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号简介 四、关于翻供、未查获毒品实物、可能判处死刑等特殊案件的证据审查认定问题 关于翻供案件的审查判断，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前有罪供述稳定、详细，且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可以采信其翻供前的有罪供述； 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前有罪供述存在矛盾且无其他证据印证，不得采信其翻供前的有罪供述； 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理由合理，可以采信其翻供后的供述或辩解； 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庭前不供述或者供述存在反复，但在庭审中供述，可以采信其庭审供述； 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庭前供述存在反复，且在庭审中不供述，不得采信其庭前的有罪供述。 关于未查获毒品实物案件的证据审查判断： 第一，对于全案未查获毒品的，可以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形：①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犯罪事实；②缺乏其他证据的，不能仅根据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来认定犯罪事实。 第二，对全案涉及多起毒品犯罪事实，部分犯罪事实中未查获毒品的，可以分为三种情形：①被告人供认犯罪，且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认定该起犯罪事实；②（共同犯罪中的）部分人供认，有罪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其他人否认犯罪的辩解不能成立的，可以认定该起犯罪事实；③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在主要犯罪事实上存在重大矛盾，不能认定该起犯罪事实。 关于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证据审查的特殊要求。 应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①是否属于上下家犯罪，以及罪行的严重程度；②是否属于共同犯罪，以及各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的地位、作用；③证明涉案毒品成分和含量的鉴定意见；④是否存在引诱犯罪；⑤被告人有无犯罪前科或者毒品犯罪经历的证据；⑥被告人有无法定或者重大酌定从宽处罚情节；⑦关联案件的处理情况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老师指出，在所有犯罪案件中，毒品犯罪案件所占的比重是比较大，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数量较高。因此，对毒品案件的证据的严格把关，对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就毒品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而言，主要聚焦在程序法上的法律适用（尤其是死刑案件中的证据问题），实体法上值得探讨的法律适用问题不多。 在此，陈兴良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案件中未查获毒品实物，但从被告人家中找到一些笔记，上面详细记录了被告人毒品交易的数量和次数，能否因此认定被告人贩卖毒品的数量？如果数量特别大时，能否进而适用死刑呢？ 第二，按照《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存在“犯意引诱”或“数量引诱”，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果证据无法证明存在“犯意引诱”或“数量引诱”，但不能排除“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可能性的，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 那么，在特情使用未入卷的情形下，要如何证明“不能排除”呢？高贵君庭长认为，对于第一个问题，需要判断其他证据能否达到定罪的标准。虽然书证的稳定性强于供述证据，但是，如果只有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这些笔记，而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案件是很难定下来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可以从被告人与疑似特情人员的联络以及交往情况切入，进而判断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如此审理过这类案件。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老师首先肯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努力，如对于技侦证据的审查尽量采用当庭审查。另外，陈永生教授重点提及证据保管链，其要求责任必须落实到每个阶段（从现场提取到运输到保管到送检到法庭质证阶段）的具体个人身上，且必须建立完整的记录机制。如果证据的保管受到质疑，侦查人员应到庭作证。但从我国的立法规定及实务情况来看，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其中，按照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现场勘验、检查或者搜查时，应当对查获毒品的原始状态拍照或者录像（以前做法只有书面记录），采取措施防止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无关人员接触毒品及包装物；现场提取、扣押等工作完成后，一般应当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对提取、扣押的毒品及包装物进行现场封装，并记录在笔录中；公安机关应当设置专门的毒品保管场所或者涉案财物管理场所，指定专人保管封装后的毒品及包装物，并采取措施防止毒品发生变质、泄漏、遗失、损毁或者受到污染等。 这些规定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没有对保管环节进行规定、在保管存在问题时，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等。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李晓明老师针对诱惑侦查和新型毒品LSD提出了三个问题：警方冒充购毒者，诱使贩毒者邮寄毒品，但警方并没有收到毒品，此次贩毒能否计入？行为人从加拿大网站上购买了一批1P-LSD，LSD在我国属于毒品，但1P-LSD并不在毒品的目录之内，后来的鉴定书则载明“疑似LSD”，此一鉴定书是否合规？如果行为人在出售1P-LSD过程中，对外声称是LSD，要如何处理？高贵君庭长则认为，如果行为人涉嫌多起贩毒事实的话，那么这起贩毒事实可能不会计入；如果行为人仅涉嫌这起贩毒事实的话，则会比较难处理。 对于第二个问题，如果检出了列管的毒品成分，案件是可以定的；第三个问题主要是主客观对应的问题，由于行为人声称出售的是列管的毒品，具有主观故意，如果没有检验出列管的毒品成分，可以按未遂处理。 部分律师从辩护的案件出发提出了相关问题： 问题：第一，具有亲密关系的二人在证言中指证被告人为其提供毒品，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毒品犯罪；第二，在二人证言对犯罪时间等内容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应当如何鉴别证言真伪；第三，由于我国侦查阶段同步录音录像只能拍摄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脸，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张存在诱供，但根据录像无法辨认讯问时侦查人员肢体动作的情况下，该如何考虑诱供的真实性？ 对此，高贵君认为，在存在亲密关系的情况下，二份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相当于一份证人证言，若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可能不会认定该起犯罪事实；其次，在通过同步录音录像很难判断是否存在威胁的前提下，排除非法证据的难度可能较大。因此，这种主张可以通过动摇法官内心确信来实现其目的。 问题：从律师的辩护活动出发提出四个问题：第一，针对公安机关不认真查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立功线索，甚至出具存在瑕疵的无效线索回函，致使破案后不能证明被告人是否成立重大立功的情形应当如何处理；第二，针对毒品犯罪中的技侦证据，法院会如何进行审查；第三，由于我国各地对毒品犯罪的量刑标准不一，若犯罪分子在外省被查获，法院会如何处理；第四，司法实践中贩卖毒品罪在什么情况下会认定犯罪未遂？ 高贵君认为，首先，被告人提出立功线索但公安机关不认真查证的，法院会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查证，即使无法认定成立立功，法官在是否适用死刑上也会进一步考虑；其次，针对技侦证据，如果发现删改痕迹，法院会排除适用。针对其中的暗语、方言等，公安机关应当出具说明，若被告人否认自己是声音主体，还需要进行声纹鉴定；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在统一量刑标准上已经做了一定努力，规定了各地毒品犯罪数额的下限，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核准中也会进一步考虑这种情况；最后，针对毒品犯罪未遂的认定，司法实践也在逐步摸索，在运输毒品尚未起运、贩卖毒品未进入交易现场、制造毒品未制造出成品或半成品等情况下，可以认定为犯罪未遂。 问题：第一，针对特情侦查与技术侦查，汤律师认为技术侦查可以包括物的技术侦查与人的技术行为，因此特情引诱是否就可以作为技术侦查的一个分支？第二，特情引诱作为毒品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律师可以参考与把握的标准根据为何？第三，特情引诱严重的情形下不作为犯罪处理，这是实体法的出罪根据还是程序法上证据不足的结果？ 高贵君认为，首先，从实际上来看，技术侦查、特情引诱与控制下交付在实践中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特情引诱并不是技术侦查的一种情形；其次，诉讼中特情引诱证明的核心还是辩方向法庭的举证，如果辩方无法证实，控方又无法否认，那么量刑上会留有余地；最后，针对严重特情引诱不作为犯罪处理的依据，过去的文件只是从实体角度进行考虑，现在对该问题的认识已经具有了程序法的色彩。 问题：第一，控制下交付存在使用假毒品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应当如何进行审查与辩护？第二，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使用见证人存在不规范的情况，若辩护律师提出，法院在定罪或量刑阶段会不会予以考量？ 高贵君认为，若要主张交付毒品为假，需要进行鉴定。若毒品灭失，在量刑上会予以考虑。随着我国证据规则逐步发展，这种情况也会做出更加完善的认定。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三个问题 问题：第一，在《武汉会议纪要》等文件中要求新精神活性物质要在流入非法渠道后才可以认定为毒品，但部分基层司法机关对于列管物质却一概认定为毒品，应当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第二，公安部公布了一个可以检测120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标准，对于该标准法院有无意见？第三，实践中对涉及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犯罪有没有适用过死刑？ 高贵君回应，首先，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因此，《武汉会议纪要》规定正规厂家生产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流入非法渠道才是毒品，但新精神活性物质不同，其在我国没有正当适用途径，因而只具有毒品属性；其次，对于公安部的鉴定标准更多的是一个技术问题；最后涉及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毒品犯罪在实践中还没有判处过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对其他新类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也是很慎重的。 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十余年来，毒品犯罪量刑标准不断上涨，应当如何看待死刑对于控制与打击毒品犯罪的功能与作用？ 高贵君认为，我国在《1979年刑法》中规定了毒品犯罪，但那时毒品犯罪案件较少，而现在的毒品犯罪已经“遍地开花”。在所有死刑案件中，毒品犯罪一直占突出地位。从实践经验来看，对于毒品的遏制不能单靠重判多杀，更要依靠社会的综合治理。这些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控制中国死刑，所以毒品犯罪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在逐步提高。并且，在数量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越来越重视相关情节的作用。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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