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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衍（978—1057年），字世昌，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北宋名臣。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进士及第，历任扬州观察推官、秘书省著作佐郎、平遥知县，此后在朝廷中枢和四方州军间频繁交替任职，在朝中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枢密使等职，庆历四年（1044年）拜相。杜衍为官素有能名，尤以善于治狱闻名朝野，一生宦海沉浮，退休后竟无屋可居，寓居于驿舍终其一生，令人为之钦慕不已。 少历磨难，流浪儿苦读登第 杜衍出身于官宦之家，其九世祖杜佑为唐朝名相；祖父杜叔詹，官至鸿胪卿，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吴国公；父亲杜遂良，任宋太宗朝尚书度支员外郎。这个富足的官宦之家本来其乐融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杜遂良在壮年突然暴病身亡，此时的杜衍尚在母腹之中。 母亲含悲生下杜衍，在他很幼小的时候便改嫁河阳钱氏。杜衍在祖父的呵护下渐渐长大，不幸的是在淳化四年（993年），杜衍15岁的时候，祖父也遽然撒手人寰。 祖父去世不久，杜家爆发了家产大战。杜衍前母所生两个哥哥，指称杜衍的母亲改嫁带走了家族的钱财，气势汹汹地向杜衍索要，杜衍愤愤不平，双方发生冲突。小小年纪的杜衍哪里是两个哥哥的对手，被哥哥挥剑砍伤脑袋，鲜血直流。杜衍逃到姑母家，养好了伤，又前往河阳投奔母亲。 母子连心。看到儿子遭此劫难，母亲不由悲声大放，然而，继父却无论如何不肯收留杜衍。杜衍无奈，只好辞别母亲，孤身一人四处流浪。 昔日官宦之家的阔少，如今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天无绝人之路。或许是天悯英才，某日，杜衍流浪至济阳，遇到了当地富豪相里氏。相里氏见杜衍仪表不凡，不由眼前一亮，认定他必是一位奇伟之士，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供给他生活一应所需，资助他读书求学。从此，杜衍专心致志，悬梁刺股，刻苦攻读。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30岁的杜衍金榜题名，中进士甲科。 任职四方，能吏盛名震天下 杜衍进士及第后，被朝廷任命为扬州观察推官，不久，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平遥知县。此后，朝廷遣使者巡察平遥，因政绩突出，鼎力举荐，又擢升杜衍为晋州通判。 朝廷下诏令推举品质优良政绩卓异的官吏，杜衍名列其中，遂被擢升为乾州知州。后来，朝廷又调杜衍知凤翔府，因事遭罢免，“及罢归，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夺我贤太守也？’” 杜衍以公正明断、善于决狱而名满天下。据《宋史·杜衍列传》，杜衍以太常博士为河东路提点刑狱，巡察潞州时，铁面无私，澄清冤案，知州王曙因此写了《辨狱记》，以诫所属官吏。 石州知州高继升遭人诬陷，以勾结外族阴谋叛乱罪被逮捕拘押，高继升鸣冤无门，案子久拖不决。朝廷敕命杜衍主审此案，杜衍排除重重干扰，明察秋毫，将诬告者绳之以法。 宁化军守将执法过于严苛，将罪不至死者定为死罪。杜衍反复调查核实，认为案情不实，量刑不当，加以改正。守将对杜衍的判决不满，上诉朝廷，朝廷诏令刑狱复审，当事人死里逃生。 杜衍决狱明镜高悬，公正高效，名声大振。天圣六年（1028年），擢升为刑部员外郎。当时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派使者巡察淮南，使者回到汴京，尚未开口禀报出使情况，刘太后就急不可耐地问使者杜衍最近怎么样，是否安康。使者连忙将杜衍的治绩向太后汇报，“太后叹曰：‘吾知之久矣’”。后来，杜衍调任河东转运副使、陕西转运使。 朝廷征召杜衍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擢天章阁待制、知江陵府。尚未赴任，恰遇河北军费匮乏，朝廷紧急调杜衍以工部郎中衔出任河北都转运使。他理财有方，不向老百姓征收任何赋税，想方设法很快解除了军费匮乏的危机。 此后，朝廷又召还杜衍，任命为枢密直学士。杜衍请求外任，诏命以右谏议大夫知天雄军。 虽在朝廷与各地之间穿梭般调动，职务频繁变换，杜衍都一身浩然正气，浑身铮铮铁骨，恪尽职守，刚正不阿，清廉如水，赢得吏民的敬畏和赞誉。可谓为官一任，振兴一方，政声满天下。 “百日宰相”，刚正不阿遭罢黜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以改革吏治为中心的十项改革纲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 庆历四年（1044年）九月，仁宗降诏擢升杜衍为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衍好荐引贤士，而沮止侥幸，小人多不悦”。 庆历新政改革纲领的核心是改革吏治，而改革吏治的重中之重是抑制“侥幸”。所谓侥幸，即皇帝的“恩降”——对官吏的任命、升迁，绕过正常程序，由皇帝直接下诏，交由枢密院和中书门下奉旨落实。宋仁宗一方面堂而皇之地下诏要“明黜陟，抑侥幸”，一方面又抹不开情面，接受私人请托，不断地写条子，批发乌纱。 可是杜衍也不含糊。一次，谏官欧阳修入朝进对，仁宗对他说：“外人都知道杜衍退还降恩诏旨的事吗？可是他们不知道，面对前来求恩降的人，朕每每都推说杜衍不同意而终止的，比杜衍所封还的还要多得多呢。”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力阻挠和疯狂反扑，使尽种种手段在仁宗面前诬陷和诋毁革新派。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老谋深算的夏竦使出阴招，给了革新派致命一击：命家中婢女模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编造革新派阴谋废黜仁宗另立新君的弥天大谎。字迹摹写得惟妙惟肖，达到乱真的境地，范仲淹、富弼等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惶惧不已。 新政受阻，仁宗被双方的相互攻讦搞得厌烦不已，被谗言弄得头昏脑涨，渐渐对推行新政了无兴趣，对推行新政的骨干人物范仲淹、富弼等心生反感。而身为宰相的杜衍又处处庇护着他们，这使仁宗大为恼火。新政实施不过一年即告失败，范仲淹、富弼等被贬出京师，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杜衍也被罢相，以尚书左丞出知兖州。杜衍居宰相之位仅120天，史称“百日宰相”。 请求致仕，宰相退休住驿舍 庆历七年（1047年）正月，69岁的杜衍上疏朝廷，请求退休，遂以太子少师致仕，累加至太子太师，封祁国公。从此闲居南京（今河南商丘），住在驿舍十年，直至逝世。 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记载的一则轶事，真实再现了杜衍的退休生活。 某日，河南府举行宴会，邀请杜衍出席。杜衍头戴居家便帽，身着土里土气的便装前往赴宴，端坐一隅，静默不语。有位本路的发运司管勾文字（官名）来到桌前，大家纷纷起立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这位小官僚少年得志，见大家如此热情，唯有旁边那位白胡子老头儿稳若泰山，屁股稳稳地坐在凳子上纹丝不动，不由火冒三丈，厉声问：“足下以前官居何位？”杜衍依然埋着头，不动声色地轻声呢喃道：“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这位小官僚顿时面红耳赤。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寓居驿舍十年的杜衍渐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仁宗闻讯，紧急派使者问医赐药，带着太医前往看望，尚未赶到，杜衍已溘然长逝。杜衍临终，诫其子要竭忠尽孝，丧事从简，收殓自己时只用一枕一席，以小墓矮坟薄葬，并留下遗疏，“无以久安而忽边防，无以既富而轻财用，宜早建储副，以安人心。”语不及私。 杜衍一生宦海沉浮，任职四方，先后主政十几个州军，又在朝中任枢密使、宰相这样的顶级大员，刚正不阿，清廉如水，名震朝野，从不经营自己的“安乐窝”，退休后竟居无所归，不得不栖身驿舍，直至怆然离世，委实令人钦佩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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