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的朋友王逸人《一见：中国文学访谈录》...

读我的朋友王逸人《一见：中国文学访谈录》，读到许多直来直去的八卦，我喜欢。比如陈忠实写出《白鹿原》之前是准备办个养鸡场的，觉得这样也能供着孩子上大学；比如格非不喜欢不断修改、再版自己的作品，他的习惯是在新作品中弥补那些缺憾；比如格非说不太喜欢总体水平这个概念，在文学上，从来就没有总体水平，只有最好的作品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比如当年马原说“小说已死”，王蒙听了就说“是马原的小说死了”；比如马原说“到了90年代公众对小说的热情锐减，我觉得我全力以赴做的事情别人要是不大当回事，心里会挺没劲的，季斐然读者没这个热情，我也没必要掏心掏干地写小说了”，他还说更愿意由全新的读者来看《牛鬼蛇神》；比如阎连科1978年进部队当兵，负责给连队出黑板报，然后领到了彩色粉笔，此前他以为粉笔只有白色那一种；比如郭敬明的《小时代》也曾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主编李敬泽觉得这事挺好。“时隔这么多年了你还会提这个问题，就说明他的稿子该发。一个刊物的文化空间永远高大上也是有问题的。这是 我当主编期间干的不靠谱的一件事，一个刊物不能太靠谱，要有开放性”（特别欣赏敬泽的这个态度）；比如迟子建说起“在大兴安岭，白雪就是尘埃了。”；比如迟子建小说《逝川》里，渔民的女人要把捕到的鱼放到木盆里一遍遍安慰它们——好了，别哭了。于是它们就不哭了；比如我们小时候要唱的“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是写过“小英雄雨来”的作家管桦手笔（我是很喜欢管桦晚年散文的，有点孙犁的气息）；比如阿丁说书稿总是被枪毙，“后来朋友帮我把书稿做成PDF，有人想读我就发给他们，完全免费，挺好。毕竟大多数写作者都乐意自己的文字被更多人阅读”；比如李洱说到王实味在延安，“他是有肺病的，吃饭时候大伙儿六七个人一个饭盆，他就要先下筷子，这样别人就没法吃了，于是大家都想把他赶走，所以就告他是‘托派’，最后他不就被杀了嘛！”；比如麦家说十一年用了二十七个日记本，而且这个名字首先是与《麦田里的守望者》有关；比如叶兆言说“小说没有主义，就是有也只有一个——写好主义。”所以目前看起来，这本书我读得挺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