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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子作《对禹问》，直以孟子天与贤与子之言，为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孟子》所称舜禹益之避，皆有事实，岂为之辞乎？ 论古者，当就其事而思求古人之心。不可以一时所见，辄持一议以非之。然非代古人而处，确知其必有如是者，不能得也。初，舜之被尧举而登庸也，即举禹治水，卒夷洪水之难，弼成五服。声教讫于四海，禹之为功于生民莫大矣。而舜之子又非贤才，故袭尧迹而禅天下于禹，无可疑者。至禹之子既贤，似可无禅矣，然禹之心，必得如舜之禅而后安也。韩子之言曰：“禹以传子为虑后世。”夫受人累禅之天下，至已身而独以与其子，曰吾以虑后世也，其果然乎？ 夫圣人之取天下也，皆不得已也。舜不得已而受之尧，禹不得已而受之舜。古也传子，今也传贤。谓传子可为世法者，亦必有不得已焉。而后反之其初，其可也。今也同朝之贤圣，幸尚有益存，而益又所与同治水成天下之大功者，则禹之心以为天下必当归于益，而天之必与益以天下也。启虽贤，固不若益传贤，虽非正法，而有益之贤，且有大功，固不可谓传贤之事不可复行也。以此求知，禹之必传天下于益，决矣。虽然，吾又以知益之不受天下，较之舜禹而又甚也，何也？尧舜之子不贤而启贤，则传子可复也。益又宜知己之贤，不如舜禹，而功亦不如舜禹。吾意韩子所谓“虑后世”者，即益之为也。 盖禹之初命益，而益之辞让，必将曰：君之子启贤，臣又弗能任天下，请传之启，以为后世法。禹固不听，而必荐之于天，益弗能禁也，益欲去相而早避之，禹更不听也，必又将请曰：君必授臣以天下，君之子贤，天下必不归臣，往者南河阳城之避，皆去天下以让嗣子，万一臣不幸而当其日，请效其事，若天下自归启者，请令启必受之，无以君之授臣为辞。夫如是，启亦不能无以许益也，何者？舜、禹之避，固欲天下之归嗣子，而嗣子受之也。然则禹之授益，益之终让，启之竟立，皆有以自处矣。 盖此事可疑议者有三焉。递禅而无已，则觊觎必生，祸乱必起，圣人自当早为之所，不容避嫌而长乱，一也。益见启之贤，不能坚让于前，而犹循舜禹之迹，二也。启幸天下之归已，公违父命而立，何以为贤能敬承父道，三也。故揣其情事，以为必出于此，不然，则皆无以解也。 夫尧之求得舜而禅之，以舜之圣，固无虑其后也。舜以禹之功大而又禅之，禹又以益之在尧舜之时，与己共功，而又欲禅之，果天下皆归于益，益亦无可禅者矣。古之为天子者，必得诸侯之归，虽禅也，而成之仍在诸侯，亦不足为多虑也。若以禹之传子为虑后世，而无授益之事，则羿浇之祸，即起于再传之后矣，又谓何哉？ 注释 羿浇之祸：上古传说中勇士羿和浇的并称。浇，也写作"奡"。 夏代寒浞之子。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 清孔尚任《桃花扇·投辕》:"你那苏张舌辩高，我的巧射惊羿奡。" 今译 韩非子作《对禹问》，只不过是因为孟子的上天授与圣贤授与你的说法，为了求得他的说法妥与不妥，从而为之言说一番。《孟子》一书所称颂的舜禹益避让之事，都有事实，又有年代与地点，难道只是一种说辞吗？ 说起古时候，应当就某件事而想着寻求古人之心。不可以拿一时所见，就坚守一种议论去否定它。然则不是代替古人而处事，确实知道他们必然会这样，不能不这样。当初，虞舜被唐尧举荐而登上帝位，就举荐大禹治水，最终消弭洪水之难，辅佐成五服之礼。声威教化截止于四海，大禹对于民众功莫大焉。而虞舜的儿子又不是贤才，所以因袭唐尧之迹而禅让天下给大禹，这是无可怀疑的。到大禹的儿子已经很贤良了，似乎也可以不需要禅让了，然而大禹的心事，他想的是必须要像虞舜禅让而后才安心。用韩非子的话说：“大禹因为传位给儿子是为后世考虑。”受人之累而禅让天下，到自己这里而独将天下传给儿子，说我是因为在考虑后世，他果然是这样吗？ 圣人取得天下，都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虞舜不得已而从唐尧那里接受天下，大禹不得已而从虞舜那里接受天下。古时候将天下传给儿子，现在将天下传给贤能的人，说传给儿子可为世人效法，也一定是不得已的事情。然而后来的人和这最初的做法相反，他们可以这样。现在同朝的贤圣，幸好还有益这个人存在，而益这个人又和一同治水成为天下立有大功者的大禹友好，然则大禹的心事认为天下必须要归于益这个人，而上天也必须将天下传授给益这个人。大禹的儿子启虽然也贤良，本来不如传位给益是为传贤，虽然不是正当的办法，然而有益的贤良，并且益有大功，本不可说传给贤良人的事不可以再实行。按照这点求知，大禹必然将天下传给益这个人，决定了。虽然如此，我又因为知道益这个人不会接受天下的，他这态度较之虞舜大禹而又要厉害些，为什么呢？唐尧虞舜的儿子不贤，然而启却贤良，那么将天下传儿子这传统也可以恢复了。益又当然知道自己的贤良，不如虞舜大禹，而他的功劳也不如虞舜大禹。我的意思韩非子所谓“虑后世”者，就是益这人的所作所为。 大禹最初命益接受天下，而益这个人却辞让，他必然说：您儿子启就很贤良，我又不能胜任天下，请您将天下传给启吧，以此为后世效法。大禹意志坚定不听益的话，而必然举荐益这个人担任天下，益不能禁止，益想要去掉相位而早点避开他，大禹更加不听益的话，必然又会请求他说：我必须把天下传给你，我的儿子贤良，天下必然不会归你，过去有南河阳城之避，都是把天下让给儿子，万一你不幸而当其日，请你仿效这件事，如果天下自动归于启，那就请你叫启一定接受，不要因为我把天下传给你作为托辞。只有这样，启也不能够没什么许给益，为什么呢？虞舜、大禹的避让，本来想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他们的儿子也可以接受。既然这样，那么大禹把帝位传授给益，益也终于禅让，启被人敬立起来，都是有作为的自持。 这件事可疑的可议论的有三个地方。帝位的接连禅让而无穷尽，那么觊觎必然产生，祸乱必然兴起，圣人自然应当及早为他安排一个处所，不容许因为避嫌而长期混乱，这是其一。益看见启很贤良，不能坚决辞让在前，而还遵循虞舜大禹之迹，这是其二。启幸好天下已经回到自己手里，公然违背父命而立为国君，凭借什么作为贤能敬承父道，这是其三。所以揣摹这件事，认为必然出于这点，不这样，则都无从解释。 唐尧寻求到虞舜而将天下禅让给他，以虞舜之圣明，本来无须考虑他后面的事情。虞舜因为大禹治水立下大功而又将帝位禅让给大禹，大禹又因为益在尧舜之时，与自己一起立功，而又想要将帝位禅让给他，如果天下都归于益，益也就没有可以禅让的人。古时候作为天子，必然要得到诸侯的归附，虽然有禅让一说，而成败仍在于诸侯，这也不足为多多考虑的事。如果因为大禹传给儿子是为后世考虑，而没有将天下授与益这事，则羿浇之祸，就会起于再传之后，又是什么原因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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