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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个人读写能力越发显现其重要功能，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读写能力事关人们社会角色的建构。新的探究视角，新的探究问题，新的研究方式与手段，使人们对读写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与认知。写作是如何真实发生的？写作能力的提高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新技术的发展对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写作评价如何进行更合理？读写在人的发展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这些都是摆在写作研究者和广大教师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毋庸讳言，截至目前，我们尚缺少科学而系统的写作研究，写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高度重视。 《多元视角下的写作研究：20年变迁》一书是一部反映美国最新写作研究的观念史、思想史、学术史。本书基于全球视野，为人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写作研究领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研究方法和最新教科研成果。批判借鉴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应有助于推进我国的写作研究 自1963年以来，美国出版了写作研究领域的三部里程碑式的学术史著作：1963年，全美英语教师理事会出版了由布拉多克等撰写的《书面写作研究》，此书涵盖了从20世纪早期至1962年的写作研究；1986年，美国英语研究会和美国教育资源信息中心联合出版了由乔治·希洛克斯编写的《书面写作研究：教学的新方向》，此书回顾了从1963年至1983年这一时期的写作研究；2006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出版了由彼得·司马格林斯基编著的《多元视角下的写作研究：20年变迁》，本书概述了从1984年至2003年这一时期的写作研究。彼得·司马格林斯基说：“如果布拉多克和同事的综述让写作研究从原始老式的研究转向一种理性的探究状态，那么希洛克斯的综述可以说是涵盖了写作理性时代的成熟发展过程。”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彼得·司马格林斯基的综述全景式展示了写作研究从理性探究转向基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视角的探究状态。本书视域开阔，立足于全球视野，博采众长；内容广博，各种研究成果兼容并蓄。就学段研究来说，涵盖了学前至高等教育各个阶段的写作研究；就写作情境探究来说，包括了学校、家庭、社区、职场等的写作研究；就语言写作研究来说，包括了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写作研究；就研究方法来说，整合了质性研究、教师研究和历史性研究等方法；就写作教学论与实践论研究来说，涵盖了写作教师的教育、学生写作能力研究、写作评价、修辞研究、读写相互关系、跨学科写作、写作者发展等方面。 “本书关注的是发掘有效的教学实践和根据硬科学传统进行的研究，与此同时，也包含了无数在希洛克斯的著作之后形成的其他研究兴趣与公式。公平、性别、文化实践、社会关系、隐性层级、权利关系和文本性的社会本质等问题已经显现为研究重点，这些研究重点不仅源于多元化的‘后’式理论——后结构、后现代、后殖民、后基础、后革命、后解放等，以及女权主义、批判理论、酷儿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社会文化主义和其他在近年对社会和教育形成影响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也促使学者以这些理论为研究方向。”（彼得·司马格林斯基语）1984至2003的美国写作研究，指导思想已从认知建构主义向社会建构主义和认知社会建构主义转向，关注学生写作过程，关注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尊重多元价值体系和个体的主动发展，关注特殊群体，寻求教育公平。读写活动不再是一种技能与任务，而是实践和行动，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参与和生活工作方式。本书全面概述了美国后现代主义人文教育观下的写作研究，“通过汲取具有竞争性的思想流派的观点，于高度繁杂的紧张研究中为这20年的写作研究提供了真知灼见”。全书阐述了这20年写作研究的大方向、总策略，勾画了一个大致的大框架，但不对具体的研究作定性评价，不意图呈现某些定论，而侧重展示各种研究思路、研究策略、研究中期成果，以供写作研究者进一步探究验证，不断扩展，持续深入。 本书具体而详实地阐释了1984—2003这20年的写作研究呈现出社会学转向的明显趋势。写作研究者从维果茨基理论中寻求其理论根源。玛丽莲·查普曼说：“从一个社会建构主义者及维果茨基理论的视角来看，儿童写作者被视为识读学徒，他们从他们的社会世界中找到适当的写作语言的功能与形式，使用读写产品（如字母表、书本、笔、计算机），把识读能力更强的使用者作为资源来学习写作……当儿童参与建构意义的认知进程时，如问题解决和自我调节，他们会利用在社会语境中学习的陈述性、过程性和体裁知识。”另外，前识字观认为，“儿童是意义的建构者，读写能力的发展是在当儿童与成人、同伴互动时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而且，读写能力只有被置于提升写作和阅读的意义和目的性的情境中，写作和阅读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这些研究与论述提示教师：在写作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创设各种适合学生实际的“社会”情境，打造各层次各类型学习共同体，激发学生既有的社会经验、读写策略，力求读写一体化，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确立读者意识，引导学生进行“真实”写作，从而促进学生自己完成知识建构，提升写作能力，而不是依赖教师教授写作知识。 本书综述一再表明这20年写作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也促使写作研究者重新审视写作的目的，从而直接影响了教师的教学观与学生观。写作研究者乐于从社会认知、社会语言学、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的视角研究读写能力。“写作应该具有让学生为‘真实世界’做准备的意义。”“写作发展最好被理解为是一个社会认知建构的过程。”当人们使用语言时，他们需要“以正确的方式去言语或者书写，同时还需要扮演适当的社会角色，（看起来）持有正确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写作不仅是一种技巧与方法，只是呈现学校所学的内容，而是参与社会建构的一项能力，表达他们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独特见解与认识。教师必须充分关注写作的认知维度和社会维度，不可偏废。写作教学必须“尽可能创设有意义的写作项目，从而超越学校的社会情境，也就是说，超越获得分数、文凭等目标”。写作研究者们认为，学生写的是有生命的经验，而不仅仅是抽象的事物，写作教学是试图为学生“生活”而不仅仅是为升学而准备的。这就拓展了写作教学的视域，提高了写作教学的课程地位，突显了写作教学在学生素养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本书还展示了这20年写作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的重大转向，即由前两卷综述着重于实证研究，热衷于定量分析，转向重在进行质性研究（人种志）与教师研究（田野研究），从验证有效的教学实践向在实践的情境中回答新的问题转向。一线教师的实际工作和复杂多样的学生个体读写案例成了写作研究的重点领域，体现了真实教学实践在写作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写作研究者运用解构主义理论与保罗·弗莱雷的批判教育学理论，深入探讨家庭与社群多元读写能力的发展机理。关注非主流文化群体，追求教育公平；重视“差异”，反对整齐划一，力求学生人人平等发展。过去人们总认为，处于非主流文化群体的家庭中的学生写作成绩差，是因为家庭成员缺乏文化素养。但是格雷戈里和威廉斯的伦敦社区人种志研究表明，“即使父母在家里没有按照教育者认为有助于儿童读写能力提高的读写实践（例如读故事），他们的读写实践同样以其他重要的方式丰富了学生的读写能力库，这些方式可能跟他们的家庭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缺陷模型把读写能力仅仅定义为学校重视的那种读写能力类型，因而忽视并贬低了这些方式”。奥（Au）等人也认为，“学生的学业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教师对其家庭语言、读写实践和文化经验的态度”。所以，斯特里特说：“新读写计划需要去改变和提高地方群体业已存在的读写实践，而不是强加给他们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读写类型。”迈西里也说：“帮助学生发展他们个人的声音，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们如何运用读写技能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些新研究成果与论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写作教学，思考所谓的“差生”转化方式。 于漪老师说，语文教师“要真正读一点‘磨脑子’的书”。《多元视角下的写作研究：20年变迁》就是一本“磨脑子”的书。认真阅读这本书，将有助于语文教师了解国际母语教育的发展新动向与最新研究成果，从而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理性的态度去审视自身的教学实践，不断反思，积极进取，推动教育改革与创新的良性发展。“国际母语教育经典译丛”主编刘正伟说得好：“恰如时贤所言，我们阅读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西方文学经典的各种理论、方式及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我国语文教育重返经典教育，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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