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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2019年05月09日 星期四 徽学：江南地域文化版图上的学术之花王振忠明清以来的江南，是中国商品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繁盛的地区，而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江南因其广土众民、文化发达历来备受瞩目，其中，“徽学”则是学术积淀颇为深厚的一门学问。 在徽州，有一姓一氏的宗谱，还有关涉一府一县的谱牒 “徽学”逐渐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主要研究徽州区域社会、徽州商人以及徽商在各处活动引发的相关问题，其核心则关涉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 在“徽学”研究领域，宗族一向是重要的议题之一。从明代中叶起，徽州就逐渐形成了宗族社会，“一村一落，咸居万户人烟；某里某乡，称慕千年宗族”。对于此种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的宗族社会形态，清人赵吉士曾指出:“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在明清时代，长江中下游以南幅员辽阔，宗族形态异彩纷呈，而明代以来形成的徽州宗族社会则独具特色。根据对现存历史文献的调查，上海图书馆庋藏的数以万计的族谱中，以来自徽州和绍兴两地者为数最多。而在徽州，不仅有一姓一氏的宗谱，而且还出现了《新安大族志》《新安名族志》和《休宁名族志》那样关涉一府、一县的谱牒，这极大地凸显了徽州的地域特色。近年来，明清史学界有关江南有无“宗族”问题的讨论颇为激烈，究其实际，聚讼的焦点其实是“宗族社会”之存在与否。在江南的核心地带，我们虽然也看到血缘性的宗族组织及其相关活动，但由于族众之间宗族观念的淡漠，我们绝难看到像闽广、徽州那样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的宗族社会形态（亦即乡族），亦难以看到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血缘性宗族组织。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徽州宗族的深入剖析，无疑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广义“江南”范围内人文类型的多样性。 明代中叶徽商崛起，长江三角洲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舞台 在“徽学”研究中，席丰履厚的徽商活动一向受人关注。明代中叶以来徽商之崛起，是中国经济史上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徽商挟其富可敌国的财力，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在当时，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而江南则是徽商活动最为活跃的历史舞台。从徽州的母亲河——新安江一水东下就到了杭州，以此为基点，大批徽人进入江南的核心地带——长江三角洲。早在南宋时代，来自徽州的木材、茶叶、生漆等土特产品，就源源不断地输往都城临安（今杭州）。此种流动的商品，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为皖南山区积累了原始资本，也培育了山乡民众早期的契约意识。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东南一带盐政制度的数度变革，徽商在淮扬、两浙一带的盐业中异军突起。巨额利润回馈桑梓，又刺激了商业风气在民间的迅速蔓延。此后，大批徽州人沿着新安江的360滩，或顺着徽杭古道的石板小路，前赴后继地外出务工经商。他们凭藉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拼搏，开拓出江南一带“无徽不成镇”的新局。关于“无徽不成镇”，出身于徽商世家的胡适曾这样解释：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一个村落如果没有徽州人，那它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进去后，就会开设店铺，发展商业，从而将一个村落逐渐转变成为市镇…… 在江南各地，富裕程度仅次于盐商的是典当商。明清以来，当地流行着“无徽不成典”的说法，意思是典当业大多为徽州人所开，即使在一些并非徽人开设的典当中，徽州出身的职员（俗称朝奉）也占绝大多数。江南人虽然对一些徽州典当之重利盘剥深恶痛绝，但与此同时，民间也亲昵地称呼典当铺为“娘舅家”，并喻之为“穷人的后门”，这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徽典在便民缓急、调剂民生上的正面意义。 除了盐商和典商之外，活跃于江南的徽州木商也相当著名。“生在扬州，玩在杭州（或苏州），死在徽州”之谚，在江南人们耳熟能详。在徽人眼中，扬州为两淮盐务中枢，不少徽州盐商后裔就生于扬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市廛繁华和杭州之西湖美景令人流连忘返，故曰 “玩在杭州 （或苏州）”。至于“死在徽州”，既折射了落叶归根的朴素情感，亦反映出来自徽州的“婺源加料双軿”寿板，在江南极受民众欢迎。当时，来自徽州的木材顺着新安江源源东下，除了供宫殿、衙门建筑，打造漕船、海船之外，亦满足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需求。在江南各地，“盐商木客，财大气粗”，无论是作为行商的木客，还是在地坐贾之木行，皆以来自徽州（特别是婺源）的木商占绝对优势。 概乎言之，15世纪以来的江南，囊丰箧盈的盐商、典商、木商，以及本小利微的徽馆业商、茶商、墨商等，皆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闻名遐迩。 巨量的徽州文书是江南史乃至中国史研究极珍贵的资料 在明清史研究中，“徽学”之所以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与巨量的徽州文书之持续发现密切相关。近数十年来，全国各地的民间文献可谓层出迭现，但在众多的地域文献中，徽州文书仍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历时长久、类型多样且内容丰富。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数量大约有100万件（册），这批徽州文书，是研究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珍贵史料。也正因为如此，在广义的江南史研究领域，“徽学”成为学术积累深厚、研究前景广阔的专门之学。 迄今所知，学术界对徽州文书的收集始于抗战结束之初，当时，南京有人设摊出售徽州文献，慧眼独具的方豪教授购藏了其中的部分文书，这是目前所知历史学界对徽州文书的第一次收集。至于成规模的发现，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因土地改革，在徽州各地抄出的成批古籍及契约，通常被用来烧火、造纸、制造鞭炮或包装农产品，其中不乏珍稀的文献。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著名收藏家、徽州版画研究专家），通过上海书商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就迅速在江南的各种场合，呼吁主管单位要从废纸中收集文献。此后，徽州文书被国内诸多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研究机构收藏，这可以说是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的发现。迄至今日，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等单位仍然收藏有一批重要的徽州文书，这为此后江南史乃至整个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而对于“徽学”研究而言，这更奠定了其自成一体的基础。 至迟到16世纪，在江南文化市场，徽商操执牛耳成盟主 “徽学”虽然是以徽州遗存的丰富历史文献为其基本史料，但它所关注的绝不囿于皖南一隅，而是关乎南宋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 明清时代，大批徽州人走出万山之中，外出务工经商，他们在江南独特的人文环境滋养中成长，开阔了眼界，也极大地影响了侨寓地的社会变迁。据何炳棣教授的统计，从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产生了519名进士（包括在本地考中进士和寄籍他乡及第者），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至六名。在此180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在历史上，徽州涌现出诸多著名人物，从明清进士一直到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人才都相当之多。“贾而好儒”的徽商，与活跃在江南的各地人群一起，将巨大的商业资本转化而为精致的文化创造与积累，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也使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同生共荣。 在江南，徽商是诸多文化艺术活动的重要赞助人。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江南一带献书最多的四家，除了宁波天一阁范氏之外，其他三位皆出自徽州，其中更有两位是生活在江南核心地带的徽商。 明代中叶以还，徽商在江南各地大规模地收集古玩、文物，曾经引起整个社会鉴赏时尚的变迁。当时，财聚力厚的徽商凭藉巨额资产，不惜重金，动辄成百上千件地收购金石、古玩和字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提高了艺术鉴赏的品味与水准，涌现出不少赏鉴名家，收藏的精品也多“海内名器”。至迟到16世纪，在江南的文化市场上，徽商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谱”。其时，由于徽州人席丰履厚，独具慧眼，赏鉴精到，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审美旨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明代江南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就曾经说过，明初绘画崇尚宋人，但自嘉靖后期以来忽重元人手笔，以致从倪元镇到沈周的画幅，陡然间增价十倍；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诸窑为珍，隆庆末年以还，“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他认为，究其原因，“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所谓吴人滥觞，指的是苏州作为江南传统上的文明渊薮，“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在当时，苏州人引领着中国的时尚，“而徽人导之”，则主要是指徽商对于时尚变迁的推波助澜。 “徽学”研究要立足于区域研究，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 在中国文化中，“江南”是个特殊的符号，它不仅是地理概念，而且还具有丰富的经济内涵和纷繁复杂的文化想象。 在传统时代，世人对于“江南”的地域认知，伴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即使是在晚近，“江南”的地域范围亦可大可小：大的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小是则仅及太湖东部平原一带，而中等范围的江南则有多种说法。除此之外，“江南一十六府，上江安庆为先，徽宁池太庐凤，颍州后序其间；下江江宁为首，苏松常镇淮扬，徐州后改为府，分为上下两江”——这种与明代南直隶以及清初江南省行政建置密不可分的提法，出自徽州民间的启蒙读物。而在此类约定俗成的上、下江框架之下，徽州亦自居于“江南”之一。不过，就一般的认知而言，江南的核心地带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平原地区。有鉴于此，人们既可以将皖南山乡的徽州与太湖水系所及之小“江南”相对而言，又可将徽州视作广义“江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江南”可大可小的地域范围不尽相同，在“徽学”研究领域，也有约定俗成的 “小徽州”和 “大徽州”的提法，“小徽州”系指明清时代徽州府辖下的六县 （即皖南的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和现属赣东北的婺源），而“大徽州”则是指无远弗届的徽商足迹所涉之处，这一范围同样亦变动不居——从长江中下游到整个南中国乃至神州大地，甚至也涵盖了徽州海商驰聘的东亚海域，而在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域仍然是江南的核心地带。 明清以来，徽商不仅在商业史上曾有过如日中天的辉煌，而且在文化上的建树亦灿若繁星。特别是在“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徽州输出了大批人才，促成了财富之流动与严密的规范，造就了江南城镇及文化的繁荣……从徽商在江南历史舞台上的落地生根，发荣滋长，以及与一般民众频繁的社会互动，可以从诸多侧面透视中国社会之变迁。因此，“徽学”研究立足于丰富的地方历史文献，但却绝非仅仅着眼于地方史，而是要透过区域研究，深入了解传统时代的江南社会，立足于区域研究提供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讲席教授） 相关链接 历史上的江南省 元朝创设行省制度，中国被分成了13个行省。 清顺治二年（1645年）设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巡抚衙门设于江宁府（今南京），清康熙初年，改承宣布政使司为行省，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即改为江南省。 江南省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以及江西省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浙江省嵊泗列岛等地。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拆分为 “江南右”与“江南左”。1667年，“江南右”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江苏省，“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称为安徽省。（天佑） 江南画史上的几个时刻韩进元四家是时代底子好，一起或稍后的追随者多数画得高明 洪武断层，到明四家起来的时候，文人画再也不复以前的样子了 苏籍仕宦、山人布衣共同推动的吴门“造星”业堪称典范，各领风骚数百年 松江的画布上，马琬和董其昌的红色山峰如此相似 至正九年（1349），松江的云给文士们养得很好。大雨刚收，暮云四合，缭绕山间，僧人如阜脱口而出：“过雨白云肥。”不知道文学史上用肥瘦来形容云的多不多，我只觉得此刻如阜眼里的云朵圆鼓蓬松，可爱得紧。 下一句是“丹崖藓作衣”。丹崖在诗文里常见。奇的是画家马琬给配的诗意图里，真给山头刷上了红彤彤的颜色。让人一下子想起上海博物馆董其昌大展展厅里刚看过的《西山暮霭》册页。赤赧的山，碧绿的藓，视觉效果很理想。 “磴迴经茂树，景晏阁轻霏。”石路回旋，茂林佳木，雾霏雨散。画中景物一一对应。再写到山坳处的鸡犬、茅屋这样的俗世景象，人迹就近了。“鸡犬茅茨静”，此间一切都静美和谐。这是一趟安全的视听之旅，观者卸下防备。 下面却陡起一句“江山人事非”。江山依旧，人事全非。观者赶快去看画家的署款时间。还好——“至正己丑闰七月望日”。顾瑛玉山草堂的雅集正值全盛，杨竹西的“不碍云山”楼还翼然东南。末联“何年住西崦，高卧揽清晖”，山水清欢的愿望代代皆同。 马琬此年跟随老师杨维祯在松江活动，六月在“不碍云山”楼作画。这一幅《暮云诗意图》是否作于松江，则不确知。他入明是做了官的，因为结局不详，看上去比徐贲幸运不少。 【北郭生的无题画】 在展厅里乍见徐贲的画，被清冷的画面击中。灰色的线条层层交错，构织出遗世的幻境，又仿佛一碰就要破碎了。徐贲在春夜的风雨中醉卧湖州蜀山，为朋友挥毫。图没有名字，到清初画史家卞永誉这里，就据题款拟作“醉中图”。 高启不久后见到这幅画，睹画思人，画中策杖而行的高士，恍然就是久未谋面的好友徐贲： 几叠蜀山云，秋林半夕曛。 画中藜杖者，相见只疑君。 《醉中图》一直留在佛慧精舍，外面飒然深秋。洪武九年姚广孝题诗画上： 霜叶覆亭幽，相宜最是秋。 蜀山虽在望，无处问青丘。 末句煞是沉痛，青丘高启罹杀身之祸，一缕诗魂，无处可寻了。吴中四杰的遭遇，展现了明初文艺惨烈的一面。这一段的文人画史几乎是空白的。 沧桑又是几秋。面对隐居与入世的双面选择，有高启辞官被祸的教训在前，徐贲选了硬币的另一面，但亦无法平息太祖的怒气，难逃下狱论死。 最初的画主人吕志学前来，为这幅画完成一个轮回。题跋者中，唯有姚广孝存世。他北上成为燕王朱棣得力的谋士，奏响靖难之役的序曲。 【缓过劲来的苏州】 朱元璋不待见苏州。捱到成弘年间，情况总算好转了。一个明显的信号是之前遭到迫害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的别集得到编刻，“四杰”之号始行。 苏州文人团体表达集体诉求的载体——《姑苏志》，于正德年间修成。国朝人物名臣以高启、杨基居首，又对高启满溢赞美之词。这是地方志乘的杰作。吴宽、王鏊、张习、都穆、朱存理、祝允明、蔡羽、文徵明、李应祯等人先后参预其事。章学诚批评这部方志文人习气过浓，提出“文人不可与修志”。这种评价却也正可见出苏州文人借史言志，重塑吴中文化的努力。 徐有贞、吴宽、王鏊等苏籍官员活跃于朝堂之上，与苏州士绅频繁互动，积极扶持文艺的发展。吴宽是成化八年（1472）状元，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他把沈周的画带到京城，请名位重于一时的好友李东阳书写题跋。这扩大了吴中艺术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 到了嘉靖年间，吴门画派深入和占领了全国的艺术圈子。这一时期的领袖归于文徵明。他子弟门生众多，声望卓著，在鉴藏、题跋、刻帖和画派形成方面都开一时风气。 山人王穉登作《吴郡丹青志》，以地方画史的形式为吴派张本，建构起画派内部的位置体系。沈周列神品第一。各个领域的文人共同发声，江南鉴藏圈子形成。地域上近同，水上交通便利，士人之间雅集交游频繁，吟诗作画，评古阅今。有心人身处其间，或借传统鉴藏体的言简意赅，以叙各家所藏，或不嫌琐屑，一一集录书画题咏跋语，开启了创作和品录的新局面。 【当不得真】 王世贞嘉靖三十六年（1557）在山东章丘过访李开先，作诗赞赏他： 今夕何夕春风前，银灯照醉炯不眠。 牙签纵横十万卷，肉谱上下三千年。 曲中白雪调谁和，屏里青山神与传。 为数名园奇木石，不知若个让平泉。 （《春夜饮李伯华少卿》） 说李开先收藏万卷，自身又知识储备丰富，好比活字典。 但到了《艺苑卮言》里，话就变成了：“山东李伯华开先家藏明画几百幅，尝出以示余，无一真者，而肆为等品，妄加评驳，梓行之世。”语气严厉至此。 且不说李、王二人，一个反拟古，一个复古。李开先跟吴门画家大概也是结了仇的。李开先熟悉历代书画理论，常以画家比诗人，以画理譬诗理，尤其推尊马夏一路，当朝则以戴进、吴伟、陶成、杜堇四人为最优。嘉靖二十年（1541）罢归后，李开先撰《中麓画品》。上引“梓行之世”者，当指此书。书分五品，品评当朝浙派、吴派和院画家。他认为戴进博采马夏、董米诸家。对于吴派领袖沈周则大加批评，“枯淡之外，别无所有”，是僵、浊二病的代表。对吴派另一位风格特殊的画家唐寅，李开先的言辞缓和一些，但也归于沈周一等。五年后，李开先又撮评在世画家，以世居京师的叶澄为第一，对文徵明的评语是“能小而不能大”，说他精巧有余。这篇画论当时得到刊刻，未知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吴、浙两派的更替是不可阻挡的了。 王世贞可谓吴门画派的守护者，他在这部隆庆六年（1572）增订完成的《艺苑卮言》中热情褒扬吴地画学创作的成就。他所评论的吴门诸画家，大致不出王穉登所录的范围。对浙派戴进、吴伟和院画家林良、吕纪等代表人物也都有涉及，于吴门中人虽或有曲笔，但大都能指明优劣，持论较为公允。 【给赞助人王世贞的信】 城里热如蒸锅，钱榖想起来有段时间没见到王世贞了。他细细地画了一幅《蕉亭会棋图》，题上诗送去。画面起手处有双松挺立，隔水一座凉亭，簇拥在一片芭蕉、竹林之中。凉亭中有四人，其中二人对弈。居左者身形稍大，斜着面向观者，似有所思。平台四周的朱色阑干，与左上小桥的阑干相呼应。桥上一小僮捧着拜匣前来。 画是精细的文派园林风格，清丽雅致。左上题识云： 小诗拙画问讯凤洲先生： 经时不见王青州，养疴高卧林堂幽。 竹寒松翠波渺渺，四檐天籁声飕飗。 围棋招客赌胜负，劝酬交错挥金瓯。 有时弄笔染缃素，句新调古人争收。 城居六月如坐甑，思欲对面销烦忧。 美人迢递不可即，东江目断沧波流。 从题诗中可以知道，这是钱榖想象中王世贞居家养病的情形。松竹构成的浓密树荫在暑热中带来凉意，隐约可以听见风穿过林间的 “沙沙”声，犹如天籁。王世贞交游广泛，这里少不了朋友们下棋、饮酒、作诗的身影。诗的最后表达自己渴欲一见而不得的懊恼。 王世贞因父亲的变故居乡数年，之前曾请钱榖为自家新落成的离薋园作图。钱榖据以掌握王世贞的品味。这一幅画与诗，在园亭间为王世贞写照，肯定他与吴中文士的积极互动，称扬其诗文“句新调古”，以迎合其复古主张。古人于斯文风流中所蕴藏的这一种殷勤周到，可说是达到了极致。 【文士的“复仇”】 董其昌大展的展厅里又见《雪江归棹图》。缣纸昏败，想来必然动人心目的山水，这时也只影影绰绰，不甚分明了。王氏兄弟的形象，却依然如影随形，很“刚”。 江南作为艺术中心崛起之后，在鉴赏品味和实物收藏上都和权贵之间有一种博弈关系。审美趋向的竞争部分表现在浙派和吴门的此消彼长上。实物上的角力关系，则有权相严嵩与王忬、王世贞父子围绕《清明上河图》而起的种种纠葛演绎（吴晗《<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 严嵩遭弹劾，免职回江西，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三年后，其子严世蕃伏诛，家产判籍没。查抄工作主要在江西、北京两地进行。北京由直隶巡按御史孙丕扬负责。江西包括袁州、南昌、分宜三处宅所，由各属地官员分别负责，后由巡按御史林润等人汇总造册上交，是为严氏籍没册。 有意思的是，官方委派点查其江西宅院书画的正是苏州文人鉴藏家文嘉。文嘉是文徵明次子，写“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那位（此诗作者有争议）。他当时应该是担任吉水训导，所以被学宪何镗就近请来处理这项公务。文嘉后来用这些材料撰成《严氏书画记》一书，书中多注某件书画旧时藏江南某家。其中钟繇《荐季直表》一则云： 初藏吴中张氏，后归石田先生家，复在王元美处。吴匏庵定为真迹，然非元常笔也。 这里简叙其从吴中张氏，到沈周，再到王世贞的递藏过程。匏庵，即吴宽。初稿却不是这样写的，只有简单的“华中甫本”几个字。文嘉很熟悉这部法书，他和父亲为这位无锡大收藏家华夏（中甫）钩摹《真赏斋帖》，置首的就是《荐季直表》。 文嘉后来隐掉华夏的名字，联系到江南士人曾主动或被动地进献艺术品给严氏，其中或有为朋友避嫌的意思。华家这本《荐季直表》，正是被人强取，才去了严家。转了一圈，仍回到王世贞这里。王氏父子和严嵩之间的恩怨故事流传甚广，这里点出王世贞的名字，也耐人寻味，似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报复”，可谓双方博弈的一个生动注脚。 【张丑的苏州旧梦】 在展厅里看见杜琼的《南村别墅图》。同行者惊呼：这不是沈周吗？ 这是沈周的老师。朋友说，原来沈周有这样成熟的源头。坡岸的皴法太像了。杜琼开吴门画派风气之先。他从学陶宗仪，此图即是为老师所绘。老师编有《书史会要》，杜琼同样稔熟艺术史，其《述画求诗寄刘原博》诗被看作明代画史整理的先声。 相城人张丑在《清河书画舫》里给了杜琼和刘珏不小的篇幅。当时是万历年间。距离王百谷给吴门一零八画将排定座次好像还没有多久，但画坛已是另一番景象了。朋友带给李日华鉴赏的绘画中常有沈、文的作品，显示苏州影响犹在，但几乎处处可见的董其昌书画及其题跋则显示了松江品味的蓬勃兴起。 张丑讨了一个巧，他把记录的时限断在四家所处的吴门艺术盛世。画家中既无昔日先贤浙派的身影，也不见风头正健的松江派，只有沈、文、唐、仇；书家则于文徵明之外，再加上一位同为苏州籍的祝允明，对一首一尾松江派书法家的成就直接忽略。这种地域性的视野我们在前代诸卷中都没有看到。 对浙派的无视可以理解为从王穉登一直到董其昌为代表的整个江南鉴藏界对艺术风格选择的结果，对松江派的忽略则似乎让我们窥见了一位与苏州艺术有着深厚渊源的艺评者对昔日辉煌的怀想。 但你看，他请文氏子弟画一幅室号图，引首还是得请这位松江人——董其昌来充下场面。画者文从简是文徵明的曾孙。他的岳父是张应文，和张丑有着亲密的姻亲关系。 《米庵图》景物细碎，文雅精致。文徵明之后，这种尖峭的山石长久地被苏州人所喜欢着，一直到清代咸同之际还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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