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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 纪念翻译家傅雷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小小的庭院，满是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在春日的阳光下，尽情绽放。微风吹过，花朵轻轻摇曳，似在倾诉着什么。不仅仅是花香，雅致精巧的两层花园洋房内，充满了浓浓的书香气。可以想象居住在这里的一家子，生活应是平静安适、充满意趣的。 这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傅雷的居所。就在安定坊5号内，和家人度过了十七个年头。直至1966年，政治风暴袭来，一夜之间，院内的玫瑰摧残凋零，傅雷和他的夫人双双含恨弃世。  繁华喧闹的江苏路向南，随处可见一些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中二小区、忠和坊走过去，就是月村。月村北侧正是安定坊。安定坊也是一条花园弄堂，如它的名称一样显得清净整洁。现在的大门像极了高档小区的入口，西式的柱头高耸，装饰派的花纹里一点都看不出这是个老住宅区。弄内一幢幢西班牙式假三层的花园洋房，共5幢18个单元联列式分组建筑，其中23号是独立的一幢。建造时每户都有一个小花园，建成后分单元出售或顶租，由竹篱圈隔，呈现出20世纪30年代上海居住建筑的风貌。建筑外墙面用干粘鹅卵石作面层，斜屋顶，门窗略带弧形，从外观上看显然也是当时沪上白领和中上层知识分子居住的地方。 如同其他老房子的命运一样，安定坊也已成为各色人等的混居之所。傅雷旧居5号就在弄堂门口，是一个独家小院，院内一幢米黄色的三层洋房掩映在春日的绿荫里，院子里铺着灰白色的地砖，有点清冷，没有想象中的满院玫瑰。是啊，什么样的玫瑰即使经过摧残也可以经久不衰呢？傅雷喜欢玫瑰，精心栽种了五十多种纯种玫瑰，每到盛开时节，应是姹紫嫣红，芬芳四溢。住在附近愚园路上岐山村的好友施蛰存先生是他家的常客。天气好的时候，两人就坐在院子里赏花喝茶聊天。夫人朱梅馥娴静温婉，是他的贤内助，也很喜爱玫瑰，常常会剪几枝下来，插在餐桌的花瓶里。曾看到过几张傅雷夫妇的老照片。最打动人的一张是他们在自家小院里的合影。一袭素淡旗袍的朱梅馥娴静温婉，脸侧向一边，露出灿烂的笑容，旁边的傅雷坐在藤椅上，严肃的面容竟然也微微带有笑意，背后花草繁茂，看着让人心里暖暖的，让人不由得想起赵咏华的那首《最浪漫的事》，两个人相互扶持，一路风雨地走过来，不离不弃。 从1949年入住安定坊以来，傅雷始终兢兢业业地进行着自己的翻译事业。那时的他，精力充沛，满腔爱国热情，每天早起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日常琐碎，然后回到三楼的书房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阅读、翻译、改稿，一部部外国名著翻译出来。他兴趣广泛，用大量的时间来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古董。如若因其他杂事耽误了时间，他就会利用休息时间将其补回来，就这样充实地忙碌着。二十岁的儿子傅聪奔赴波兰参加钢琴比赛并在外留学，对儿子的思念牵挂之情让他写了一封封家书，把儿子作为朋友一样地探讨艺术、音乐、文学，人生……从1954年到1966年6月，他一共写了两百多封中文信件以及九十多封英法文信件，后来被汇编成有名的《傅雷家书》，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伟大的人格。正如楼适夷在《傅雷家书》的序中所说：“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到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掩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 傅雷家的保姆周菊娣曾回忆说：“傅先生是好人。有几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医药费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上医院看病。我不去，他就发脾气。我看病回来，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儿住在浦东。有时我去看女儿，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有几次我把饭煮烂了，觉得真过意不去，赶紧向傅先生打招呼，他并没有生我的气，高高兴兴吃烂饭。还有一次，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我赶紧向傅先生道歉，他反而笑笑，幽默地说成了‘拖地板排骨’啦，没有责怪我……“傅先生正正派派，整天埋头于书房写作。来了客人，占了时间，他当天晚上就多工作一会儿，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有时候，我到书房里擦玻璃窗，他连头也不抬，一句话也不说，只顾自己工作。他的脾气非常直爽，见到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开销’。他心地好。傅太太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我在傅家工作那么多年，从未见过傅太太发过脾气，她整天笑嘻嘻的……”周菊娣从二十九岁起就在傅家工作，尽管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就是周菊娣。解放前就在愚园路上卖手表的林老板，还记得住在这条路上的傅雷夫妇。傅先生来给太太买过一只瑞士宝路华表，方形的，金表带，一口南汇话，很客气，临走还连声说：“交关谢谢。”林老板有一张法文说明书请教傅先生，两天后就拿来了抄写得工工整整的译文。 傅雷生性耿直，为人坦荡，说话做事从不矫揉掩饰，尤其是在学术上更是直言不讳，就连朱梅馥也说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终是难免的。”像许多正直善良的人一样，在那个风雨飘摇，是非颠倒的年代，经过一番批斗、侮辱、抄家以后，看着满园的玫瑰花被连根拔起，家里一片狼藉的时候，傅雷夫妇已经无法忍受心里的愤懑与冤屈。 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只好以死来抗争。留下一封用小楷写就的遗书，与妻子静坐无言，直到凌晨，从容地喝下一大瓶毒药。朱梅馥沉静地安顿好自己的丈夫，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下两条长结，大圈，悬于窗前自尽而死。死前他们还不忘用棉胎铺在地上，免得发出声响，惊扰他人。那是9月2日，走的那天，朱梅馥对阿姨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不要让自己死得太难看。在傅雷的遗书中，有两点提到了保姆：旧挂表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600元存单一张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一个小信封里装有现钞53.50元，傅雷写明：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施蛰存回忆他最后一次去傅宅的情景：“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的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时值1966年的8月，施蛰存刚被批斗过，想去看望一下傅雷，谁知也是同样的境况。不久，就传来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消息，而傅宅就真的是鸦雀无声了。回想起这些情景，再看眼前景象，心中一阵悲凉沉重。曾经芬芳的玫瑰花杳无踪迹，傅雷先生已去。屋内已是面目全非，没有当年的痕迹和遗存。这幢历经了历史风霜的花园洋房，并不会因此淡出我们的视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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