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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石钟琴在上海舞蹈学校练功房 1964年，第五届“上海之春”上，上海舞蹈学院的师生们带来了小型芭蕾舞剧片段《白毛女》。这场演出正是后来轰动一时的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最早雏形。 一年后，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正式亮相第六届“上海之春”，引发强烈反响，并持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五十五载光阴倏忽而过，人们对“白毛女”的关心从未淡去。第一代“白毛女”扮演者石钟琴是这样讲述她记忆中的这部芭蕾舞剧的。 ■口述 石钟琴 采访整理 秦岭 传统戏曲与民族舞元素 芭蕾舞剧《白毛女》创排的时候，我还是上海舞蹈学校的学生。当时文艺界十分提倡“洋为中用”“百花齐放”，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学校开始搞一些小的创作，探索民族芭蕾，《白毛女》就是其中之一。 《白毛女》最初是独幕舞剧，编导是胡蓉蓉老师和助手傅艾棣老师。主要内容就是电影里“奶奶庙”的那个片段，喜儿在庙中见到不共戴天的仇敌，追打黄世仁和穆仁智。这出独幕舞剧的时间很短，只有不到20分钟，但演出效果很好。这部作品后来逐渐发展，从小型舞剧到中型舞剧，再到大型舞剧。 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在1964年的“上海之春”上首演，获得好评。后来排演大型舞剧时，编导又加入了林泱泱、程代辉两位老师，戏剧大师黄佐临担任艺术指导。 为什么《白毛女》那么受观众欢迎？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点。首先，它的故事和音乐本身家喻户晓。之前的歌剧《白毛女》和电影《白毛女》已经奠定了很好的群众基础，观众的接受度很高。排演大型舞剧《白毛女》时，我们还特别加入了演唱的部分，这是之前的舞剧中所没有的，形式比较新。 其次是舞蹈方面，因为这是一个中国故事，加上又是革命斗争题材，我们在表演时吸收了不少中国传统戏曲与民族舞蹈的元素。比如在第一幕中黄世仁到杨白劳家里去逼债那场戏，双方冲突的部分就采用了很多京剧武戏的动作。喜儿的舞蹈段落，比如窗花舞中也有很多中国古典舞的内容。杨白劳死的时候，喜儿跪地哭爹爹的那段，也采用了戏曲表演的程式。当时老师专门请了戏曲学校的老师来教我们毯子功，帮我们设计动作。 我们那时候还是年轻学生，之前没有真正接触过芭蕾舞剧，跳过的古典芭蕾都是公主、王子这样的题材。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物，学校安排我们下乡体验生活，和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还安排我们看《白毛女》的电影，听相关的讲座，我们自己也会找一点资料来学习，然后一遍一遍地用心排戏。 一分多钟的“灰毛女” 最开始，我并没有机会扮演白毛女。在中型舞剧《白毛女》里，我是跳群舞的，主要是参与“红缨枪”“大红枣”等段落。后来排演大型舞剧时，我则扮演灰毛女。真正扮演白毛女是后来的事了。我也是后来才听说，这可能和我的家庭出身有点关系。不过当时，我一来也不懂，二来也不是很在意这些事情，团里安排我跳什么，我就跳什么。 整部舞剧的“白毛女”是由四位女演员共同完成的，她们分别扮演喜儿、黑毛女、灰毛女和白毛女。灰毛女的出现是在“深山野林”这场戏里，讲的是喜儿逃入深山，经历春、夏、秋、冬，与大自然艰苦搏斗的情节，她整齐的辫子散了，黑发变成灰发，最后在漫天大雪中，她的头发全部变成了白发。我演灰毛女，在台上也就一分钟多一点的时间。这一段是黄佐临导演的创意，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带有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 后来《白毛女》的演出任务越来越重，有很多外事活动都需要我们跳。原先扮演白毛女的几位演员，一位身体不太好，另一位体型开始发胖，台上演员不够用了，需要人顶上去。中间也换过好几次人选，最后领导找到了我。我第一次作为“白毛女”上台，是在1969年举行的广交会。 197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芭蕾舞剧《白毛女》拍成电影，这是一个黑白的版本。1971年，上影厂又拍了一个彩色的版本，也就是大家都最熟悉的那个版本。在这部电影中，茅惠芳和我分别扮演喜儿和白毛女。在芭蕾舞台上表演，台下也就一千多个观众，电影一播出，全国的观众都看到了。观众们能记住我，也是通过电影。 从舞台到电影，倒也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一切按照导演的要求去做就好了。一定要说的话，就是电影有很多特写镜头，这是舞台上没有的。舞台表演的时候，为了让全场观众都可以看清楚，相对来说肢体动作要更夸张一点。拍电影就不需要这么夸张，表演的时候，动作要收敛一点，而且电影镜头的拍摄是分割的，一会儿拍这个，一会儿拍那个，不像在舞台上一气呵成，情绪调动上要求更高一点。 从中国“跳”到日本 1972年，上海芭蕾舞剧团带芭蕾舞剧《白毛女》首次访问日本，也就是大家说的“芭蕾外交”。其实，第一个将电影《白毛女》排成芭蕾舞剧的就是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1958年他们就曾来中国演过《白毛女》，不过我们当时排《白毛女》的时候，还没看过他们的演出。 因为去的时候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我们在日本的演出环境有些复杂。松山芭蕾舞团全力保障了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团长孙平化是一个“日本通”。当时我国在日本还没有大使馆，负责对接的是商务处。为了保证我们的顺利演出，他和商务处的同志们做了很多工作。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从中国大陆到日本是没有直达航班的。我们先从上海到广州，再从广州到香港，然后由九龙机场飞往日本。等到回程的时候，中日双方已经基本达成了建交协议，全日空和日本航空两家航空公司的飞机直接把我们送回上海。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依然还在跳《白毛女》，跳了近20年，演过的场次已经数不清了。我在剧场的舞台上演出过，在农村的晒谷场上也演出过，去机场演出过，也去工厂演出过。 鞋子里都是血水和脓水 我们当年的脚尖鞋不像现在，头比较大，皮也比较柔软，有弹性。当年的脚尖鞋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样子很漂亮，尖尖的，像尖头鞋一样，但是很硬，穿在脚上真的痛，动不动就会磨出血泡。胡蓉蓉老师也不许我们穿大的鞋，怕上台不好看。 我们当时的包里最多的，就是橡皮膏、纱布和棉花。我记得有一次去法国演出。因为长时间的练习，脚趾间磨出了鸡眼，上飞机的时候，脚痛得连鞋子都穿不上，只好套着布鞋拖着走。为了上台，我在医院里配了麻醉药，蘸了棉花塞在脚趾间，再用橡皮膏绑紧。不过等真的上了台，也就忘记了痛。直到演出结束后脱下鞋子，鞋子里都是血水和脓水。 你看芭蕾舞演员很漂亮地站在台上，其实台下是很辛苦的。可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要练功。要是不练功，腿就没力了，没法上台。 在《白毛女》之外，我们还排演了写祥林嫂故事的《魂》以及《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雷雨》等原创舞剧。 退休以后，我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舞蹈教学工作，现在也还有几个业余舞蹈爱好者在跟我学芭蕾。我自己则去老年大学学过几年钢琴，现在有空就自己弹弹琴，生活过得挺充实。 尽管我退出舞台30年了，但我对钟爱的芭蕾，尤其对《白毛女》，还是有着不可磨灭的深情厚谊。可以这样说，我是和《白毛女》一起成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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