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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锋头矫健的帝辛-比干改革失败了，帝辛和比干都不得善终，若干年后，前者再次死于“骂杀”，后者再次死于“捧杀”。“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的帝辛没有他的中兴先祖“六七贤君”们那样的大智慧大勇力和那么好的运气，在改革遭遇重大阻力和挫折之际，他妄想以个人意志绑上极端暴力手段去推行一套看似良政的改革措施，结果终因底子太薄，以浅尝辄止发轫，以南辕北辙收官，最终彻底失败了，还连带搭进去自己和心爱的女人苏妲己的卿卿性命，为千古留下万世骂名，与他的夏朝同行履癸一起被合称为“桀纣之虐”。 而比干便纵有经天纬地之才，素怀复兴社稷之志，且通晓宇宙运行之道，终因过于退让，过于迁就，且为“忠孝”所累，因“细谨”而不顾“大行”，失去实际掌控权，身处夹缝之中而为他人做嫁衣裳，最终不得不挖腹剖心，以明心志，以身殉道，为千古万世留下“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壮怀绝唱。 帝辛和比干这一对叔侄搭档由志同道合、携手并肩到分道扬镳、同室操戈，由风雨同舟、殊途同归到针锋相对、反目成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我革命式的改革让位于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第一次占领，这里面处处得见后世历朝历代那些失败的改革者的身影沉浮。有学者做过粗略统计，帝辛-比干之后的各种社会政治改革，鲜有推行到底并取得成功的案例，其结果不是走向改朝换代式的暴力革命就是走向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而其发起者的下场也如影随形，不是身败名裂便是改弦更张或桃代李僵，因而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改良、变法等等大都昙花一现，无疾而终。 帝辛头十年，也是壮志凌云，与首席辅政大臣或兼“最高国务资政”比干王叔心有灵犀，合作默契，征伐东夷，整饬外服，以战争刺激发展实体经济，抓改革，促生产，不拘一格用人才，将沉珂重重的老大帝国带进了一个上古新时代。怎料得改革阻力太大，那些鼠目寸光、闭目塞听、满足于既得利益的旧贵族和神棍们唯恐失去他们的天堂日子，联合起来对付帝辛-比干改革联盟，假借天意和祖宗成法混淆视听，对帝辛-比干联盟发起舆论战、车轮战、疲劳战，后以离间之术拆散了帝辛和比干这一对顶层设计事业搭档，使其皆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帝辛跳楼自焚，比干挖腹剖心，帝辛-比干联盟的十年改革成果付之东流。 人生悲剧至大者莫过于明知自己被道德、潜规则和他人的计设绑架了，却不得不硬着头皮砥砺前行，生扛硬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得不按照别人设定的套路出牌，即使自己可以改变这样那样的游戏规则，而改变游戏规则则意味着初衷也随之改变了。 骄傲的人通常也有本事，有本事而骄傲的帝辛也并非不知道自己的敌人藏在暗处对他释放冷箭，只是向来以天命自诩的他不屑于耐心细致、软硬兼施的思想工作（这一点上，帝辛真应该好好学习成汤和盘庚两位先祖的工作方法，假如一切可以重新来过的话），一味以暴力逞强，视那些反对派如无物，践踏人道主义的底线，结果只能是到处树敌，举步维艰，更给那些假借天意和祖宗成法维持现状进而谋求更大私利的旧贵族和神棍们抓住更多的把柄，也给内外服王公大臣、各级官员、普通民众落下荒淫暴虐的口实。 帝辛的悲剧即在于，死到临头，依然把自己当做政治正确的改革家，依然把自己当做天命所托，天命所在，依然把自己当做“老子天下第一，天下老子第二”的数一不数二的英雄，幻想着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保佑他度过牧野之战的难关，他的最后言行临床表现为一种混合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妄想症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他把宫里的珍奇宝贝都穿戴在身上，打扮成玄鸟的模样，跳进亲手点燃的熊熊大火以求摆脱现实，从天堂里再杀回来，非把姬发那小子干趴下不可。 这也许才是帝辛在鹿台跳楼自焚的真相，迷信鬼神的殷人和自命不凡的帝辛以为自焚就相当于凤凰涅槃一样，操作简单，成本低，见效快，尤为帝辛这样的首领量身定做，史载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祖孙四代都不以鬼神为然，不信鬼神而信天，但是死前死后，他们的行为与那些神棍们几无二致了。 某种意义上说，帝辛和比干，一如他们的父兄祖先那样都是原始的无神论者。与现代无神论者有别的是，他们有条件地相信或允许鬼神的存在，但是不相信更不允许鬼神拥有掌握人间祸福生死的能力。换言之，他们认为鬼神是受人的支配的而不是支配人。帝辛的曾祖父帝武乙就是这样的主儿，他让人扮成鬼神与自己角斗，杀死了对方，就说自己杀死了鬼神，还让人在皮袋里面装满血，他拉弓射箭把象征鬼神的皮袋射穿了，血流了一地，象征着鬼神被他干掉了。这种令人捧腹的游戏成为好动的武乙先生在殷商宫廷里的业余爱好，他乐此不彼，还鼓动身边人跟自己一起玩儿，以此向身边人炫耀：他是一个鬼神都奈何不了的帝王，他自己等于或大于天命。 艺高人胆大的帝辛显然受到曾祖父武乙这些糊弄鬼神调戏上天的故事启发，而且有所发挥，毕其一生都不拿鬼神及其人间代表们当回事儿，一心一意要把神权和王权都控制在自己手里。他近乎最后赌一把的自焚行为表明他还想通过凤凰涅槃式的重生亲自去地狱告诉鬼神们自己究竟是谁，给鬼神们一点颜色看看，但是他又一次失败了，这一次真正是失败在往生的起跑线上。而周武王姬发先生之所以在帝辛死后还要找到帝辛的尸体，亲自拿大钺砍下帝辛的头颅，也是顺从周人和殷人共同的迷信心理，即只要把敌人的脑袋砍下来，最好拿去喂狗，那么该脑袋的主人就回不来了。至此，帝辛的复活梦想终告破灭。 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送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以此在死前鞭挞那些极端派们假借自由名义的胡作非为，不过在此之前，她还不无预见地说过另外一句名言：“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隔着两千多年的时空，假如帝辛和罗兰夫人在天堂或地狱的某一个地方相见相识，听了罗兰夫人的这两句警世名言醒世恒言，帝辛会不会后悔当初没有把她纳入宫中呢？ 有学者认为帝辛的宫中缺少的正是罗兰夫人这样的杰出女性，帝辛的好色在心理学上可以视为一种性瘾或性依赖症，他在女性地位较西周为高的殷商找了那么多的女性充实内宫，可能也是受到其祖先武丁大帝的影响，武丁大帝的王后妇好是古代中国一位杰出的女性，一身王后兼殷商帝国军事统帅的她对武丁大帝的江山扩展事业起到了无人可代的作用。不幸的是，帝辛的这一模仿行为并未给他带来妇好那样的杰出女性，反而招来了妲己为首的一帮以轩辕坟里的尸体和贡品为食的野生动物精灵，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也说明该帝王的智商和情商并非司马迁记载的那么高超。 帝辛-比干改革虽然失败了，失败的原因综合起来多种多样，但简单归结为帝辛的荒淫暴虐和比干的以死谏诤，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的不尊重乃至正统戏说，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立场和科学方法。客观的“历史的真实”如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列宁语）”从来是赤裸裸的，从不掩饰什么，也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帝辛之后整整一千年，他的罗马同行凯撒大帝也深有同感地说：“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凯撒大帝也像帝辛一样死于非命，不过该大帝没有自焚，而是死于布鲁图领导的罗马元老院成员的谋杀。 帝辛-比干改革的失败并不代表他们领导的殷商最后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诡谲的那场改革对错与否，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从初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从道路曲折到前途光明，其全部过程就是一部改革与保守、革命与复辟且“独行快，众行远”的矛盾斗争史。如果因为帝辛-比干改革的失败而否定他们领导的改革本身，以至于“要不要改革”、“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这样幼稚的问题都成为一个问题，那么，这才是帝辛-比干改革的最大失败，也是殷商文明甚至于中国历史的最大失败，由此似可得出一个不成文的结论：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革都伴随着血与火的洗礼，而且成功的彻底的改革几乎都是归零。 儒家史观一味地将历史事件、历史进程归结为帝王个人或最高统治者阶层的品行操守、道德认知和主观行为，无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对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变革的决定性作用，无视中华文明之外的各种政治-军事势力等“外因”对“内因”的影响，更无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劳动创造历史”的基本事实，从而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过分强调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过分强调“内圣外王”，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些重大事件或决定性细节及其深层的动因进行筛选并“选择性遗忘”，成王败寇的“春秋笔法”也就成了了史家的拿手好戏，世世代代沿袭下来，以至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在某些场合秉烛夜行，理不直气不壮，而“满嘴的马列主义、一肚子孔孟之道”招摇过市，瞒天过海。这是帝辛-比干联盟给予今人的最大警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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