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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郑杰访谈录 本刊记者 搏浪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一直在说教师生存状态不佳，你下这个判断有依据吗? 郑杰(以下简称郑)：虽然我无力做科学调查之类的工作，但从长期从事学校工作的经历中，我观察到了也体会到了教师的生存状态，我认为他们生命质量不高。虽然无法对此进行量化，我还是武断地说，教师职业理应是一个令人幸福、满足的职业，但事实上，相当多的教师感觉不是如此。现在学校领导对教师要求很高，既要抓质量，又要抓学习、抓教改、抓师德，工作任务一项一项，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教师普遍感觉很疲惫，不仅仅是身体疲劳，心理也会出问题的。 记：生存状态的好坏是相对的，可能它的相对性妨碍了你对这个概念的界定吧? 郑：是的，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界定良好的生存状态的标准，但这不妨碍我们对这一人类特有的现象的认识。相对于以前，教师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有所提高，生存状态可以说有所改善，可不能就此说明教师的生存状态己经不错了。时代在变化，人们的观念在变化，特别是价值观在变化，决定生存状态的精神性因素显然占更大的比例。 记：教师生存状态中的精神性因素指的是什么呢? 郑：我认为教师理应是一个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职业。因为教师原本是准自由职业者，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享受教育工作，享受生活，享受人类文明成果，享受纯真的师生交往的乐趣。但现在的事实却是教师被牢牢地束缚在了讲台、作业本、试卷上，直至心力交瘁;量化的呆板僵硬的管理以及激烈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学校失去了安宁;更糟糕的是，教师工作的自由空间已经被挤压到最小，以致于教师几乎没有实现个人价值的余地了。 记：我感觉，你将你全部工作以“幸福感”作为起点，是不是想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郑：不，我不是救世主，我不能替任何人创造幸福，我只是希望在校长的权力范围内，去激发教师发现自己心灵中真正的渴望和需要，并为他们享受教育工作、获得安宁和实现个人价值创造一些条件，更重要的是，尽我的力量去消除一些令他们不幸福的制度和文化。 记:我还是很好奇，作为校长，你怎么会那么热衷于教师的幸福，不能不怀疑你的“救世”倾向。 郑:导致教师个体不幸福的原因有很多，有些是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作为校长，我的工作范围局限在校内，之所以十分关注教师在校内的生存状态和幸福感，并将改善教师生存状态、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作为我的全部工作和思考的起点，是因为在学校，教师的生存状态已经不是教师私人的事了。 记:幸福不是教师私人的事? 郑:对。严格地说，幸福是教师私人的事，但一旦校内教师普遍地不幸福，那校长就必须格外关注这一问题。学校和其他许多组织和单位的本质区别在于，学校天空中高高飘扬的是一面人道主义的大旗，学校各项事业总的基调是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人的权利的捍卫。人的权利中，至高无上的就是追求并创造幸福的权利，维护这一权利，应该是学校与校长工作的核心理念。校长和厂长、经理的本质区别不在工作内容和方式上，恰恰在核心理念上。 记:你认为你所说的这些都能实现吗? 郑:我对结果也许并不看重，我重过程，因为教育事业是人类的事业，人类理想正是教育的理想。或者可以这么说，教育的理想是人类理想的集中体现，教育集中了人类文明的精华，而人类文明的精华是什么?正是生命和幸福。什么是理想，理想就是靠一代又一代人去追求去逼近的彼岸，你看不到理想真正实现的那一天，但你的喜悦正在于你因为有了理想而且正在与别人一起努力朝着理想迈进。所以教育又是理想的事业，教育是乌托邦，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是教育的大敌，它使教育异化而成为了工具，最终偏离了方向。教育需要许多实干家，但当前教育更需要梦想家。 记:作为校长，关注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幸福是很自然的事，但学生是学校的主体，你是怎么关注学生的生存质量和幸福感的呢?我想大家可能更关心这个问题。 郑:我知道学生的生存质量更糟糕，他们的幸福感更需要关注，谁去关注?当然主要是和学生朝夕相处的教师。可是，你想像一下，当教师为着自己的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时候，当教师还在期待着受到关怀的时候，当教师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怎么去创造自己的幸福时，你希望他们关注学生的幸福，那就太异想天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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