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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鞠曦先生著作《中国之科学精神》第三章 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肯定，形成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是有机论的自然观，具有使西方科学的机械论自然观转向有机论自然观的现代意义。显然，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行了有机论自然观的定性，这就不仅在科学技术的层面上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所具有的现代意义给予了肯定，而且是在科学哲学的层面上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存在论承诺和逻辑推定给予了本质性的判定。这样一来，在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中，李约瑟就面对一些基本问题──所谓的“李约瑟问题”。问题产生，是由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判定不能实现其在历史和逻辑的框架中的统一而出现的： 在历史的层面上，必须回答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中古时期以前既然走在欧洲的前面，为什么在近代反而落后的问题； 在逻辑的层面上，他必须回答中国的有机论自然观既然能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得到高度的发展，并且具有使西方科学的机械论自然观走向中国的有机论自然观的现代意义，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反而不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这一问题。 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层面上，则必须回答中国的有机论自然观能否独立的产生现代科学技术这一本质性问题。“李约瑟问题”一般认为被表达为以下的形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在古代和中古代，中国人对于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虽然自从耶稣会传教士在十七世纪初叶来到北京以后，中国的科学就已经逐步融化在现代科学的大熔炉之中，但是，人们仍然可以问：中国人在这以后的各个时期里有些什么贡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末，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又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 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的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和现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 第一组： 甲：中国古代的“有机的自然观”使“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存在弱点”，没有能够产生欧洲十六世纪以后所诞生的那种现代科学。 第二组： 分析以上悖论的形式，不难看出其原因所在，这些悖论是由于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本质概括为“有机的自然观”发生的。所以，能否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本质概括为“有机的自然观”，这是从以上悖论所引发的问题。如果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由“有机的自然观”所形成，就无疑等于承认了上面的悖论。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李约瑟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等同于西方的科学模式， 这使他不但不能发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表现形式及本质，而且由于“有机的自然观”的概括，从而导致上述悖论的出现而不能自圆其说。李约瑟在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曾经认识到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很多重要方面还没有被人们理解和肯定，他为此而付出了重要的劳动。对于这一问题，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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