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关，你在哪？最早的玉门关位置再辩

般若波罗蜜多8 2019-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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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杰

来源：玉门党史办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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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关是中西交流的关口，也是中西关系的前沿，承载着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交往的重任，虽然现在已属内陆，但这是清代以后的事情，而在清代以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则非内陆，所以专家学者对此格外关注，斯坦因、伯希和、日比野丈夫、王国维、陈梦家、劳干、吴礽禳、马雍、向达、夏鼐、黄文弼、方诗铭、赵永复、李正宇、刘光华、李并成、赵评春、张德芳、纪宗安、李殿元、李岩云、傅立诚、刘兴义、侯玉臣、潘发俊、潘竟虎、何双全、宫玉海、侯晓星等都有专文论述，而周振鹤、高荣、任宝磊、孙兰、许益、杨建、江娜、赵志强、谢绍鹢、贾文丽、侯宗辉、黄今言等也有兼论。纵观这些论述，有的对最早的玉门关（西汉初置）、敦煌西的玉门关（小方盘城一带）、瓜州的玉门关（隋唐）、石关峡的玉门关（五代宋初）都作了系统论述，有的则只论述其中一二；有的采据了史书、汉简、考古、地理学、军事学、他人研究成果等综合资料，有的则只据其部分；有的具国际视野，有的具全国视野，有的具区域视野，有的则仅具一县一乡视野，掺杂有一定目的性和倾向性。但总体而言，对于玉门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性质和位置的变迁已大体取得了一致，概括起来就是：汉武帝后的玉门关在敦煌以西小方盘城一带，尽管对是否在小方盘城仍有争议，但所论变化范围不大，称在小方盘城一带不会有错；东汉末，小方盘城一带的玉门关又迁到了瓜州，虽然对于确切在瓜州的哪个乡仍有不同意见，也无伤大雅；到了五代宋初，玉门关又迁到了石关峡；唯一不清楚的就是汉武帝开拓西域时初置的玉门关，亦即人们常说的最早的玉门关，劳干先生认为或在石关峡或在赤金峡，在赤金峡的可能性较大，李并成先生认为在石关峡，向达先生认为汉玉门关自始至终在敦煌，未曾迁移，这就形成了最早的玉门关的敦煌说、石关峡说和赤金峡说三种说法。今就最早的玉门关问题发表几点意见，请教于方家。

研究最早的玉门关，《史记》是最好的教科书。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去世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生于公元前156年，去世于公元前87年。俩人在世之时正是汉匈战争之前、之中及之后几年，亦即河西走廊从匈奴之手易于武帝之手的年代，当汉武帝得河西之地开通西域之后即撒手西归，当司马迁完成《史记》著述之时也就是太史公谢绝人寰之日，所以《史记》所记内容，除有武帝之前事迹的一些考证外，当世之事都是紧紧围绕汉武帝而展开的，别无它有。因此从《史记》中寻找最早的玉门关的答案是最为确当，最为可信的。司马迁、汉武帝后世之书当然也很重要，但如果能从《史记》中找到确切的依据，当为最好不过的事情，这样就无需翻检后世之书了。

（一）、《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

1、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是时汉既灭越。”

2、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封恢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3、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贰师将军……还至敦煌，……使使上书言：‘……原且罢兵……’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4、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已伐宛，……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

（二）、分析

1、假如最早的玉门关在敦煌西小方盘城一带，分析第3条，就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关在敦煌西，贰师将军自西而东入敦煌，须先入关，关为国界，管理严格，未答诏已“还至敦煌”，不可能；二是汉武帝已“使使遮玉门”，贰师将军何以入得了敦煌？三是汉武帝已言明“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进入敦煌的贰师将军岂有不退回玉门关外，而硬要“留敦煌”之胆？

假如最早的玉门关在敦煌西小方盘城一带，分析第4条、第2条，就存在如下问题：一是玉门关已在敦煌西的小方盘城一带，敦煌必已建郡，敦煌既然已为郡，就与酒泉郡为平级，为何要在敦煌置酒泉都尉？疑敦煌此时并未建郡，仍属酒泉郡管理，是酒泉郡的下级，此处的“敦煌”二字或为县或什么建制都不是，仅为一地名而已，“酒泉都尉”则是西汉在边郡设立的一个极常见又极普遍的郡以下的建制，正因为敦煌尚未建郡，敦煌一地已有需要管理的事务，故需设酒泉都尉。二是“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如何理解？一种理解就是敦煌至罗布泊往往有亭障，第二种理解就是敦煌这个地方的酒泉都尉以西到罗布泊往往有亭障，但不论怎样理解都有问题，因为第2条中，公元前107年的亭障已至玉门关，那么到公元前101年时说“西至盐水往往有亭”的起始地就应是“玉门关”而不能是“敦煌”或“敦煌这个地方的酒泉都尉”，如果此条中的起始地真的是敦煌，那么敦煌至玉门关的90公里亭障就是重复的，这样的重复显然不可能。

假如最早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则所有问题都不存在，第3、第4、第2条所记都合理，合情，合法，合逻辑。

2、假如最早的玉门关在嘉峪关市石关峡，分析第2条、第1条，就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是公元前111年；“酒泉列亭障至玉门”，是公元前107年；筑酒泉至玉门关的亭障用了4年。已知，令居段的亭障始筑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从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01年，筑令居（永登）至盐泽（罗布泊）的亭障共用了26年，除去筑居延段的5年，还有21年，则令居段、酒泉段、玉门段、敦煌段四段亭障每段平均为5.25年，总里程约1800公里，平均每年可筑85.7公里，4年可筑342.8公里，酒泉至嘉峪关市石关峡仅20多公里，用时无需一个季度，何需4年之久？二是《史记》对河西走廊内的亭障共记载了四段，即令居段、酒泉段、玉门段、敦煌段，令居、敦煌段，一为首段，一为末段，都好理解，酒泉段、玉门段怎么理解呢？一种理解是把酒泉段理解为令居至敦煌的范围，玉门段就可能是归于酒泉段以内的、极短的、甚至可以忽略的一段，司马迁就无需特别提出“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因为玉门关本在酒泉郡下，不仅如此，金城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四个郡都源自酒泉郡，酒泉郡的郡治直属辖区自然很大，石关峡距酒泉郡20多公里，当时酒泉郡的精力重点在以西事务上，玉门关必在郡治直属辖区，从《史记》对河西五郡只举郡，很少举县的惯例讲，郡治百公里以外的事都很少说到县，而直接以郡言之，酒泉郡直属辖区内的事就更不应该单独提出来加以强调，况只是20多公里亭障这样的小事，是十分违反常理的事情；第二种理解是把酒泉段、玉门段分别考虑，那么酒泉段是指令居西某个地方至酒泉的范围，玉门段至少是酒泉至敦煌的范围，因为《史记》全书找不到筑某个地方至敦煌的亭障的任何记载，只有敦煌至罗布泊段的记载，如此理解就与司马迁特别提出“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的本意相近了，由此推断：玉门段的范围决不止20多公里，而是300多公里。第1条中“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的“玉门”或指今赤金地方，或指今玉门市区，或指今瓜州及其以西，甚至到敦煌。从第4条“敦煌置酒泉都尉”事已知，公元前101年时的敦煌仍是“县或无建制的地名”，可窥见玉门的范围即“酒泉至敦煌”，同时也可窥见，自公元前101年，到敦煌建郡这段时间里，敦煌即为一个与玉门关大体平级的建制，这个建制就是在敦煌设置的酒泉都尉，或许这就是敦煌建郡前的序幕。这也与敦煌以西的汉简最早者为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敦煌以东的汉简最早者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相映衬。大概因为公元前111年以后，酒泉以西事务尚未达到敦煌以西，但敦煌以东却有很多事务，所以留下了许多汉简；而公元前98年以后，敦煌以西也有了需要办理的事务，而且敦煌一地已有管理军事或行政事务的建制，虽然目前从《史记》所记情况，尚不清楚敦煌是否建郡，玉门关是否西迁至敦煌以西小方盘城一带，但至少已经开始“办公”，故此留下了汉简。再看前面的分析，“4年可筑342.8公里”，正好与酒泉至敦煌340公里的实际里程吻合，难道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与这个数字开的一个神话般的玩笑吗？

3、从《史记》全书没有酒泉郡、敦煌郡所属15个县中另外14个县的任何记载，却独举玉门3次看，玉门的级别当高于县，但由于《史记》中“玉门”二字后面从未有“郡”字，且所有史书都未将其称过“郡”，其级别在“郡”以下概无任何疑问。那么如此特殊的建制作何解释呢？最为合理的理解就是玉门关。这一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未见异议，当为确事，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