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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童年的消逝》，第7页 在古希腊，人们普遍缺乏对儿童的同情心和怜悯心。此外，从“没有童年的概念、没有儿童的画像、没有儿童的塑像”可以看出在古希腊还未建立起童年的概念。但有一点，希腊人为建立童年概念作出了重要的铺垫，就是“学校的创办”，学校是一个把孩子们聚集起来教他们作战、知识、勇气和美德的场所，虽然当时作为教育者的成人依然缺乏同情儿童必要的心理机制，学校的管教方法更是近似于“折磨”和“虐待”，但是这意味着希腊人已经模糊地认识到“未成年人的特殊性”。 如果说古希腊的学校为童年概念的建立迈出了起源性的第一步，那么罗马人的“羞耻心”则是童年概念演化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是，成人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把各种冲动（特别是性冲动）私密化，在未成年人面前维护“保持缄默的密约”。 然而，欧洲的中世纪并没有延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童年概念发展历程，不仅是停滞，而且是消退了。原因有以下三点：读写能力的消失；教育的消失；羞耻心的消失。对于读写能力的消失，其中的原因人们有多种推断，比较可信的有两个：一是在黑暗的中世纪，统治者推崇“工匠识字文化”而不是“社会识字文化”，即把识字掌握在“特权阶级”手中，这使识字和大多数人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二是中世纪战乱不断，严酷的生活同时消耗了人们制作纸张的资源和热情。 因此，中世纪大多数学者的阅读能力竟和今天我们一年级的小学生类同。这直接导致了“口语文化”在中世纪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回复到“听、说、唱”的自然状态来进行交流。在口语世界里，童年在7岁就结束了，7岁的儿童已经能够驾驭语言，像一个成人一样生活。又因为口口相传，人们根本不需要奠基“读书写字”这些基本能力的学校，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技能一般是以学徒制等方式通过师傅的面授完成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会导致“教育的消失”和“羞耻心的消失”。 因此，“儿童”这个词在中世纪代表的是亲属关系，与年龄无关。17世纪之前没有任何资料提到儿童的专用语。在文学作品里，儿童的主要角色是死亡或被遗弃。塔奇曼在谈到中世纪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时，特别指出了“中世纪对儿童缺乏兴趣”这一条最引人注目的差别。 印刷术与童年概念的产生 简单地说，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文化人”已经诞生了。由于他的到来，儿童便被留在了身后。在中世纪，年幼者和年长者都不识字，他们的事情局限在这里和现在，用芒福德的话来说，是“此时此地”。这正是当时不需要有儿童概念的原因所在，因为人人共享同样的信息环境，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和知识世界里。当印刷术开始大行其道时，显然需要创造一个新型的成年。 自从有了印刷术，成年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 ——摘自《童年的消逝》，第53页 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这个符号世界要求确立一个全新的成年概念，而新的成人概念里不包括儿童，当儿童从成人概念里驱逐的同时他们必须寻找另一个安身之处，这个安身之处就是崭新的“童年概念”。英尼斯曾说过传播技术的变化产生三种结果，即改变人的兴趣结构、符号类型和思想来源。也就是说，当我们创造了某一种技术后，会惊恐地发现，这项技术开始逐渐控制和改变我们。 如果说钟表消灭了人类有关“永恒”动态而模糊的概念，印刷术则使“永恒”又重新成为可能，它使一个人的思想能够万世流芳，从而创造了一个崭新而普遍的自我观念，让有限的生命以“作品”的方式延续下去成了许多人为之奋斗终身的事。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关注了作者，与此同时，这种“自我意识”也相应地漫延到了读者。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由于书籍的匮乏，阅读大都采用的是口语模式，即许多人聚集起来一起高声朗读，而当人们普遍拥有书籍时，人们开始习惯于一个人安静地阅读，不希望有人打扰，在阅读中每个人开始尝试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换言之，印刷术使作者与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在这种环境下，对个性的要求变得无法抗拒。印刷术给予人们自我的概念，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导致了“童年概念”的诞生。 正因为如此，波兹曼在书中得出一个结论：凡是重视识字能力的地方，就必然有学校，而凡是有学校的地方，童年的概念就能迅速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童年概念在英国很早就出现。16世纪，英国的学校星罗密布，印刷术使分阶段的学习成为必要和可能，当时就有初级学校、免费学校和文法学校，儿童不再被看作是成人的缩影，他们的特殊天性被挖掘和发现，人们开始研究如何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的特殊性对他们实施适合的教育，如平奇贝克等所说“童年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成长阶段而出现，而且变得日益重要”，而且年级制产生了“同龄群体”和“同伴文化”，这些都加深和丰富了“童年概念”。 然而，印刷术和学校尽管启蒙了人们对“童年概念”的认识，但是“童年概念”的成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其中一些教育家和思想家的观点是不容小觑的。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洛克派”和“卢梭派”对童年的观点尽管截然不同，但是洛克的“白板说”激起了成人对儿童成长所负的责任感和敏感性，卢梭的“自然教育”则引发了成人对儿童世界的好奇心，这对于“童年概念”的成熟都是大有裨益的。19世纪末，另两个重要人物出现了，弗洛伊德和杜威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认为儿童阶段是有价值的，不应该作为“未完成性”被鄙视，本能和天性需要被承认和重视，同时成人世界需要为儿童的发展提供条件和创设环境，使儿童自我控制、延迟满足、逻辑思维等能力得到发展。 童年的消逝 那么，我想开门见山，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儿童已经基本上从媒体、尤其是电视上消失了。（广播电台或唱片上是绝对没有儿童痕迹的，但儿童在电视上消失更加发人深省。）当然，我不是说年纪小的看不见了。我是说当他们出现的时候，都被描绘成十三和十四世纪的绘画作品上那样的微型成人。 我们暂且把这种状况称作“加里科尔曼现象”。我这么做是指，凡是认真观看情节剧、肥皂剧或其他流行电视节目的人都会注意到，那些节目里的儿童和成人，他们在各自的兴趣、语言、服装和性欲上的表现都没有什么区别。 ——摘自《童年的消逝》，第172~173页 当莫尔斯第一次在“萨利号”上发送了人类历史第一份电报时，欣喜若狂的他根本不知道同时他也埋下了“童年的消逝”的伏笔。电报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超越了人类感官触及范围的有限性，将所有人融入一个同时性和瞬间性的世界，电报使信息比信息源更重要，同时使信息变得无法控制，信息脱离了地域特征而呈支离破碎的形态到处肆虐。在以后的一百年里，照相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收音机、电视等“电子媒介”不断推陈出新。与电子媒介的发展同步的是“图像革命”，两者相结合就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影像世界。如果说语言是经验的抽象表述，那么图像则是经验的具体再现，它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图像直观明朗、显而易见，要求我们去感觉，而不是思考。 虽然在《童年的消逝》一书写作时，电脑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但波兹曼预测了这一趋势。电脑本身在他看来是未来世界里“唯一”具备挽回童年存在可能的媒介，因为使用电脑要求掌握某种有序的、逻辑的和复杂的分析技能。然而，他提到媒介本身所具备的潜在结果，完全可能因为它的使用方法而不起作用，波兹曼又不幸言中了。今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根本不需要了解软件背后的复杂原理和步骤，人们面对着是电脑屏幕上一个个有待点击的花花绿绿的图像。如果说，印刷意味着一个放慢速度的头脑，电子则意味着一个加快速度的头脑。 电子时代破坏了童年概念赖以生存的土壤，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不需要训练和教育，人人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懂电视，电视敞开了秘密，在保密这一点上甚至连口语时代都不如，如果说口语时代成人尚可以压低声音，而电视连轻声低语也做不到。没有了秘密，成人的权威和儿童的好奇便同时分崩离析，孩子们通常还未来得及提问，就已经被电视上给的一堆答案困住了，他们不是依靠权威的成人获取信息，而是从电视节目摄取和吞咽“知识”，于是好奇被愤世嫉俗和狂妄自大所代替，这时我们的身边便没有儿童了。 波兹曼请我们关注一下身边的儿童，电视上“小大人”们唱着RAP谈情说爱，孩子们穿着三件套和高跟鞋去赴宴，少年棒球和足球锦标赛已经非常职业化，球场上发生着和成人比赛一模一样的事，包括欢呼和斗殴，原本属于儿童的游戏变得异常严肃，比赛不再是为了趣味，而是负载了名望、金钱、荣誉等成人的价值观，脏话从孩子们口中爆出已经不再让人惊奇。 不仅是童年概念在消逝，如波兹曼所说，成人概念也在消逝。因为没有一个清晰的成人概念，就不可能有一个清晰的儿童概念，反之亦然，电子时代也正在使成年消逝，人生幻变为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而中间的一长段我们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电视鼓励的是孩子气的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波兹曼嘲讽美国社会对政客的长相、姿势、微笑、绯闻的关注已经大大超过了对政客的思想和政见的关心，政治判断从一个逻辑判断贬值为一个审美判断。而短小精悍、骇人听闻、似曾相识的每天不断滚动播出的新闻很难让观众有时间去认真思考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价值判断以及与自我生活之间的关系。而电视广告已经用光鲜的偶像、迷幻的图景、夸张的表情等狡黠地模糊了商业的一个最基本假设，即购买是一个衡量性价比的理性行为。电视媒介本身的特点造就了成人化的儿童，不需要深刻连续的思考，只考虑即刻的满足，只注重眼下的情绪反应使成人的智力与儿童的智力趋同化。 那么，究竟有没有方法可能抵制“童年的消逝”的现象？对这个问题最感兴趣的也可能有所作为的就是学校和家庭。先看学校，随着电视电脑的入侵，作为知识源的学校越来越显得底气不足，但是波兹曼说：“无论学校的努力多么微不足道，学校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防止童年消逝的最后一道防线。”前提是校长和教师首先要身先士卒地抵挡电子世界的侵袭。 此外，比起学校，家长更有可能也更有责任来抵制“童年的消逝”。当然，这个任务非常艰辛，一是要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介前的时间，二是要仔细监督子女接触的媒介的内容，并帮助他们认识媒介的价值和局限。尽管在铺天盖地的电子图像包围中做到这两点近似于一种“寺院隔离”，但是正如波兹曼所说：“这样的家长不只是在帮助他们的孩子拥有一个童年，而且在抵制整个时代对童年概念的摧毁，不夸张地说那些坚持记住童年的人将完成一个崇高的使命。” （作者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刘 徽） （本文刊载于《现代教学》2011年12月刊）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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