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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元明清青花瓷的特点与风格

 我爱古瓷 2019-04-24
青花瓷,“白地蓝花瓷的专称。典型青花器系用钴料在瓷坯上描绘纹饰,然后施透明釉,在高温中一次烧成。”[1]或“瓷器高温釉下彩之一,是白地青花瓷器的专称。用含氧化钴的钴土矿为原料,在瓷器胎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2]除上述工艺、制作上的界定之外,青花瓷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清幽淡雅的呈色、丰富多样的图绘装饰及其所承载的独特的社会审美观与文化,这也是其成为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瓷器之一的要素。
  在中国陶瓷历史中,青花瓷成熟于元代,盛行于明清两朝,经过元明清的鼎盛发展,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也确立了其在我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下文将结合中国古代文化及社会审美观,分述元明清三代青花瓷的发展特点与风格。
  
  一、元青花瓷
  
  元代青花题材众多,纹饰丰富,取材广泛,色彩鲜艳,有花卉、鱼藻、翎毛走兽、龙凤、人物等,早期的大致都是花卉、翎毛走兽、龙凤,后期由于受元曲和小说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戏剧故事及人物题材的作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青花人物图器物有“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鬼谷下山”青花罐、“昭君出塞”罐、“三顾茅庐”图罐、“西厢记”人物图罐、“尉迟恭救主”图罐等。画面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用山石芭蕉、松竹梅兰、大片云点缀,如果将这些画面展开,每一幅都是非常完美的艺术画卷。
  元青花瓷的造型多为模制,所以八方瓶、六方瓶、扁瓶特别多。且大多造型硕大,较大的器物纹饰装饰层数非常之多。受波斯国家的影响,这些纹饰不仅多,而且琐碎,一般都把元青花中纹饰层次丰富的称为“至正型”青花。当时的匠师们在烧制青花的基础上,利用钴蓝进行器物绘饰,这种钴蓝色料主要是从波斯输入的,很能代表元代文化的特点。
  这一时期青花瓷的特点与风格,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元代文化的多元性。同时,元朝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开展海外贸易,对瓷器的外销非常重视。元青花瓷的外销主要是在四个地区,即北非与西亚、东非及阿拉伯半岛的沿海地区以及南亚、东南亚和日本。
  中国陶瓷的发展在宋代登上了第一座高峰,所有的陶瓷体系都是各领风骚。但元青花的出现与骤然兴起,改变了宋代所建立的含蓄的美学观,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其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的特点,与同时期的社会审美情趣也不无联系。可以说,后来能够撼动青花地位的瓷器,大概只有清代中后期出现的粉彩。
  
  二、明青花瓷
  
  明朝是中国瓷器烧制的全盛时代,并以其突出的贡献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明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与发展,不仅把青花瓷的生产推向一个高峰,而且还创烧出色釉青花和青花加彩的新品种。
  明早期青花瓷
  明初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造型种类繁多,并以其胎釉精细,色调浓艳,造型多样,纹饰精美而久负盛名,被称为我国青花瓷的黄金时期。永、宣时期瓷器的烧造,给青花瓷器定了一个基调:首先瓷器的尺寸要大;第二,永乐瓷器的形制,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第三,永乐瓷器的纹饰内容呈现出强盛的态势,彰显出开国时期的一种精神。
  永乐时期,明朝与波斯的贸易,可能是导致永乐瓷器波斯造型、纹样众多的原因之一。一般说来,永乐青花瓷具有优美俊秀、厚薄适度、器型轻盈、色泽浓艳、纹饰舒朗的特征,在胎料上比元青花更注重选料、淘炼,故胎质细腻洁白,壁较薄。瓷釉色白中闪青、肥厚、莹润、光亮和平滑,少有开片。且永乐青花瓷除大盘、扁壶等少数大器外,多数器物的底部均已施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特征。永乐青花瓷纹饰流畅,取材于自然,多样而生动,一改元青花多层次而又繁富的特点,构图严谨而笔意自然,其主题纹饰仍以折枝、缠枝花卉为主。
  宣德时期,青花瓷器就逐渐摆脱了波斯文化的影响,波斯造型逐渐减少。宣德青花瓷数量大,质量好,且造型敦厚凝重,制作精致,器型较大。胎质细腻洁白,釉色晶莹肥厚,青花色泽鲜艳,是其主要特征。
  永宣时期青花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进口青料“苏麻离青”的运用,这种青料绘在瓷器上,有深有浅,层次分明。总之,永乐到宣德时期,瓷器高速发展,其质量和品种,被后世公认为是青花瓷器的巅峰之作。
  明中期青花瓷
  明中期的青花瓷,造型上从敦厚豪放变为轻巧俊秀;青料也开始采用国产的平等青,色调淡雅清新;绘画风格又以疏朗为主。与之前永乐、宣德,后之嘉靖、万历相比,在制作格调上均有所不同,成为明代青花瓷发展的第二阶段。
  成化时期的青花瓷,造型玲珑秀丽,胎体细润晶莹,绘画淡雅幽婉,以轻盈秀雅的风格独树一帜。成化青花中期后已改用平等青,所以青花瓷器青色淡雅、花草疏淡,强调平涂和线条,摆脱了苏麻离青的浓艳。且成化青花基本没有大件,多是极其规整精细灵巧秀美的小件。“成化少器”是其突出特点,而造型庄重圆润,玲珑俊秀,具有艺术上的线条美。成化青花在纹饰方面舍弃前期粗笔、重彩、厚釉的形式,改以薄釉、工笔、勾染的画法,精心构图,纤细线条,均匀渲染,配上诗情画意题材,构成一种清新脱俗、洋溢生活情趣的艺术画面。装饰题材主要有花卉、禽兽花鸟、人物等,其中人物纹饰非常有特点,除了大量的婴戏纹,“成化一件衣”也是其主要特征。而弘治青花纹饰在布局上较之成化青花更为纤巧细柔,舒展流畅,画面显见收缩,留白较多,这也是其最大的特点。
  正德时期的青花瓷,与前两朝的清淡相比,渐渐变得青翠起来,在造型和工艺上,也逐步改变了前两朝时盛烧小器和以盘、碗为主的单调风格,大型器物逐渐增多,品种更为多样,纹饰题材也更加丰富多彩,装饰阿拉伯文字的青花瓷器此时也大量出现。
  明代官窑青花瓷年款,成化时已成定制,字体、书法、位置排列都为后代典范。以青花楷体六字双竖行“大明成化年制”为主,亦有横行书,但绝无四字款。款外有双圆圈或双方框。排列不够整齐,色泽浓重深沉,透入胎骨,绝无漂浮感。正德时青花瓷款识与成化、弘治时期稍有不同,即以“正德年制”四字双行居多,字体略大于弘治款,笔道刚劲有力。
  明晚期青花瓷
  明代至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政治、经济开始逐渐走向衰落阶段,也影响到景德镇青花瓷的烧制,质量明显下降,大部分产品制作较为粗糙,工艺不精,其风格与前代差异很大。但值得一提的是嘉靖时期的青花瓷开始使用回青(又称回回青),所以纹饰也更幽浓,也出现了制瓷的崭新景象。
  嘉靖时期的青花瓷,色调鲜美浓艳、器型粗犷、烧造数量多,造型以浑厚敦实风格为主。纹样极其丰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道教题材的青花瓷器集中在嘉靖时期大量出现,如纹饰中的八卦纹、云鹤纹、葫芦纹、回纹、灵芝纹等都是典型的道教题材,造型有葫芦瓶、香炉等。嘉靖青花款识全为楷体,六字双行和四字双行均有,还有其它排列的,字体瘦长、笔划较粗,刚劲中藏秀逸,布局往往斜行不齐。
  隆庆时期的青花颜色最为浓艳,人物纹饰的典型特征即是长腰短腿,款识也由“大明某某年制”改为“大明隆庆年造”。这是隆庆青花的三个典型特征。
  万历青花瓷器的典型特征就是装饰繁缛,密不透风,主题不明,比例失调,道教题材更为流行。但器型多种多样,烧制数量大,同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镂孔透雕与塑雕的工艺手法,使作品显得非常丰满。万历青花款识又改隆庆时的“造”字为“制”字,六字款多于四字款。字体上也改变了前朝楷书为主,而用楷、篆、隶、行,笔法刚劲有力,端庄工整,书法颇似颜体。
  纵观来看,明代青花瓷有这样一个过程:浓艳,疏淡,又到浓艳;画风从繁复到疏朗,又到繁复。资本主义的萌芽,大大刺激了中国瓷器的生产,尤其是青花瓷器,充分显现出商品的特性,并超过了最早的艺术特性。永宣瓷器艺术特性明确,而嘉、万瓷器商品特性明确。
  
  三、清青花瓷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制瓷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乾隆以后,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与社会动乱,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景德镇官窑瓷的质量急剧下降,到鸦片战争以后,景德镇瓷业更是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质量下降且数量锐减。
  康熙年间,青花瓷呈一种自由开放的态势,不仅制作质量高,且色调古雅幽艳,层次分明,有“料分五色”之说,如水墨画中的“墨分五色”。康熙青花瓷的发展亦可分作几个时期,由于原料的不同、工匠技术的提高,胎质渐趋变薄,色泽愈发细腻润白,纹饰风格由早期的粗犷、浑朴渐至中晚期的纤细,而每一期瓷器造型都丰富多样。
  雍正时期的青花风格突变,十分规范、收敛,毫不张扬,并烧制了大量“仿古”瓷器。雍正青花的风格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追明永宣青花瓷器,仿得几乎一模一样;另一种风格就是淡描,直追成化。淡描青花是受万历铁线描的影响,用细线表现图案,用很淡的色彩渲染一种艺术效果,追求淡雅的艺术风格。
  乾隆青花瓷传世品种十分丰富,多强调形体比例,造型端庄规整,追求新颖奇特和风格上的华丽秀美,大小器物都做得非常精致。纹饰也极其丰富,仅常见纹饰就有五、六十种。但总体而言,浑厚不如康熙,秀美不如雍正。乾隆青花瓷造型的“精巧新奇”,跟其高质量的胚胎是有很大关系的,乾隆青花瓷整体注重制瓷质量,胎质洁白细腻,修胎工艺精细,致使器型规整,厚薄适度。乾隆晚期,胚胎制作渐趋粗糙,胎质略软,色泽微泛灰,与康熙、雍正时相比,胎体略厚,这已是整个清代瓷业走向衰落的先兆。
  元、明、清青花的总体发展脉络,或多或少地折射出各时期不同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观。换言之,元代文化的多元化,明代社会的商品化趋势与视觉领域的新发展,清代西洋文化对于中国人艺术视野的影响与中外艺术的彼此沟通,这些社会背景、文化特征的差异,也是导致青花瓷在各时期形成不同的特点与风格的重要原因。
  
  注 释:
  [1]汪庆正主编:《简明陶瓷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
  [2]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
  
  参考文献:
  1. 马希桂:《中国青花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 张浦生:《青花瓷器鉴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5年。
  3. 冯先铭:《青花瓷器的起源与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
  4. 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麻元彬:陕西教育学院美术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唐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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