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书，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恐怕就是《史记》。这部堪称“史家之绝唱”的传世巨著流传至今，被后世争相歌之。而他的作者除了司马迁外还有一人，也是经常被人们所忽略的，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同样，这部伟大的著作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就是全书竟然缺了十篇。这一问题是汉朝史学家班固在其著作《汉书》中首先提出，班固在其著作《汉书》中说“迁支自序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那到底缺了那十篇？又为什么会缺呢？  缺的那十篇其中七篇被后世学者公认不是司马迁所写乃是后人根据前人史补写的，他们分别是“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我们现在看到《史记》总共一百三十篇，除了以上七篇外还有三篇历来争论不休。小编以为其实史记中已经有说明其余3篇依次是王子侯者建元以来的年表，和司马迁总结的太初历成就的历书以及天官书。  首先，现在我们看到的王子侯者年表其一，几乎全是从《汉书》中王子侯表武帝元光至元鼎部分抄袭而来，而其中还漏洞百出。其一便是汉书中的候表并没有著刘姓，而史记中的候表通篇著姓，要知道司马迁时期是没有异姓王的，此举无疑画蛇添足。《汉书》原文序言写：“大哉，圣祖之建业也，后嗣承序，以广亲亲。至于孝武，以诸侯王疆土过制，或替差失轨，而子弟为匹夫，轻重不相准。于是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奏，朕且临定其号名。’自是枝庶毕侯矣。《诗》云：‘文王子孙，本枝百世。’信矣哉！”而此表序则曰：“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奏，朕且临定其号名。’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可见摘抄非常明显了，自然不会是司马迁所为了。  其次再说历书，司马迁的自序里可谓是信息量巨大，光自序就大放异彩。同样自序中提到“五家之书弗异，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结合司马迁父子一直担任太史令，除了文史外还兼顾天文星象历法，而“维太初之元论”无疑便是讨论太初历的功绩了。太初历顾名思义完成于太初元年，而自传中序言提到的成就讨论肯定是在太初历完成后也就是太初元年后。遗憾的是没多久便遭遇李陵之祸，之后复做中书令，需要写的重要篇数还有很多，而时间紧迫，故历书只好搁浅。正应了班固那句“有录无书”了。  最后再说第三篇，司马迁是天文星象官，本职工作岂能没有经验总结。再看自序中说的“星气之书，多杂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从自序和作为太初历的主要领导人，司马迁必然会将自己所擅长的天文成就记录于天官书中，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官书却大相径庭，实乃后人假司马名作自家言。  弄清楚司马迁《史记》所缺少的十篇是什么后，我们在来看看为什么缺。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马平川，史官也是一样。记史的难点在于志和表，而缺少的十篇一是非司马迁专长，二是遇到了忌讳。所以在写了大纲后终究没能客服这些困难。首先礼仪、礼乐都是由其他部门如乐府管理，而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显然有些掣肘。而律书其实就是兵书，而当时的兵书皆是先秦所留，这更不是司马迁所能企及的。 而兵法除了探讨以往的兵家常事外还需要探讨当时的兵家大臣，像卫青、霍去病这些如果弃之不说恐为人耻笑。如果要写就必定涉及皇帝内政，个中厉害非同一般。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感慨汉武帝择将任相做得不好，所以导致对匈奴的征讨“建功不深”，“兴业不成”。在武帝生前如用这种态度写兵书简直等于自寻死路，兵书自然“有目无书”了。  熟读历史则不难发现，除了史记外，其余二十三使都是当朝人写前朝事，而史记关于前朝的历史记载可以大胆的直抒胸臆，而写汉朝尤其是评价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时候岂能没有顾及，岂能忘记君臣之礼。而遭遇李陵之祸前没想好怎么写，而遭祸后自然便是不敢写了。不过傲娇的司马迁虽然不敢写“今上本纪”，但在匈奴列传中对此发了一下牢骚。他在匈奴列传中写道：‘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而匈奴列传最后一段也可以算作史记全书最可靠的结尾了。写的是李广利和李陵兵败“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雁门”，“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 将这段话放在末尾显然是司马迁刻意为之，结合前面孔子著《春秋》的“则微”，“忌讳之辞也”明显看出司马迁是“切当世之文”了，只能“微”而不能明，故“有纲无书”。由此可以看出这10篇不是缺少而是司马迁由于以上原因只写了大纲，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则是后世文人根据大纲从别的史书上摘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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