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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 中西书局，2019年 去年春间，已经策划出版了“六零学人文集”的上海中西书局的编辑，与我聊起是否可以考虑出版五零学人文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深表赞同。 所谓五零学人，在我看来，大体上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出身城镇的学二代，或家学渊源，或家境较为优裕；另一类是如我等出身乡下的农家子弟，少年时期大多泡在苦水里，在摸爬滚打中成长。这两类人，都生在红旗下，小学、中学阶段多不完整，连续读书十二年者很少，早年生活大多清苦俭朴，但幸运的是，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直到走上学术之路。五零后学人，生于共和国草创时期，经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变迁，享受着丰亨豫大之世的累累硕果，因而特别不怕奋斗，特别懂得珍惜，特别懂得感恩，特别容易满足，特别期盼无愧于时代，回报社会。 我于1955年旧历10月22日出生在江南水乡，1979年9月8日，当科学的春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放下裤脚管，告别无锡乡下的水田，走进了南京大学的教室，从此徜徉在学习历史的海洋中。1983年9月，本科毕业，考入本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师从洪焕椿先生学习明清经济史，逐渐增加对明清历史的各种认识。 先师洪先生出身于浙江瑞安的书香门第，外曾祖父孙衣言先生，官至清代江宁布政使；外祖父孙诒让先生，改走学术之路，成为一代经学大师；舅父孙延钊先生，曾为浙江籀园图书馆（今温州市图书馆）馆长。1941年，延钊先生被聘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洪先生就在他身边一边读书一边工作。1946年，延钊先生出任浙江通志馆总纂，洪先生被聘为分纂，随舅父从事《浙江通志》的编纂工作。 先师文献世家出身，讲究编纂体例和检索门径，早年注力于江浙地方文献研究，出版专著《浙江方志考》、《浙江文献丛考》等，编有《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等。当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招收研究生时，作为怀抱经世致用为学宗旨的学者，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步伐，洪先生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将研究重点转向了江南社会经济史，希望我们三位硕士生也能在此领域有所作为。洪先生先曾要我沿用他的路子，整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宁府部》所引文献，像他那样，编一部明清江宁经济资料之类的资料集，后来又曾要我关注浙江杭嘉湖地区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学位论文则确定为明清苏州丝织业研究。师命不可违，直到如今，我的研究重点基本上局限于明清社会经济史和江南地域史范围，较为重视一手材料的搜集和征引，这与先师的教诲大有关系。 余生也晚，出道更晚。自1984年起发表学术论文，计其篇什，约为150余篇，前曾结集出版过《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赋税甲天下——明清江南社会经济探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新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和《科第冠海内，人文甲天下——明清江南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这些论集，限于选题，并不能全部涵盖本人的代表性成果。此番再选择18篇论文，期能较为系统或有代表性地展示我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和江南地域史研究的历程。 本集社会治理类所收《清代禁酒禁曲的初步研究》一文（原载香港《九州学刊》第4卷第3期，1991年10月，部分内容以《清代禁酒禁曲的考察》为题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实是临时起意的心血来潮之作。着手拙文之时，似乎是我国粮食放开定量供应之初，国产粮食存在不能满足全部供给的风险，有人提倡限制粮食类白酒饮用。苏联也实行限制粮食类白酒的酿造饮用。现实社会的发展，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源源提供课题。联想到清代也曾长期实施限制粮食酒的酿造和售卖，于是，我较为系统地查找清代档案，系统翻检清实录、清政书和清人文集，对清代限止酿造售卖粮食酒和曲糵的措置作了长时段考察，探讨其因由，评论其得失，自我感觉充实和丰富了相关内容。 《把持与应差：从巴县诉讼档案看清代重庆的商贸行为》一文，则是客座日本京都大学的成果。2008年6月3日至8月1日，应京大文学研究科夫马进教授邀请，我参加了他主持的文部省项目“东亚の诉讼社会”的研究。按约定，我应作个专题讲座，并在研究班上讲解几次明清文书。我准备讲江南文书，夫马先生却临时起意，要我作有关巴县档案的讲座和徽州文书的解读。于是硬着头皮，系统翻检夫马研究室复印的巴县档案，从人文科学研究所岩井茂树研究室借来《清代巴县档案汇编》和《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等书，发现清代巴县县衙允许铺户把持商务，但需以应对差务为前提，感觉这一题目似有新意。一月后，作了报告，效果似乎不错。回国后，修改定稿，投向《历史研究》。在京大两个月，手机未带，没有电话，殊少与人联系，基本没有干扰，我踽踽独行，除了参加夫马先生的研究班和岩井先生关于《元典章》的读书班，潜心于专业研究，修改定稿了主编的《淮安榷关》一书，修改了正在主持的清史项目《循吏·孝义·忠烈传》的诸多条目，自以为很有收获。感谢夫马先生和岩井先生！ 《清代雍正时期江苏赋税钱粮积欠之清查》一文，原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赖惠敏研究员主持的“清代财政史”学术研讨会而作。会议召开于2014年11月19日至23日，极为成功。开会结束时，赖教授说要出会议论文集，希望拙文能够被收进去，但同其他各篇一样，控制在两万字以内。考虑到拙文长达四万余字，我当即表示，拙文拟在刊物上正式发表，论文集可以不收。后来，该文投给《中国经济史研究》，承蒙该刊不弃，不久后即予全文刊发。于此，既要感谢赖惠敏教授的宽容，也要感谢当时主持《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魏明孔研究员的深情。明清江南，是有名的赋税畸重区，但也是赋税拖欠最多之区，因此钱粮催征与清查拖欠在清代往往相伴而行。有关明清赋税钱粮论题，本人还撰写发表过《江苏重赋的历史考察》（《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特刊）、《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明清江南重赋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政繁赋重，划界分疆：清代雍正年间江苏升州析县之考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清末刚毅江苏清赋之考察》（《明清论丛》第15辑，故宫出版社，2015年）、《清代乾隆初年江苏积欠钱粮清查之考察》（《苏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和《钱粮博弈：明到清前期江南减赋呼吁及其效果》（《史林》2018年第4期）等文，可以参看。 商品贸易类所收《清代中外贸易中的“南京布”》一文，是为出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第五届国际学术会议“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而作，试图从中外贸易的角度，探讨“南京布”的命名由来、南京布的贸易范围及其数量。抱歉的是，也因字数远超规定，拙文未能收入会后出版的论文集，而在《南京大学学报》全文发表，但主办会议的邹振环教授等人格外开恩，仍收录了拙文的长篇摘要，如今必须致以谢意。 《清代刘家港的豆船字号——〈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所见》一文，主要利用至今仍收藏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纪念馆的竖立于乾隆十七年的《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时人文集和相关档案而成，期望能够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清代前期北洋贸易的场景与特征。此文之撰就，受惠于当时在太仓博物馆工作的沈鲁民老师尤多，感谢她看在南大历史学系后学的面上，惠赠我此大件碑文的拓制品及周闻夫妇墓志铭等拓片。 范金民与岩井茂树在京大人文研北白川分馆庭园内 《文书遗珍：清代前期中日长崎贸易的若干史实》一文，受惠于岩井茂树教授的长期照应与帮助。本人较长时期关注中日长崎贸易，但既有研究，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研究，已经涉及各个方面，很多有所突破。2005年11月，岩井茂树先生为展开其承担的文部省项目“从文书资料看中国家族的构造与特性”，2007年1月，岩井先生又为了开展其承担的文部省项目“近世中国裁判关系文书研究”的研究，两次邀请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徽州文书专家阿风到京都进行学术访问。后一次学术活动，专程去了长崎，遂了我多年的愿望。在长崎，三人观赏了市容，走访了出岛、孔庙、福建会馆，尤其是在长崎县立图书馆，查阅到了不少长崎贸易的资料。其中《天保十二年唐贸易公文书》和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漂海咨文》提供了不少新资料，而从未见人使用。利用这些档案文书，结合其他文献，才草写了上文。感谢岩井先生，带领我和阿风品赏长崎的马肉等菜肴，考察长崎历史遗迹，查阅长崎贸易一手资料，收获很多。 关于明清商品贸易，特别是江南的商品贸易，除了丝绸贸易，本人还发表过《缥囊缃帙：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史林》2010年第1期）和《16—19世纪前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棉布贸易》（《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等文，出版过《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书，可以参看。 商人商帮类所收《商帮探源述流》一文，是《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长文中的第一部分，也是本人承担的国家教委社科项目“明清商帮研究”中的阶段性成果，旨在考述既有研究未曾解释论证过的“商帮”的来由。后面两个部分，以《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和《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为题，分别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和《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全文以《钻天洞庭遍地徽——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为题，刊载于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80期（2007年3月）。 《贩番贩到死方休——明代后期（1567—1644年）的通番案》一文，是前曾刊发过的《明代万历后期的通番案述论》（《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一文的增订版，作为2007年春季在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客座开课的责任和义务，在《东吴历史学报》刊发。谢谢著名明清史学家徐泓老师和时任系主任李圣光教授的盛情，上好三门课之外，我常就近前往台北故宫博物院看书，系统翻检了清代循吏的传包，虽无甚收获，但可以放心撰写相关词条。 大木康、徐泓、范金民合影 《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一文，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绍泉研究员在黄山主持的国际徽学会而作，主要利用《新安惟善堂征信录》等徽商会馆录等材料撰就。感谢周绍泉老师的长期提携，引导我更加关注徽商和文书等论题。 溯忆本人从事商帮研究的历程，自1988年10月参加明清史学家张海鹏教授主持的《中国十大商帮》的编著，除了承担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宋元明清江南丝绸史”、主持新修清史主体工程“传记·类传·循吏、孝义、忠烈”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研究”外，主持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个国家教委项目、一个江苏省项目，均以明清商帮为内容。为完成课题，前后撰写发表了十数篇论文。本编所收三文之外，另有《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洞庭商人特点的探讨》（《货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明清时期徽商在江南的活动》（《货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明代徽商染店的一个实例》（《安徽史学》2001年第3期）、《明清地域商帮与江南文化》（《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明清徽州典商述略》（《徽学》第2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明清洞庭商人家族》（《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清代徽商与经营地民众的纠纷——六安徽州会馆案》（《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清代徽州盐商的销盐纠纷与诉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清代山西商人的酒业经营》（《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非求生于近邑，必谋食于他乡——明清时期的无锡商帮》（与罗晓翔合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清代前期上海的航业船商》（《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从分家书看明清徽商培育子弟之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斌斌风雅——明后期徽州商人的书画收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清代前期福建商人的沿海北艚贸易》（《明清论丛》第14辑，故宫出版社，2014年）、《明末清初徽州书画商人的经营活动》（与姚旸合作，《安徽史学》2014年第1期）、《明清时代的徽商与江南棉布业》（《安徽史学》2016年第2期）和《清代潮州商人江南沿海贸易活动述略》（《历史教学》2016年第8期）等考察各地地域商帮经营活动的论文，可以参看。 江南经济类所收《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的几个问题》一文，是硕士学位论文中的部分内容。江南丝织业，是中国学界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着重关注的论题，到我撰写论文之时，论著已相当丰夥。但受时代的局限，既有研究均未利用大量的清代档案，时人文集也征引不多，留下较多缺项。为弄清清代江南三织造的生产形式和具体产量等问题，本人连续四年春季前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首次系统地查检了该馆所藏相关档案，并到北京图书馆文津街善本部，查找当时相当稀见的文集与方志等。在此基础上，对明清江南丝织史，特别是清代江南三织造提出了不少新看法，填补了不少新内容。此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有关江南丝绸史研究的内容，在后来的专著《江南丝绸史研究》（与金文合作，农业出版社，1993年）和增订版专著《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中有完整的表述。 《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一文，讨论的是老问题，中国和日本学者前此已有较多论述。但不少问题，诸如经营棉布字号的商人到底来自何地，字号的规模产量到底多大，字号收布有无标准，字号与染坊踹坊是何关系等，似乎均未提及，或未说清。本人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碑刻、分家书、奏疏和方志笔记等材料，对清代棉布字号加工业作了更进一步的考证分析。江南棉布业，是与丝绸业并重的两大支柱性手工业，此文之外，本人撰有《明代徽商染店的一个实例》（《安徽史学》2001年第3期）、《明清时代的徽商与江南棉布业》（《安徽史学》2016年第2期）、《清代江南棉布字号的竞争应对之术》（与罗晓翔合作，《安徽史学》2009年第2期）、《明清江南官布之征解》（《西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等文，可以参看。 《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的发展特点》一文，委曲不少。1983年秋季，本人为硕士生不久，先师主持的明清史研究室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等机构，在无锡举办主题为明代经济史的大型学术讨论会，不少学者提交的论文就是刚开始起步的江南市镇史问题。1988年秋季，时任日本名古屋大学学部长的明清史专家森正夫教授承担了文部省的项目，专程到南大商谈两校合作考察探讨江南历史上的小城镇事宜。先师为此专门与地理系宋家泰教授等合作，协调组织了南大一方的学术团队，罗仑教授带领师兄张华与我前往吴县、常熟和吴江等地，落实实地考察事宜。后来虽然双方未能展开共同研究，但各自的江南市镇研究一直未曾间断。南大一方的四篇论文，集中刊发在《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上，日本一方的成果，由森正夫先生主编成《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一书，在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2018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有感于当时流行的中国城镇辐射分布式和美国学者施坚雅（G.B.Skinner）所主张的六角型分布式不适合江南水乡的实际，本人以苏州府为典型，考察江南市镇的具体分布格局，意在与相关陈说商榷，揭示江南市镇分布的实际面貌。关于江南城镇，本人另有《明代南京经济探析》（《江海学刊》1986年第3期）和《清代苏州城市工商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史林》2003年第5期）、《〈姑苏繁华图〉：清代苏州城市文化》（《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和《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等文，可以参看。 江南人文类所收《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一文，尤需饶舌。我虽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点，由丝绸棉布纺织手工业、赋税征收而商业商人商帮，有进无退，但其实最感兴趣者是人文地理、人文活动、人与自然和人地关系等，几十年来一直未曾释怀。常怀此心，机会总是有的。大约1996年春，博士生时段的业师陈得芝老师，承担了一个有关江南文化的校级项目，征询我的意见，确定撰写三篇论文以结项。我选择江南进士群体为论文内容。后来论文写得过于冗长，发表时只择取了第一部分，另外两个部分，以《明清江南进士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与夏维中合作，《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史学集刊》1997年第4期）和《清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清史论丛》2003—2004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为题，陆续发表。上文发表后，学术反响较好，屡见被人引述甚至移植。更值得欣慰的是，他人研究其他地区的进士，似也多参考此文路数。史无定法，用对了就是好方法，用错了地方就是本本主义或者教条主义。 《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一文，则是有感之作。近年的明清史研究，大多明清统称，或者明是明、清是清，完全脱节，并不前后观照。2008年10月，《历史研究》编辑部和湖北大学历史系，为此专门举办明清鼎革的高层学术论坛，邀请明清史诸多大佬现场交锋。我为忝列会议，提交了此文。论文立意在考察时代不同、统治者的政策措置不同，江南士人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转向。此点值得引起学者的注意。 《“苏样”、“苏意”：明清苏州领潮流》一文，发表于江南文化热的数年前。明清江南赋税甲天下、衣被天下、科第冠海内、人文甲天下，自然蕴含着江南文化的影响力问题。位处江南核心地位的苏州，明中期恢复发展并成为全国最为先进的经济人文重地后，直到太平天国战事爆发，将近四个世纪中，一直引领着时尚潮流和时代进步。本文旨在考察苏州引领时尚、引导潮流的各方面表征，探讨其缘由与背景，论述其影响与作用，以赋予人文遗产重地苏州城历史地位。 江南文书类所收《“草议”与“议单”：清代江南田宅买卖文书的订立》、《从分立各契到总书一契——清代苏州房产交易文契的书立》和《清代书吏顶充及顶首银之探讨》三文，是我探讨江南文书的三个论题，从起意到撰文发表，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先师洪焕椿先生花了近二十年时间编就的《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选录了苏州博物馆收藏的较多契约文书，晚生随他学习，从事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于地方档案、契约文书也尤为留意。1997年，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终于查检到了珍藏在南京博物院的太湖厅档案，从此可以与收藏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的另一部分太湖厅档案合璧研读。1998年10月至12月，应夫马进教授邀请，参加他主持的文部省项目“中国地方档案的研究”，第一次到达日本京都。在京都大学，我寓目了京大法学部收藏的清前期苏州房地产文书和加藤雄三博士生个人搜集的清代浙江巡抚衙门书吏顶首文书；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又查检了珍藏在该所的江南等地契约文书；在东洋文库，承日本著名明清史专家山根幸夫先生的厚意，看到了清代浙江巡抚衙门书吏顶首文书原件。2004年8月至2005年1月，又承岩井先生厚意，以“清代苏州文书研究”为题，为我申请到了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外国人研究员岗位，在彼工作半年，其间又四出搜集江南文书。2005年2月，岩井先生带我到日本国会图书馆，原样抄录清代江南土地文书。记得自7日至9日（农历小年夜至来年大年初一），两台手提电脑，一直输录了两天半。此后直到2014年，前后十七八年间，我十几次应邀到日本，长则半年，短则七八天，基本摸清了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东北大学、东洋文库和国会图书馆等公藏机构收藏江南文书的情形。将残留在日本和中国国内以及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江南房地产文书合并考虑，我觉得文书中的草议类文书、文书书立由分立到总书的变化和江浙省级衙门书吏顶首文书三题，从未见人提及，或许最有新意，在全国文书系谱中也颇能说明问题，于是撰就上述三文。其中《从分立各契到总书一契——清代苏州房产交易文契的书立》一文率先发表后，现为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的夏井春喜教授，惠赠我筑波大学收藏的清代、民国年间杭州城的田宅交易文书的复印件。依据这批文书，我又另行撰写了《从“分立各契”到“总书一契”申论——清代杭州城田宅交易文契的书立》一文，发表于《史林》2015年第3期，试图说明杭州与苏州一样，文书具立经历了由分立到总书的过程，更加证实了前此所论。显然，上述江南文书的搜集、数篇论文得以撰写发表，不知得到了多少人的热诚帮助，日本学者森正夫、夫马进、山根幸夫、岩井茂树、滨岛敦俊、大木康、吉泽诚一郎、佐川英治、井上彻、夏井春喜、高桥芳郎、大野晃嗣等先生，中国学者华立、伍跃先生等，以及《历史研究》刊物的多位匿名评审人，是尤其不能不提的，对他们的鼎力相助或评审意见，本人于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历史最为公正，也极为无情。上述所收拙文，因成文时间和发表时段间隔较长，发表时版面形式和注释要求不一，现仅从全书体例统一的要求出发，大体上按《历史研究》现行的注释体例稍作调整，只改正资料征引、文字输录排印中的明显错误，而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考虑，凡是行文中的不当论断或出入之处，一律不宜改动，因此尽量一仍其旧，以保持原貌。文末注明原载刊物及时间，借以反映在学术逐步规范化过程中个人学史作文的印记。 人生苦短，倏忽之间，本人已过花甲之年，发白齿摇，精力有限。江南倦客，听不得急管繁弦。近年史学繁荣，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不断提出宏大新课题，吾等躬逢其盛，但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不独不能胜任新时代的新要求，尽到应尽的责任，遑论开辟新领域，进入新境界。此际不禁想起清初孙奇逢名言，“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前有创而后有承”，又吟起清中期魏源的诗，“溪山平远处，何必起楼台”，因而自勉，若天假吾年，惟愿一以贯之，接续思考一些尚未表达出来的专业看法，完成若干已粗有头绪的个人选题，留下一些五零学人的印记，以不辜负师长，不辜负江南的父老乡亲，不辜负时代，不辜负江南的烟雨山水。 范金民 2019年5月31日 于金陵定淮门外龙园北路自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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