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车子即将出城，一座城门倏忽闪现，名曰“麻池古城”。老贾说：“吕布的老家，不去拍张照片么？”我瞅一眼那低矮的“古建筑”和门前奉先比例失调的雕像，表示没兴趣。老贾不置可否，转身把车开上了出城的道路。 城外，包头的春天尚远，原野仍是一片荒凉，远处厂区高大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巨人般俯瞰着农人的田园。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探访燕家梁遗址。在包头市博物馆，这处遗址被巨细靡遗地复原出来，占据了很大的空间，各种出土文物、建筑构件乃至瓷器残片得以细致展陈，被精心设计的光线照射得光怪陆离。燕家梁遗址的发现和考古发掘，被视为“内蒙古乃至我国继集宁路古城遗址发掘后元代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为研究我国蒙元时期村镇、驿站的建置布局、经济形态及居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物资料，其巨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不可估量”。可惜，当我们在老贾的率领下费尽周折终于找到这处遗址时，它早已回填多时，看上去与周围田地无异。 燕家梁遗址 比元代更早的很多年前，三国第一猛将吕布就出生在这一带。《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说：“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五原郡设立于汉时，九原为其下辖一县，而再往前上溯数百年，这里乃至周围被山面河的更为广阔的土地，俱在九原郡治下。 五原，九原，看似简单的数字转换，追究起来，却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二）九原的由来，与赵武灵王关系密切。 昔年，这骄傲的君王不顾国人反对，“胡服骑射”，令赵国军事实力陡升；而后赵国士兵纵横驰骋，灭中山，败林胡、楼烦，使赵国一举摆脱“四战之国”的被动局面，成为战国时代数一数二的强者；国势既增，赵雍有心并吞天下，于是上演乔装入秦、假扮使者打探秦国虚实的好戏；为防御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赵雍又“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 高阙塞 赵雍筑长城所防御的无疑是匈奴。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提及：“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这三个国家即是秦、赵、燕，它们自西向东一字排开，北部边界连接起来绵延不下千里，竟然都与匈奴的势力范围相接，足见彼时匈奴势力之盛。中原北方的列国应对匈奴威胁的唯一办法，就是修长城—— 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史记·匈奴列传》的这段文字，只说赵雍在阴山以南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并未提及九原。但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认为，在赵雍之时，“九原”已经以一郡之名出现在了赵国的版图上。在《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一文中，史念海先生指出：“赵国于云中置郡，固在北防匈奴，其西南渡河，又可以防御林胡。九原在云中之西，其北隔着阴山就是匈奴。是九原郡正与赵国其他诸郡相同，皆是为了防御匈奴。可见云中、九原本应相邻，设之为郡，固各有取意，不尽相同。” 阴山上残存的烽火台 赵国的九原，无疑是一片广袤的土地，赵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如此漫长的距离足以为之证明。这无疑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阴山阻其北，黄河行其南，山水相夹处正是河套平原东部的沃野。筑长城之后，赵国守住这片肥美之地，使其免遭匈奴劫掠；又从赵都邯郸城迁来许多百姓，遂使九原成为北方重镇。此后数十年直至赵将李牧守北陲时，大多数时间里，匈奴皆不敢入赵边，只在后来赵国被秦国所灭，而秦始皇命“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之前，匈奴才有机会乘隙南侵，时有劫掠。 事实上，赵雍苦心经营九原郡，在防御匈奴的同时，也有从此南下袭秦之企图。当年他假扮使者冒险入秦，应该就是自九原南下，考察行军线路。以当日赵国实力，击败秦国以致吞并天下并非没有可能。只可惜，赵雍英武绝伦、聪明一世，最后却因提前让位和分权问题导致二子反目，他本人也落得个被小儿子赵何围困软禁，终至饿死沙丘宫（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的凄惨命运。 赵国的长城，后来成为秦帝国长城的一部分，其保存较好的段落，在包头市至石拐公路十公里处，长约0.5公里，残高一米多，已是风烛残年，破败不堪。当年全盛时，赵长城蜿蜒于阴山南麓，气势想必非凡。尤其西端至高阙一段，阴山险峻，群峰交错如犬牙，真可谓绝地。2012年秋天，我在乌拉特后旗以北的阴山上见到了高阙塞，两千多年了，虽然它早已颓败，遍布荒草，但石头垒砌的墙体仍然顽固站立，保持着一座城堡废墟的模样；其时狂风劲吹，砂砾飞扬，旁边的石碑上刻写着缔造它的主人一生建立的丰功伟业，我一边看，一边不可遏止地想着一句话——“生的伟大，死的荒唐”。 乌拉特后旗的秦长城遗址 （三）镇守赵国北境的李牧于公元前229年被赵王迁所杀，其后不过三月，秦灭赵。又八年，秦统一天下。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嬴政命蒙恬率大军三十万北征，将匈奴逐出河南地，迫其北逃数百里。而后，在这片人民稀少的广阔土地上，秦帝国“临河设四十四县，置九原郡”。 秦承赵规，其九原郡治即九原城当与赵国九原郡治同处一地，也就是今日包头市九原区的麻池古城一带，至于辖地，恐怕要广阔许多。考古勘探表明，九原城遗址由北向南错层分布，大体分为南北两城，可知其并非一次建成，而是经历了多次扩建。根据考古发掘及《水经注》等古书之记载，麻池古城的南城建造时间较早，当即战国时赵国九原城与秦帝国的九原城之所在，而北城则属汉代建造。 秦置九原郡与赵国一样，都有经略北方、防范匈奴的目的。匈奴虽然被逐出河南地，逃至阴山以北，但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是以蒙恬在夺回河南地之后，即提大军渡河北上，又征发民夫数十万，在阴山上修筑长城严加防范。蒙恬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长城连接起来，又加增修，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阴山秦长城遗址 在今日中国的版图上，蒙恬主持修筑的这道长城，整体呈西南至东北走向，它从甘肃临洮出发，经宁夏而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之后，攀上东西绵延一千多公里的阴山；此后长城便大体沿着阴山向东延伸，与赵长城相连；最后，长城又北过乌兰察布市，自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与燕长城连接起来。 秦长城蜿蜒于内蒙的部分，至今仍保留许多段落，包头所辖固阳县色尔腾山上的秦长城遗址，据说是保存最好的一段，长达120公里。探访燕家梁遗址后第二天，我们攀上阴山，见到了这段基本完整的长城。前夜一场飞雪，阴山尽白头，在阳光照射下耀眼夺目；山体背阴处，原本以青灰色山石垒砌的墙体，如今呈现出厚重的黑褐色，如苍龙般爬过山顶与山坡，居高临下，俯瞰着北部的群山和沟谷。这一段秦长城，外侧高约四五米，内侧高不过两米，所有石块均从四周山体中切割出来，不假任何泥灰，纯粹干砌而成。修筑这样的长城，绝非易事，不仅耗费巨大国力，更以无数鲜活生命为代价，累累白骨背后，是不尽的人间悲剧。孟姜女哭倒长城虽系传说，却反映出民间对修筑长城的反抗与诅咒。后世的明朝特意将自己所修的长城改称“边墙”以区别秦朝，就是为了平息民怨，避免被指为暴政。 但是从秦帝国国防的角度而言，秦长城的确有其必要。汉代贾谊的《过秦论》虽然是一篇指责秦政过失的史论，提及长城时，却不吝赞美之词：“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白雪覆盖的半山坡上，伫立着蒙恬的塑像，一身典型的秦人装扮，手扶长剑，注视着北方海浪般起伏汹涌的群山。蒙恬的一生，荣也九原，辱也九原。自从与九原这片土地有了关联，他便迅疾登上人生巅峰，风光一时无两；而他跌入人生谷底和命运深渊的速度，也快得令人惊讶。 蒙恬塑像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命蒙恬主持修筑秦直道。这是蒙恬在筑长城之外，为秦国所做的另一个重大贡献。秦直道南起于云阳林光宫，北至九原郡，穿越十余县，长达七百多公里；路面均宽不下三十米，最宽处约有六十米，有人将其誉为秦代的“高速公路”。关于修筑直道的目的，《史记·蒙恬列传》云：“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司马迁在此处是因事论事，不及其余。秦直道所起作用当然并非仅限于交通，事实上，它还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在防御匈奴以及将北方诸郡联结为一个防御网络方面极其重要。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东巡途中病死于沙丘——即当年赵武灵王遭困饿死之地。在赵高的阴谋策划之下，秦二世胡亥秘不发丧，为遮人耳目，又绕道自上郡返回咸阳，所走的正是秦直道。 嬴政一死，蒙恬也走到了人生尽头。胡亥阴谋篡位，蒙恬被逼自杀，秦帝国陷入诸侯叛乱的泥潭，匈奴立刻抓住时机，重返阴山之南。此后仅仅十几年时光，匈奴在冒顿单于带领下，纵马征讨，所向披靡，不仅独占阴山以北的整个草原，还在阴山以南夺回河南地，更把触角继续南伸，侵入陕西、山西、河北北部。 司马迁在评价蒙恬时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彊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蒙恬有知，当作何想？ （四）包头地区的古代遗存，汉代尤多，墓葬至少百余处，主要分布于南部。资料显示，这些汉代墓葬上起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演变系列完整，且集中于西汉后期和东汉后期。出土文物中，多有陶器，其中不少文物直接反映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召湾出土的“单于天降”和“单于和亲”瓦当，显然是西汉前期汉匈关系的见证。 “单于天降”瓦当，包头市博物馆藏 西汉初，国势未稳，匈奴数度南侵，令新兴的汉朝苦不堪言。公元前200年冬，匈奴冒顿单于更是把汉高祖刘邦围困于今日大同市西北的白登山，可谓汉朝的奇耻大辱。刘邦死后数十年内，汉朝无奈匈奴侵扰，只能以和亲及“馈赠”丝缎谷物的方式，求得表面和平，“单于天降”“单于和亲”之类的瓦当，当即此间产物。 然而，即便如此，匈奴骑兵依然不时南下。事实上，在西汉前期的数十年间，从汉高祖、惠帝、文帝直至景帝，匈奴始终不曾放弃侵扰之策。通过持续不断的劫掠、敲诈，匈奴从汉朝获取了无数利益，而汉朝一直未能摆脱内部危机，只能对匈奴忍气吞声，仅有的几次反击也颇为不利。 这种屈辱的状况，终于在汉武帝刘彻的时代有了根本改观。 元朔二年，即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率军出云中，过九原，一路横行，直至陇西，斩杀匈奴数千人，俘获牛羊百余万。卫青一举收复河南地，阴山以南的大片区域再度回到中原王朝手中。借此时机，汉武帝刘彻遂以秦代九原郡故地“置朔方、五原郡”，也就是说，原来的九原郡被分作朔方、五原二郡，其中五原领十六县，而郡治在九原县，即麻池古城南北二城之北城。整个五原郡的辖区，相当于今日内蒙古包头市区、固阳县、乌拉特前旗、达拉特旗以及准格尔旗东北部。在地图上看，正是黄河“几”字形大弯转最顶部一线。 卫青收复河套之后，又征发民夫，修整蒙恬所筑长城关隘，在朔方、五原北部的阴山上形成了一道坚实壁垒。 公元前124年春，汉武帝刘彻以卫青为大将军，率十万大军出朔方，沿高阙北上，往击匈奴。此次出兵，汉军神速，深入草原六七百里之后，在夜色中包围了匈奴右贤王。虽然右贤王侥幸逃脱，但损失惨重，部属一万五千人及帐下小王十余人，皆为汉军所俘，此后右贤王再无能力侵扰朔方。 阴山西段的狼山 应该说，公元前124年的这次战争在汉匈交战史上并不具备决定性影响，但其象征性很强，它意味着汉军已经有能力在草原深处取得胜利，这是匈奴最为担忧的一件事，所以战后不久，匈奴即调整策略，主动后撤，以诱使汉军深入。但是汉军已然今非昔比，三年后，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西进，大获全胜，整个河西走廊尽入汉朝怀抱，匈奴至此大势已去。 从宏观角度而言，九原的历史进程相当于中国北部边疆历史进程的缩影，而这段历史也即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在秦汉两代实际上已经演示了几乎全部的可能性。当吕布出生于“五原郡九原县”之时，最为典型的九原历史已近尾声。 （五）人们谈及内蒙古地区，常把它称为一个“过渡带”。过渡带本是一个自然地理学概念和范畴，李孝聪先生在《中国区域历史地理》中说：“（过渡带）是指两种自然环境不同地区的交界处、兼具两种地区自然环境特征的地带。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是渐进的，所以会导致过渡带的产生。”在自然环境中，过渡带必然是生态敏感区域，外界或许只是风吹草动，这里已然风雨交加。 阴山中段，山北秋日景观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内蒙古则是一个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过渡带。这里兼具两种文化的因素，只不过两种文化彼此牵制，此消彼长，往来拉锯。秦汉时期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为这种文化过渡带的“生态”做出了注解。 阴山以南地区的农业开发以及郡县制度的设置，体现的无疑是草原文化向阴山以北的逐步退却。一旦草原民族退走，中原政权便在这过渡带上实行移民屯垦戍边之策，以防范草原民族南下。秦汉两代的历史显示，中原政权对草原民族防范的核心区域就在河套一带，这也正是设置九原郡、五原郡的现实需要。
黄河包头段 历史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就像战争虽然充满谋略与杀伐，但终究是为了争夺利益。在任何时代，战争都是一种残酷的事物，只不过时移世易，后世的人们会在想象中为其加上一丝仿佛看穿一切的喟叹。尤其在包头，在九原，文明的冲突与交流，因为发生在黄河与阴山夹峙的巨大舞台之上，这一丝喟叹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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