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庄子中贵柔主阴意识的成因

          　　摘要：众所周知，老庄哲学中有明显的崇阴尚柔倾向，它是中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性别意识的源头之一，对于庄子哲学中这种现象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早期人类文化，本文将尝试通过对地域文化、图腾文化、儒道学派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寻找形成庄子哲学中这种阴性意识的成因。
　　关键词：殷商文化；玄鸟生商；儒家
　　一、庄子寓言中关于阴性哲学的表现
　　鲁迅先生曾评价庄书云：“著书十万余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寓言在庄书中所占的比重。寓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神话的哲理化，例如《至乐》中的昆仑及皇帝，《大宗师》里面的得道神人，《天地》中的象罔以及《逍遥游》中的鲲鹏等等，这些寓言故事大多来自于昆仑神话系统。因此从神话思维方式出发来探究庄书未尝不可。
　　在《庄子》一书中我们会发现不少的涉及到空间方位的篇章，例如在《逍遥游》中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是鸟也，海运则迁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天下》中的“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天道》中的“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天地》中的“皇帝游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天运》中的“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知北游》中的“知北游于玄水之上……反于白水之南。”我们可以看到在涉及空间方位时，庄子总是南北对举，那么庄子的这种空间意识是怎么形成的，或者说空间方位对于庄子又暗含着怎样的价值，在叶舒宪先生的《中国神话哲学》一书中，他通过一组记载在《史记・乐书》里的仪式古歌：《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从而推演出一套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原型模式：
　　“昆”模式：
　　上=阳=南=神=界=男=天=光=明=正=夏=白=昼
　　“昔”模式：
　　下=阴=北=鬼=界=女=水=黑=暗=负=冬=夜=晚
　　从这个南北对立中可以看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体系，这就是：
　　南：北
　　阳：阴
　　火：水
　　动：静
　　实：虚
　　有：无
　　有为：无为
　　雄：雌
　　王：圣
　　庄子对这些神话的自觉运用，或者说庄子对这些空间方位的自觉运用应是对以仁义礼乐为核心的儒家正统文化的反拨。儒家所标榜的传统价值标准总是以南，阳，雄，生的一方为正价值，例如孟子在解释“气”时候说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在《尽心下》中孟子说道“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而以北，阴，雌，死的一方为负价值，庄子以“无”为本，主静不主动，“以生为丧”，“以死为反”（《庚桑楚》），倡导的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政治，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他的这种哲学可以称之为“玄冥哲学”：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在这里“阴”是天的属性，而“阳”是地的属性，但是在儒家的文化理念中“阳”是从属于天的，从而使“阴上阳下”的原始文化转化为“阳上阴下”的儒家文化，父权得到了明显的强调和提升。
　　庄子《在宥》篇里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广成子住在空同之山，在《淮南子・诠言训》的开篇云 “洞同天地，混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英国学者艾利亚德从精神分析的立场来解析“洞”的原始之义，他认为那是石器时代的初民视洞为子宫的神话类比思维方式在文明时代所留下的印记，因此“洞”字便有了神秘，丰收，生育等意义。[1]在庄书中作为创生万物本源的“太一”或者“一”，在《说文》中解释为“壹，专一也，从壶，吉声。”“壹”作为“一”的另一种写法，似乎更加完整的保留着神话表象。“壹”字取象于“壶”而“壶”恰好被释为“壶，瓠也”，也就是葫芦的意思。日本比较神话学家伊藤清司指出在初民观念里葫芦被认为是女性的象征，有些民族干脆视葫芦为能生育的子宫。庄书中的这类神话寓言故事还有很多，例如“未始出吾宗”的“胎息”之术，“复归于婴孩”的主张等，都无不体现出庄子思想中的崇阴尚柔意识。
　　二、宋国的文化传统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墨子为宋国人，曾是宋的大夫，宋曾经是周朝战胜殷商后建立起来的诸侯国，也就是说，宋虽然在政治上是属于周，但是文化是却是承袭殷，“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2]。殷商文化有其特殊之处，《礼记・表记》里说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王治心先生也曾说：“夏与周皆远鬼神而近人，惟殷人则先鬼而后礼，什么叫先鬼而后礼呢？郑玄解释这句话就是‘内宗庙，外朝廷’什么叫内宗庙？重在鬼治；外朝廷言重在人治。夏与周都是内朝廷而外宗庙的，惟殷人则内宗庙外朝廷。可见殷人的政治，是依据鬼神做标准的。”[3]郭沫若也曾经说过“殷人的气质和周人颇不相同，殷人是比较爱好艺术的氏族。殷墟所发现的古物，无论是铜器，石器，骨器，白陶，乃至甲骨上刻的文字，都富有艺术的风味；又因为时代的关系，殷人最崇信鬼神，故其文化色彩带有超现实的韵味。”[4]所以，生于宋的庄子自然而然会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那么如果按照叶舒宪先生所建立的神话宇宙观，殷商这种信奉鬼神的文化是可以划分到北方模式体系之中，即我们前文所列出来的“昔”的模式之中，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庄子哲学的确是在承袭殷商文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阴性哲学。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对殷商文化中所蕴含的阴性文化意识加以证明。在我国许多的古典文献中都有关于“玄鸟生商”的记载，例如在《诗经・商颂・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关于殷商的鸟图腾崇拜，郭沫若先生认为无论是玄鸟或者燕子，其实都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但是今年来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的观点是认为这种“鸟”图腾恰恰是代表着“女性的本体或者化身，鸟图腾崇拜的原始意象不是源于男性生殖崇拜，而是与女性的生命孕育息息相关。”[5] “在母系氏族制的繁荣期，正是图腾崇拜盛行的时候。”[6]我们可以看到图腾和女性之间的紧密关系。据《中华古今注》记载，燕子（玄鸟）还有一个雅号叫做神女，玄鸟的女性意味已经不言而喻了。在远古先民那里，鸟与女性相互暗示，鸟成为女性的化身和象征，鸟图腾崇拜正是生殖崇拜，即对女性生殖繁衍能力的崇拜。当然，女性文化并不等同于庄子的阴性哲学，但是我们无可否认包括庄子，老子在内的整个道家推崇女性特点的立场，实际上是对生命意识的崇拜。 　　三、对儒家思想的反拨
　　庄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各争风骚，各学派之间的论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儒家成为庄子屡遭批判的对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庄子要树立自己的学派就不得不对包括儒家在内的其他学派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从我们上文提到的南北二元对立观点中所体现的价值体系来看，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与儒家哲学的确存在着价值观上的对立，儒家重仁义、教化、功名而道家重自然、自化、无为，当然儒家的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其创始人孔子继承了周礼，而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所谓仁义就是要以“孝悌”观念为基础，以“孝”为核心从而形成一个以关系亲疏为基准的差序社会格局。《论语》说“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与”，仁是血缘关系同时也是宗法基础。颜回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说的就是要克制本性，恢复周代礼仪。“仁者爱人”提倡的是博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明仁的实现途径是由己及人。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所强调的“仁”具有伦理意义，体现的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性质。孔子把仁看作是社会以及个人的内在需要，它是对人的行为以及人的本性的规约，因而孔子提倡“诗教”。“子曰：诵《诗》三百，受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所以儒家认为人生应该是积极参与的姿态，要立言、立功、立德，要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庄子在《齐物论》中说道“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认为儒家的仁义不具备真理性，庄子在批评儒家的君子时说“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人间世》中说道“强以仁义绳墨之道术暴人之前”，那就是“灾人”即祸害于人。庄子认为儒家的仁义其实是束缚了生命的真性情，戕害了人的自然本性，庄子说“不仁则害人，仁则反愁我身；不义则伤彼，义则反愁我己。”（《徐无鬼》）庄子认为仁义是虚假的。他说“仁义之行，伪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 （《徐无鬼》而且认为仁义是迷人心窍的东西“播糠迷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肤，则通昔不寐矣。”（《骈拇》）庄子同时也认为仁义使天下祸乱“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天下背脊大乱。”[7]（《在宥》）我们都知道孔子其实是失败于现实而成功于历史的，他的理想蓝图在面对现实时遇到诸多困难而难以实现，因此，庄子从反面立论，提出自然无为的主张，强调人本性的舒张自由状态。我们再回头看叶舒宪先生总结的以宇宙模式垂直系统为基础的南北对立二元模式，我们就可以发现南与北的对立，其实就是以主“动”主“有”的儒家思想与主“静”主“无”道家思想的对立。
　　我们通过叶舒宪先生的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原型模式把庄子哲学中的阴性文化展现了出来，进而通过地域文化，图腾文化来试着分析殷商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文化对庄子哲学思想形成的潜在影响，最后从儒道这一横向的比较中解释了庄子阴性哲学形成的又一推动剂。（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参考文献：
　　[1]艾利亚德：《生与再生》，哈泼兄弟出版公司，1985年，第58页。
　　[2]阎若璩撰.载皇清经解.卷二十六，阮元王先谦编[M].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 转引自邓红《论庄子的活动区域及庄子哲学的文化背景》[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3]王心治《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M]. 香港：香港崇正出版社版，第35页。
　　[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5][6]李小玲《浅析鸟图腾崇拜》[J] 中文自学指导，2001年第6期。
　　[7]龚维英《从殷商玄鸟图腾的衍变论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的交替》[J]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