为萌，在时为春，在人为婴孩，在国为将兴之候。奢者，天地之终气，在物为茂，在时为秋，在人为老多欲，在国为将亡之候。”君主要“捐珠玉，焚貂锦，寡嫔御，远优佞，卑宫室，废苑囿，损馐品，却异献”。在唐甄看来，君主能够节俭，官吏们受到了君主的影响，于是官员不叨扰百姓，百姓的财产不受损害。君主能够节俭，就能做到根据社会创造财富的多少来决定取用多少，根据获得的多少来决定花费多少，所取用的是所创造的十分之一，国家征用之后还能给百姓剩下三分之一，因此，百姓的负担和国家的开支都很小，这样国家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理。由此推断，君主以身作则，力行俭朴，社会上就会形成去奢守朴的良好风气。
　　唐甄认为君主能用贤对于实现善政特别重要，“为政亦多务实，唯用贤为国之大事。治乱必于斯，兴亡必于斯”，“夫泰否，非天为之，实人为之；大小往来，非时之泰否为之，实君之明昏为之”。如果商纣王和周幽王能追求贤才，重用贤才，那么，在朝中像伊尹、周公、召公那样的贤臣就会有很多，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才干，就会使国家兴旺、民众安康。贤明的君主就在于善于用人，用贤人。关于如何鉴别贤才，唐甄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贤才的发现关键在于开始的推荐和后来的考察。先不要看被荐者贤与不贤，应当首先看推荐者怎样。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贤能不贤能的人各有自己的属类。“从伯夷游者，必伯夷之所与也，无盗跖之徒也；从盗跖游者，必盗跖之所与也，无伯夷之徒也。”只有贤人才能够真正推举贤能的人。让贤人来推举贤人，是为了让他们推举自己所了解的人。但是，只有这一点还不够，只有善于辨别贤人的贤人，才能任用贤人。做到了这两点，便是真正的用人之道。一个人的才能可以伪装，但是他所做的事情不能伪装，所以让他去治理百姓，处理政务，他的才能就会表现出来。一个人的才能即使在开始被录用的时候蒙混过去了，但是在经过实际工作的考察之后却掩盖不了。在君主专制国家中，君主贤与不贤对于用贤与否特别重要。只有君主贤，他才能任用贤能的大臣；只有君主能够辨别人才，然后他才能任用善于辨别人才的大臣。如果君主能够“用冢宰得人，冢宰总五卿得人，以共摄群牧，皆得其人”，并且“恭己虚衷，不敢自是，师冢宰而友五卿”，那么国家就能够治理好。
　　专制国家的君主集权力于一身，难免会出现决策失误或是言行失当，如果君主的悖谬得不到应有的矫正，那么势必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固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此时，谏臣纠偏的进谏对于君主专制统治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除肤疡，不除症结者，其人必死；称君圣，谪百官过者，其国必亡”，谏臣对一个国家十分重要，他可以“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可以“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是“疡医也”!国君可以依赖这样的谏臣，臣子如果能被赋予直臣之名，将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荣耀!国家有“直臣”，皇帝、宠贵和百官都畏惧，不敢胡作非为。除了纳谏，帝王还要广开言路。古代的君主能够以天下百姓之言作为判断事务的标准，听取天下百姓的建议，并且有众贤人做百官辅佐君王，所以能够天下大治。以舜为例，“舜以天下之明为明，以天下之聪为聪，故能进退天下之贤不肖。然何以明天下之明，聪天下之聪?非一人能遍察之也；舜之聪明所以能遍天下者，以得禹宅百揆也。禹宅百揆以总内众职，内众职总牧伯，牧伯总都邑之吏，递相稽也；如衣有领，如网有纲。舜则恭己正南面，而天下在其耳目中矣”。理想的君主就应以臣民为师，允许“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平民百姓都可以评论朝廷政事的得失，君主则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去之。因为“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邑有一郡一邑之智，所言皆可用也”，所以各级官吏都要“以天下之言谋事”，“以天下之事行事”，以至由卿相至庶民，全体臣民“皆谏官也”，而且“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皆可师也”。总之，君主“恭己虚衷，不敢自是，师冢宰而友五卿，举社稷以从……以众明为一明，以众聪为一聪”，就可“不劳而天下大治”。
　　在唐甄看来，理想中的君主是贤明的君主，贤明的君主有着高尚的品德，唯有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的君主才能真正地重视民众和爱护民众。
　　在唐甄看来，理想的社会中，爱民养民是政治的目的和统治者的责任，那么就需要统治者实行养民之法，如何养民，如何改善民众的生活，唐甄首先提出了养民之善政，并具体分为“上善政六，中善政六，下善政六”。“上善政六”包括“勤农丰谷，土田不荒芜”；“桑肥棉茂，麻苎勃郁”；“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廪蓄不私敛，发济不失时，水旱蝗螽不为灾”；“犯其父母必诛，兄弟相残必诛”；“阐幽发潜，彰孝举节”。“中善政六”有“独骑省从，时行乡里，人其茅屋，抚其妇子，民不以为官，无隐不知”；“强不陵弱，富能周贫”；“除强暴奸伪，不为民害”；“居货不欺，商贾如归”；“省刑轻杖，民自畏服”；“察奸发隐，四境无盗”。“学校殿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城隍、道路、桥梁、庐舍修治”；“纳赋有方，致期不烦”；“选勇力智谋，具戈甲干檐，教之骑射，以卫四境”；“天灾流行，疫疠时作，使医疗治”；“蔬食布衣，燕宾必俭”，此谓“下善政六”。唐甄十八善政的基本精神是保证民众的生产，尽可能地减轻民众的负担，改善民众的生活，使民众衣食饱暖。并以此善政作为赏罚官员的标准。在这十八善政中，把“勤农丰谷”列为第一项，由此可见，唐甄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主体，是国家的根基。民以食为天，物质生活资料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唐甄主张以农为本。
　　唐甄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将“居货不欺，商贾如归”也列为善政之一。唐甄对于商品经济或者工商业的看法，与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是不同的，它是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发展对思想家影响的结果。黄宗羲、顾炎武等都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反对抑商为末。唐甄认为“为政之道，必先田市”，“农不安田，贾不 安市，其国必贫”。唐甄把“农”和“市”相提并论，可见唐甄对于商业富民是十分重视的。唐甄不仅倡导农商并重，还有亲为商贾的行动。唐甄晚年时因税赋比较重，田地的收成不能养家，于是贱卖其田，做纱线生意，后来由于纱线生意不好做，又做了“牙”，当时有人讥讽他，说唐甄“举于阆中之场，宦于丹朱之封，亦不贱矣。秉心不二，为行无遗，独违乎末俗所尚，可谓高矣。学《诗》《书》，明《春秋》，而身合乎古人之义，人皆称为君子，可谓贤矣”，而今年龄大了，却“自污于贸市”，实在不应该。唐甄回答道：“今者员客满堂，酒脯在厨，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于市廛，日食不匮，此救死之术也。子不我贺，而乃以消我乎?”唐甄认为只要能保证民生，务农经商都无可厚非。唐甄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增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君主和官吏不要干涉民众的经济生活。“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因此，不可虐取。唐甄举了两个虐取的例子来说明虐取给民众造成的苦难。兖州东门外有个卖羊肉餐的，生意传了两代，他的妻儿雇工等十余人都靠此生活。有人诬告他偷羊，官府罚了他三石米。“上猎其一，下攘其十”，他卖光了经营羊餐的炊事用具还是不够，于是他失去了家业，到路上乞讨为生。真可谓“取其一金，丧其百金也”!潞安府的西山里有个苗姓人，从事炼铁而致富，产业传了数世了。“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鞔，所籍而食之者，常百余人。”有人诬告他窝藏盗匪，“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冶遂废”。过去靠这营生生活的人，现在都没有生活的来源，只好在黄河、漳河一带流浪。正可谓“取之一室，丧其百室也。”相反，如果不虐取，民众的生活会很富裕。“陇右放羊，河北育豚，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这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产业。但是积年累月，斗转星移，就能得到相当可观的财富。这就是“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也”。乡里有比较富裕的人家，嫁闺女娶媳妇，红白喜事，治病求神、请客送礼，需要鱼肉、瓜果、蔬菜等等，跟他做交易的人很多，“缗钱锱银，市贩贷之；石麦斛米，佃农贷之；布匹尺帛，邻里党戚贷之”，依赖千金之户的人特别多，此即“籍一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唐甄认为，只要为政者不扰民，让民众“因其自然之利”而发展经济，经济才能繁荣，民众才能富裕。
　　三、对唐甄理想国的反思
　　民本思想是唐甄理想政治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爱民养民是统治者的责任，统治者应该让民众过上衣食饱暖、安然养生送死无憾的生活。统治者和民众都仁爱、中和，上下形成一种君君、臣臣、民民的秩序井然、整个社会安宁和睦的氛围。这就是唐甄追求的理想社会。总之，在唐甄的理想国中，贤明仁义的君主，应该把自己当做百姓的父母，视百姓为儿女，“惟恐其衣食之不足，居处之不安，日夜念之不忘”。对于臣下，君主要任用忠厚之人，朝廷以外的官员要任用仁慈的人，与君主同爱同忧民众。君臣一同鼓励农民勒奋劳动，教导百姓种植桑麻，增加储备积蓄，同时也要惩治奢侈浪费的行为。“虽有凶年，民不知灾，谷不可胜食，财不可胜用，而天下大富矣。衣食足而知廉耻，廉耻生而尚礼义，而治化大行矣。”于是，“富日益富，安日益安”，“中国之民，和乐相忘；远夷之君，慕义永服。继世之子孙，苟非不肖，谨守成宪，虽于百世无变可也”。从唐甄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代之治是唐甄理想社会的摹本。推崇唐虞三代圣王之治是先秦儒家的传统，唐甄也继承了这个传统。
　　为什么儒家思想家在构建理想社会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以“三代之治”作为摹本呢?中西方思想家都有自己追求的政治理想或者理想国，但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做出了不同的构想。希腊思想家是通过超经验的逻辑推理的方式来构想的，也即形而上学的方式，而中国思想家则是以具体的存在事物为出发点，即通过对远古时代的描述来表达其政治理想的。因此便导致了中国思想家浓重的复古倾向。由于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思想方式不发达，思想家只能以历史上圣王的具体治理状况也即历史经验来构想他们的理想国，只能是通过赞美古代先王之治来表达他所向往的理想政治，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从历史经验出发来表达政治理想的。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去构想政治理想，必然使得儒家不可避免地产生复古倾向，思想家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的追求越是急迫，对于以往圣王之治的推崇就越是迫切；思想家对于以往时代大治的向往就越是强烈，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越是猛烈。这是包括唐甄在内的所有儒家思想家所未能解决的问题。
　　此外，儒家推崇三代之治与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而古希腊也有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城邦，这两个状态下的国家，看似相似，实则国家政治结构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只有君主制度一种，而古希腊的上百个国家城邦中，政治制度各种各样，有斯巴达的君主专制政治，也有雅典的实行民主政治的政治制度，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思想家的视野相当开阔，他们可以将以往存在过的多种多样的政治制度作比较，然后去思考什么样的政治是善的政治。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视野就狭窄得多，他们面对的只有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限制了他们的思维，所以他们无法实现像古希腊的思想家那样对政治制度的比较，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将古今政治做对比，以期找到并建构他们理想中的善的政治。也因此，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历史倒退了，由圣王之治倒退到了无道之君的极端专制，这种认识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解，但是，思想家们恰恰在这种误解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之实现做出了毕生的努力。
　　虽然唐甄一味地推崇三代圣王之治，但是他并不是想复原三代，而是在构建他自己的理想社会，是对优良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憧憬。通过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与建构，他想表达的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态度。在唐甄看来，现实的政治生活是不尽人意的，现实的政治不是爱民养民的政治，他对于现实的政治极其不满，因此，他举起了理想国的武器对现实的君主专制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在《潜书》的结尾篇《潜存》中，唐甄说：“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四十以来，其志强，其气锐，虽知无用于世，而犹不绝于顾望。及其困于远游，厄于人事，凶岁食糠粞，奴仆离散，志气销亡，乃喟然而叹曰：‘莫我知也夫!’不忧世之不我知，而伤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郁结于中，不可以已，发而为言。”唐甄的这段话道出了他写书的目的，即感伤天下百姓生活困苦而著书发言。唐甄的理想国是以“民本”为核心构建的，唐甄认为理想国的政治目的是养民、惠民，君主的职责就是为民谋利。唐虞三代的君王将爱民、保民、养民作为自己的责任，自己权力的行使都是为了民众，天下的一切事务都是为民的事务，管理各种庶务的出发点都是为民保民，圣王下的百官和百官管理的百务也都要归于养民，都要使民众能够发展生产、安居乐业。而后世的君主集权力于一身，为了自己的私欲不惜掠夺天下人的财富，权力完全成了君 主满足一己私欲的工具，君主将爱民养民的责任抛于脑后，成了天下的大害。面对着这样的君主，唐甄设想了他理想中的君主，其原型就是唐虞三代的圣主明君。他设想的君主就是处处爱民、凡事为民的贤德之君。他能够像古代的圣王那样将民众放在心上，为民众谋利，帮助民众生产，积累财富，从而使民众都能过上衣食饱暖无忧无虑的生活。唐甄期盼君主贤明，爱民利民，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除了经济上的利益，民众是否还拥有其他的东西，比如政治权利。西方的思想家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是人首要的不可转让的天赋权利，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认为，“自由是天赐的东西，每一个同类的个体，只要享有理性，就享有自由的权利”。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天赋人权的倡导者，他认为平等是人类的首要权利，除了平等权外，自由权也是人类很重要的权利，此外，还有生命安全、追求幸福的和实行自治的权利等等。西方思想家认为，国家的建立和政府的成立，都是以保障人类的一切权利为初衷和目的的。国家的建立并不是源于强力，而是建立在人类订立的某种契约之上。“人类之所以会订立这种契约，是因为在社会和法律产生之前存在着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人们独立而自由，是一种和平状态，对于自我的保全支配和调解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个人独立生活比较困难，自然状态难以保持，所以人们试图通过订立契约而联合生活，以便于人们能够依靠共同的力量来保护和保障个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和自由的权利。在订立契约的时候，个人将自己的权利全部转让给集体，由于每个契约者都让渡自己的全部权利，所以，每个契约者也都能从集体获得自己所转让出的同等权利，实质上他没有失去任何权利，却获得了更大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由于人民就是主权者，所以不会损害全体成员和任何个人别人的权利。”那么国家的缔结和政府的设立都是为了护卫和保障人类的自然权利，任何政府若是侵犯了人民的财产和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人民都可以不承认它，都有权利去改变它和推翻它。由此可见，西方思想家认为国家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让渡和同意，人民在政府的治理下能够充分地享有生命、财产、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唐甄等传统思想家关注的是民生，谋求的是民众的经济利益，保障的是民众的生活条件。唐甄在《潜书》中反复提及唐虞三代的君王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的事情，如“尧舜之治无他，耕耨是也，桑蚕是也，鸡豚狗豕是也”。他认为为政者爱民重民，主要体现在养民和富民方面。为此，他设计了养民十八善政，并以此作为官吏功绩考核的根本评价标准，唐甄在长子县做县令的一年就主动倡导民众种桑养蚕，发展生产。而且，他认为为政者应该遵循生产的自然规律，不过多地干涉民众，不虐取。唐甄也主张政府应该发展工商业以促进民众经济生活的改善。此外，还提倡废银用钱来盘活资金，促进经济繁荣。唐甄在《大命》、《食难》和《养重》篇中描述了百姓谋事困难的情形，揭露了当时繁重的田赋给百姓造成的生活困苦的现状。在此，唐甄对苛政造成普天下百姓的穷困进行了控诉，更表达了希望为政者能够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的愿望。由此可见，唐甄关心民众仍然停留在对民众的物质利益和经济生活方面，并没有拓展和上升到对民众政治权利等方面的关注，因此，唐甄在改良政治中就忽视了天下民众的政治权利，只看到了民生没有看到民权。在国家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在对国家治理的管理过程中，唐甄几乎都没有给民众留出地位和空间，他所关注的无非就是民众的命运、民众的生活条件，他所向往的社会无非也是君主爱民、为民谋利、民安国保的社会。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民”只是一个集合概念，是一个整体概念，当思想家和君主提到“民”的时候，通常都将“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来理解，所以思想家们所说的爱民、重民的民本思想是以整体的民众为理论前提的，一旦将“民”具体到个人的时候，民就变得甚是微贱，因为具体的“民”只是整体“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微不足道的组成因素，因而就谈不上贵了。然而西方思想家则是极为肯定和推崇个体的价值，他们认为，国家是由个体组成，个人的价值十分大，个人对公共生活和国家的影响也特别大，国家和政府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个体的权益。在中国古代，情况恰恰相反，“民”作为个体的时候毫无利益和价值可言，个体的“民”不是利益的主体，只有个体的“民”处于整体的“民”之中才有价值和利益，并且这个利益也是由君主来谋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民众没有政治权利，他们出于社会的最底层，是被统治阶级，他们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不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是君主的所有物，他们的利益只能由君主来谋，他们只是被爱、被养的对象。不管思想家们在何种程度上关心他们的命运，在何种程度上关注他们的生活，在何种程度上肯定他们的作用，也不会改变民众的社会地位。也即，只要思想家不从制度上寻找出现害民虐民等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否定君主权力的合法性，那么，即使有再好的设想也只能流于幻想，最后滑向对圣主明君的期盼上。制度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任何先进的思想和观念如果不能引出制度的力量”，那它都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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