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能记起来的事（1978）

       我那时二十一岁，在老家的村中学当一名民办教师。如今的很多人不知道民办教师是一个什么概念，正像我那时候不知道裸官和下海一样。如果你知道协警和城管，就差不多知道民办教师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们的很多名称如果说给外国人，他们是根本听不懂的。所以这许多年，我们在尽其所能地学习外国人，目的不是让他们能完全了解我们，而是让自己与外国人同化，在我看来，这样的结果，是外国人忽然发现原来自己想得太复杂了，中国人和中国的事情原来并不是那么不容易懂的。可这样一来，我们在努力做着的自我同化就给外国人弄懂我们省了不少力气。我们自己也在这不断自我同化的路上不断地探索着，在我看来，裸官和有钱人的移居国外，该算是自我同化的一种摸石头过河的方法，至于好与不好，对于探索是不紧要的。但如此一来，我们在改变着过去一些模糊的概念的同时，又弄出了更多模糊的新东西来。这也算不得什么，从根本上说，我们属于一个神秘大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来都是要装扮得神神秘秘，觉得这才是真正东方古国的样子。然而这神秘，却是做给自己人看的，因为自己人从来敬奉自己的历史，不管是怎样的神秘，只有沾着神秘的气，就敬奉不止。然而，到底是装扮，不是真货色，在外国人那儿，这样的西洋镜是一看就透的，玩如此魔术的人，只能一面散钱一面打肿脸充胖子。

民办教师也是教师，也要上课，也要备课，也要批改作业，也要当班主任，也要开会，也要参加各种公开课评比，也要参加各种统一考试的竞赛活动。我当民办教师的最初三年，每个月可以领到6块钱工资，78年的时候，我的工资涨到了9块，后来再转为统筹民办教师，每个月可以领到45块钱。拿6块和9块钱的工资时，大队每年给我们记高于平均水平的工分，凭这工分可以领取相等数额的粮食，麦子若干，玉米若干，红薯干若干，那时候，我们每年从生产队分得的口粮就只有这些。没有大米，小米很少，民办教师是拿不到的，豆子高粱也一样。民办教师统筹是78年之后的事，78年秋天土地承包给各家各户，原先的记工分不存在了，民办教师却是还需要存在的，于是就有了一个新的办法，把民办教师的待遇由乡一级政府负责统筹，统筹的意义，是从各村各户交纳统筹粮统筹款由乡政府统一管理，定出民办教师每个月的薪水按月发放。说到底，统筹民办教师的薪水是由农民负担的。在我们的工资里，一部分是统筹资金，一部分是政府给予的补贴。

我在《我能记起来的事》之一里，写我当民办教师的一点记忆，只想说明一件事，我的记忆如今一点不坏，这与当民办教师不无关系，在农村当教师，时间长了，只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因为，天天和学生在一起，天天和书本在一起，和学生的作业在一起，说的都是实话，做的都是实事，人也就变得老实了。

说到民办教师，从某种意义看，真的算是一种“特色”。农村的学校里，多数是民办教师，有的学校，甚至一个公办教师也没有。另一个“特色”是，学校里的主要课和主要工作比如班主任，都由民办教师担当。第三个“特色”是，民办教师的课都教得好，民办教师的学校工作都做得认真做得好。我后来想，这大概与民办教师很容易被辞退有关系。民办教师的身份真的很特别。

下面我记述的事，是凭着一个做过民教师者的人格记录的，当然，我还敢于肯定，我的记忆力如今一点不坏，并且因为这许多年的喜欢读书，增加了不少对自然记忆的真伪识别，所以，我敢保证，我所记录的事情，都是当时完全真实发生过的事。

78年麦收过后，有一天，生产队通知所有的人（还在上学的学生可以不参加）到麦场开会（我的真正身份是农民，民办教师是一个附加的帽子，所以，生产队的会，我不仅有资格参加，并且是必须参加，有资格表示我是生产队里的一个成年劳力，必须表示我虽然佩戴着民办教师的帽子，但在生产队，那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迟早你要回到生产队里去当农民）。

主持开会的是生产队长，他先说他去公社开了七天会，他是参加这个会级别最低的，而这个会的主要成员，全都是他这一级别的。然后他先传达了会议精神，并说这是中央文件指示的。一句话，解散集体，解散生产队，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承包耕种。

之前，大队的高音喇叭里每天都是这声音，大家都已经不感觉到新鲜也不感到吃惊，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就这么突然到了。但议论还是需要也还是有的。我记得有一个人，过来和我说话，小声问我：你觉得这是方向吗？我也小声对他说，肯定地说不是方向。他又说将来呢？我说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一下子分没了。

然后是抓阉分家具。我幸运，抓了一头最听使唤的大青牛。牛是大型家具，我抓到的那头大青牛做价最高，但很多人还是对我表示祝贺，因为牛是种地最不可少的。有的人抓到了一张犁，有的抓到了一张木锨，有的抓到了一张耧，很快，生产队里大大小小的家具不到半个小时，就零零散散地成了各家各户的私有物品。

我的问题来了，牛牵回了家，却没有牛槽，没有铡草的铡刀，牛是要吃草的，这两样东西生产队里有，但按照分配方案，抓到牛的人家，不得再抓别的农具。

于是，第二天先买铡刀和牛槽。接着是买犁买耙买耧买叉买木锨买石滚买牛套。当年秋天，我学会了犁地，学会了耙地，学会了用耧播种。

还有一件事比较麻烦，耕种需要两头牛一起拉犁拉耙。我们家最先与最近的邻居组成这样的合作，他们家一头牛，我们家一头牛，今天他们家耕种，明天我们家耕种。什么时间把牛喂好准备好他们家今天的耕种，什么时间收工，两家耕种的时间要一样。这样的合作很快出了问题，牛是自己家的，这一家嫌使唤得狠了，另一家嫌用牛耕种的时间长了。很快，这样的组合形式又有新的花样，一些人家觉得喂一头牛不合算，一到耕种时，就租用别人家的牛和人来耕种。

记得那年秋天，到了交公购粮时，通往公社的路上，排满了挑的拉的扛的交公粮的队伍。原先生产队统一交公粮的情景一下子变成了各家各户交纳。那样的景观可惜没有拍摄留下作纪念。

到了79年麦天，我又在自家场里，赶着牛拉石滚碾麦子，然后是扬场，扬一阵撂一阵，直到把麦籽从麦糠中分离出来，干干净净地堆到场里，再等着晒干，一袋一袋扛回家，装在缸里。整个农村回到了一家一户的小家经济体，而我也完完全全成了一个种地的农民。当民办教师的人，一边种地，一边教书，有一些人，觉得这样的兼职实在可笑，于是老老实实地回家当了农民。

85年，我离开了家，离开了农村，我不敢说我没有逃离的心，但我敢说我那时候看到了农民的无望。

四十年过去了，前年我回了一趟老家，那些我耕种过的地，有些荒芜了，有些种了果树，那些果树有的只是一棵树，有些挂着柿子或核桃，地还在，承包的合同还在，种地的人多数不在了，地或者长了草，或者种了果树。

1978年，土地承包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