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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九大总督，1907年，为了应对日俄战争以后的东三省局势，清廷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当然，那之前是八大总督。 先纠正题主的一个误读，直隶总督不是只管一个省，而是管三个省，是直隶、山东和山西省。另外，也管不隶属于任何省的顺天府，康熙年间规定，顺天府辖区，内城九门之内的地界，归九门提督衙门管辖，九门之外的地界归直隶总督管辖。 清朝的总督一般至少管两个省以上，只有四川总督是只管一个省，个中的原因与四川历史有关，清朝地方督抚的设置并不是一次性的顶层设计，而是根据用兵和筹饷的需要，分别具体情况设置的。 而且，抛开省份不谈，清朝四川总督所辖面积并不是今天四川省的面积，而是包括今天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西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南部、西藏自治区的东部地区，从辖区面积上说，名义上虽然只是一个省，实际上一点也不次于其它总督。 其实，四川总督一职的特殊性不在于它只辖一个省，而在于它不是督抚同城。与其它十二省不同，有清一代四川只有总督，没有巡抚。清朝督抚之间的职能划分并不是很清楚，一个省里如果既有总督又有巡抚，往往矛盾重重，四川总督由于驻地没有巡抚掣肘，可以唯我独尊。 清朝总督和巡抚的职责并不完全相同，一般而言，总督主要侧重于军事，巡抚主要侧重于民政。承平时期，总督和巡抚完全可以各不相干，但在有战事的情况下，总督就是巡抚的直接上司。清朝没有战事的情况很少，所以一般都把总督当成是巡抚的顶头上司。 为此，总督和巡抚有两个例加衔，总督兼兵部尚书和右都御史，巡抚兼兵部侍郎和右副都御史，以方便他们节制属员，即民间所说的“上马管兵，下马管民”。 兵部尚书和侍郎是军事上的最高长官，可以直接指挥绿营。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是都察院最高长官，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即民间所说的“尚方宝剑”，断狱时遇到紧急情况，不管是谁，可以直接杀掉而无须事先向皇帝报告。 在清朝，四川是设置行政区划最晚的地区。这是因为，在多尔衮率清兵入关之时，四川还在张献忠手里。顺治二年，多尔衮命何洛会率清军入川，张献忠战死。但清军并没有顺利占领四川，因为当时其它地方的战事仍然激烈，南明政权随即填补了张献忠留下的空白。后经豪格、吴三桂十几年的征战才最后肃清了四川。 因此，四川那时候没有总督，而是设巡抚。顺治五年清廷设四川行省，首任四川巡抚是追随左良玉儿子降清的李国英。李国英一直在云贵川配合豪格和吴三桂作战，到顺治十五年，整个西南边陲肃清，四川开始大规模从湖广等地移民。 而经历了张献忠屠川和连年的战乱，四川当时十室九空，四川所需兵丁、粮秣皆出自陕西，清廷先是在顺治十年命陕西总督孟乔芳兼督四川，继而于顺治十五年设置川陕总督，辖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李国英为首任川陕总督，而四川则另有巡抚。 康熙七年，由于四川战事平息，为移民事宜方便，康熙皇帝下旨设川湖总督，辖今四川、西藏东部、重庆、湖南、湖北，总督驻地迁至湖北荆州。康熙十年，令川湖总督分置二人，其中一人驻四川，驻地为成都。 康熙十九年，为方便对噶尔丹和青海用兵，将川湖总督分拆，湖南湖北设湖广总督，四川改隶陕甘总督，陕甘总督再一次改为川陕总督。 雍正九年，为应对噶尔丹和西藏用兵，清廷再一次令四川分置，设四川总督，驻成都。乾隆十三年，为大小金川用兵和藏边地区改土归流，四川再一次设总督，并裁撤巡抚，驻成都。期间一度兼管陕甘。 那以后，四川总督成为定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四川也成为有清一代唯一一个没有巡抚的省份。 从乾隆年间大小金川平定以后，四川就再也没有大的战事，因此四川总督的职责也开始向民政方面倾斜。实际上，四川总督一职是军政两手抓，表面看起来没有战事，但它的主要职责是防范西藏的军事安全，兼管牵制青海和甘肃，军事上事务仍然很繁重。 但四川是天府之国，成渝盆地经战国时李冰的治理，成了旱涝保收的风水宝地。尤其是省里面没有巡抚，一个人可以唯我独尊，加上天高皇帝远，四川总督一职变成了清朝地方督抚中最让人艳羡的缺份，比皇帝都舒服，尤其适合养老。 比较有名的四川总督是年羹尧、岳中琪、骆秉章、吴棠、丁宝桢等人。尤其是丁宝桢，他在四川总督任上做了许多对四川有利的好事，以至于四川人把他与修建都江堰的李冰并列称之为二郎神。 晚清最后一笔的浓墨重彩也是四川总督书写的，那就是后来编撰《清史稿》赵尔巽的弟弟、清廷最后一任四川总督赵尔丰。 赵尔丰是赵本山的老乡。他的父亲是道光朝的进士，他的三个哥哥也都是进士及第，这在有清一代也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东北的苦寒之地，差不多他们家是当时盛京第一家族。 赵尔丰没有考上进士，但他却是兄弟几个中最出色的。当时他和他的哥哥赵尔巽两人都是总督，赵尔巽是东三省总督，他当过西藏的驻藏大臣，是清廷中的鹰派，也是能臣。当时西藏上层蠢蠢欲动，而西康地区的藏族则多有闹事，赵尔丰率兵一一平定，极有章法。 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时，他主张强力镇压，并且也真如他设想的那样进展顺利。只不过他没有大局观，他将湖北的绿营调到四川后造成武昌的兵力空虚，从而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成功，而他本人也被他的部下诱杀。 辛亥革命以后，他的哥哥赵尔巽极其反感舆论将他列为辛亥革命对象，在袁世凯面前力争为他平反，最终袁世凯摄于赵尔巽的威望不得不答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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