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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邬斯讲历史。 韩赵魏三国迁都既与自身的发展、壮大、图强有关，也与秦的强大有一定关系，但前期主要是内部需要，至于迁都与秦国强大是否有关，也因国家而有所不同。 下面邬斯具体来说一说。 01 韩国迁都 战国时期的韩国虽然综合实力最弱，但其能够一直存续下来，说明其还是有些作为的，也曾强盛过。 韩国历史上一共迁都四次，分别是平阳→宜阳→阳翟→新郑。 ①平阳 春秋末年，韩国迁都平阳（临汾市），而它也是战国时期韩国第一个正式的都城。迁都于此主要是因为三家分晋，平阳属于晋国统治的核心区域，所以定都于此便于争夺晋国遗产。 ②宜阳 平阳之后就是宜阳了，公元前424年韩国迁都宜阳（河南宜阳附近，现为洛阳下辖）。宜阳地处中原腹地，综合条件较为优越，此时韩国也站稳了脚跟，所以迁都宜阳也便于其发展，经略中原，利于争霸。 ③阳翟 韩国在宜阳的定都时间较短，只有十余年，之后于公元前408年迁都到了阳翟（河南中部），这里比较繁荣，曾是夏朝都城，同时也靠近富庶的郑国，所以这次迁都主要是为了灭郑考虑。 ④新郑 公元前375年，韩灭郑国，正式迁都新郑，这也是韩国最后一次迁都。新郑本就是战国时期中原比较富裕的城池，比原来的宜阳、阳翟要好，经过郑国多年经营，人口密集，经济较为发达，城市繁荣。迁都新郑是韩国走向强盛的开始，由于夹在秦、魏、楚之间，所以韩国强盛的关键目标在于做到自保，不求兼并他国，当然他也没那个实力。 从公元前375年到公元前230年，韩国一直定都于此，直至被秦所灭。 从四次迁都过程来看，韩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往中原靠拢，一直在向他的势力中心地带迁移，所以其迁都主要是为了改变以往都城太偏、不利经略中原的劣势，从而促进自己的发展、强大，当然也有安全的考虑。但整体上而言，韩国迁都与秦国的强大整体关系不大。毕竟自己就在秦国的眼皮子下，所以他主要是谋求自身发展。 02魏国迁都 魏国是战国前期的霸主，也是最早因变法而走向强大的国家。魏国从三家分晋到被秦所灭，只迁过一次都，即由安邑（山西运城）前往大梁（河南开封）。 安邑是晋国时期魏侯的治所，所以是魏的老巢，也属于晋国时期的核心统治区域，所以关于关于魏国迁都，只讨论迁都大梁这一事。 历史上关于魏国迁都大梁是否与秦国强大导致自身衰微有密切关系一直有争议。 按照普遍的说法，秦国经变法后走向强大，与魏关于河西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且取得了多次胜利，占据了战略优势，这就使得冲突前沿的安邑非常危险，随时处于秦国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必须迁都，因此选择了位置更优的大梁。 那么到底是不是因为秦国势大，魏为避其锋锐而选择迁都大梁呢？要想搞清这个疑问，必须先解决魏国迁都的时间。 关于魏国迁都大梁的时间，主要有两个时间版本，一个是公元前361年（魏惠王9年），一个是公元前339年（魏惠王31年）。 第二种说法在《史记》里得到了印证，《史记.魏世家》里记载：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为太子。” 所以后人做出的关于魏国迁都大梁是为避秦锋芒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史记》做出的，所以今天大多数人认为秦国商鞅变法之后国力强盛，尽夺回河西之地，魏国避其锋芒而迁都大梁。 同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引用了《史记》的记载，但现在已有证据表明《史记》所言有误。 西晋时期出土的战国时期魏国的官修史书《竹书记年》记载，魏国迁都是公元前361年（魏惠王9年），王国维、钱穆等大师也都根据此书对相关历史进行论证。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写到： 【魏初居安邑，文侯都在邺；武侯则都魏县；惠王即位，迁大梁。】自谓承袭晋国，开始第一个起来图覇；迁都大梁以争形势。此在梁惠王早年，史记误谓在梁惠王晚年，畏秦而避。 所以根据此书以及钱穆先生的论证，魏国迁都大梁主要是由于中原争霸形势的需要，因为大梁（开封）正好处于中原关键地带，天下诸侯都在染指中原，所以在建都这里可以掌控整个中原，以图自强，而非畏秦而避，所以这种看法更符合历史事实。 所以，魏迁都大梁该是公元前361年，它与马陵、桂陵之战的描述也相符合，也符合魏国官书的记载，这也就从反面推翻了司马《史记》的描述，所以也推翻了魏迁都大梁是因为避秦锋芒的论述。 因此魏国迁都大梁也和秦国强大没有直接关系，而这也是在商鞅变法之前就已经完成。迁都主要是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图霸中原的目标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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