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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虽然在经济、文化、科技上呈现繁荣昌盛之势，但其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却积贫积弱。 宋朝从未真正的强盛过，它甚至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因此，宋朝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朝代。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两宋立国的320年间，其国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几乎从未有过间断，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宋朝农民起义数量较多的成因甲：宋朝的国策 宋朝的基本国策，概括起来讲就是“强干弱枝”。它有两个基本点： 一是中央高度集权，中央的各项权力如军、政、财、法等权都超越地方。 二是提倡文人政治，严禁武人干政，其目的是彻底根除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武人乱国的弊病。 “强干弱枝”的国策，对宋初的国情是适合的，但宋朝后来的皇帝们只知墨守成规，基本上没有顺应时代的去修改国策，致使各种社会矛盾接踵而来，形成了“冗兵”、“冗官”、“冗费”等现象。 1、“冗兵” 宋代的兵制是募兵制。统治者的意图是，利用招募入伍的办法将破产失业的农民、流浪汉、亡命之徒等社会潜在威胁汇聚到政府军队中来，把可能成为反抗现政权的力量转化为保卫现政权的力量。 因此，每逢凶年饥荒便将饥民招入军队；违法犯禁的罪人也招入军队；被迫失去土地的农民还招入部队，这也是宋朝军队逐年庞大的原因之一。 宋朝各地的精兵，都要送到京师，升为禁军，而各处要兵防守的地方，中央再派兵出去番戍；与此同时，为了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宋廷又不得不在京师配置大量军队，以制驭屯驻外地的军队。因此，军队数目又是在随时扩大。 以北宋为例，宋开国时的军队不过20万人，到了宋英宗时军队已激增到160万人，百年之内军队总数就增加了七倍之多。由于缺乏有效的训练，其中又不乏乌合之众，因此，宋军数量之巨并不代表质量之高，但其军费开支确直线的增长。 2、“冗官” 宋廷重用文人，利用科举尽可能的把各阶层的读书人吸收到官僚体系中去，以抑制武人的地位。同时，为了强化皇帝权力，不但设置了重重的官僚机构，又使官员的职权分割，以达到牵制各级官员的目的。 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官制混乱、官员泛滥、党争不断、行政效率低下。正如宋人所言：“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同样，官员之多也不代表行政效率之高，但其官俸的支出却节节攀升。 3、“冗费” 这样庞大的军队以及官僚队伍，所需要的经费是巨大的。 北宋仁宗时期（1023-1063），宋庭的军费支出居然占到了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八。十户人家的赋税或十亩土地的产出才够供给一名士兵。 《朱子类语》中说：“本朝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中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宋朝官员的俸禄异常优厚，而且有时还有额外的恩赏，更可怕的是，还有如此臃肿的官僚队伍，这也必然是财政上的沉重负担。 那么，这些费用从何而来？ 这还得交代一下，宋朝另一项政治传统。宋代的最高统治阶层，认为豪绅大地主阶级是他们治理天下的重要支柱。 因此，统治阶级从各方面给予其优待，他们不但享受免税、免役的特权，甚至宋庭的统治者们还默认他们肆意兼并土地的行为。 所以，他们逐步占有了天下土地的十分之七，另外的十分之三的土地所有者则是一些小地主和自耕民。 而宋庭明知这70％的土地拥有者不纳租税，却依然征收100％的赋税，所以这一切的军政费用就几乎全落在了30％的土地拥有者身上了。 简而言之，上述这些庞大的费用全部要从老百姓身上抽取。 于是为了更好的榨取民脂民膏，宋庭必然要配备一套严苛的、惨无人道的赋役制度。即使在宋室南渡后，统治阶级也没有吸取教训，不但保留了北宋所有的赋役制度，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的榨取科目，南宋的朱熹就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于是宋朝的百姓为了躲避赋役，不敢多种一亩田，有自残以免役的，更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 所以，宋朝百姓是苦极不堪的，他们的生活和富裕根本没有半点关系！ 可想而知，宋朝的兵一年多于一年，所用的官吏一年多于一年，那么加在百姓身上的赋役自然也一年重于一年，其结果必然是不堪此种压榨的人民不断的聚结起来以武力反抗宋朝的统治者们。 这就是原因“甲”。 乙：外族的入侵 宋朝立国的三百多年，就是对外屈辱的历史。 宋朝的北部和西部先后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以及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等政权，两宋始终与这些外族对峙并共存。宋朝所面临的边防问题已与他们的前代大不相同。 首先，随着时间的推进，与宋朝对峙的这些外族已经高度的汉化； 其次，他们所处的北方地区的地势也有利于他们； 最后，这些外族与生俱来的能征善战与战术上的机动性，也非汉族可比。 因此，宋朝在面对这些外族的入侵时，无非是军事上的挫败和退却，他们只能以“岁币”的形式向这些北方的外族购买和平。 毫无疑问的是，“岁币”依然会从这些30％的土地拥有者身上抽取，使本就举步维艰的百姓更为雪上加霜，毫无生路的他们也只得揭竿而起，和统治者做最后的抗争。 同时，外族入侵引起的国家动荡也为一些农民起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也是宋朝农民起义居多的一个诱因。 以上就是原因“乙”。 丙：宋朝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 巨额的兵饷和官俸已使国家的财政难以承受，还要再加上对外屈辱的“岁币”，已经使宋朝的财政出现赤字。这还不算完，随着宋朝立国的日久，赵宋的皇室日趋奢靡所需费用逐年提高，统治阶级的官僚们也越发张牙舞爪的对人民大肆剥削，这样就把平民百姓拖向更坏的境地。这种情况，在北宋和南宋的末年尤为突出。 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5年）热爱艺术的同时也骄奢淫逸、贪图享乐。他指派专人向东南各地的民众搜刮珍奇异石，再运往开封，并称之为“花石纲”，无数的人家为此倾家荡产。他任用“敛财”好手蔡京为相，聚敛天下钱财，以供宋徽宗挥霍之用。 徽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只能供八九个月的支用，因此，专门建立了一个机关对农民进行更残酷的剥削，以支持其用度，而官员们却借此大发横财，大敛土地，广大农民都成了无立锥之地的赤贫。 南宋的官员豪绅更是占尽了江南旱涝保收的水利田，他们甚至破湖聚水，人为的制造水利田，占尽了便宜。而被围水利田以外的普通田，则因为长期得不到灌溉，以至于“水旱灾伤之患无岁无之”。 处在如此多灾多难情况之下的宋朝百姓，一部分被折磨死了，另一部分却不甘坐以待毙，遂挺身而出高举义旗，源源不断的向制造灾难的统治者们开战。 这就是原因“丙”。 宋朝农民起义的纵向分析造成起义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这三点原因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的。下面我们就来纵向的梳理一下宋朝的起义事件： 宋淳化四年（993年）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宋初，为了进行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实力，宋庭对原后蜀地区的民户进行了极其严苛的压榨剥削，遂激起民变。其原因为甲。 1000年——1020年，宋于此期间开始向辽缴纳“岁币”；这一时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许多事件都是被当时赋役之重所逼成。其原因为甲、乙。 宋仁宗在位期间（1023年——1063年）：号称北宋盛世，但1043年欧阳修的奏折中有这样的话，今年“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天下祸乱岂不可忧？ 这说明当时的宋帝国已经是遍体鳞伤了，单1043年的武装暴动就有9起之多。余靖的奏书中说，当时民变处处蜂起，国家之患不在夷狄而起于封域之内。其原因为甲、乙。 1120年前后的宋江、方腊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宋徽宗的横征暴敛。其原因为丙。 1130年的钟相、杨幺起义：金兵的入侵导致宋朝的败兵、流寇如麻，对百姓骚扰严重。钟相、杨幺就领导劳苦大众“外抗侵略势力，内反统治集团”。其原因为乙。 南宋中后期，宋庭加紧搜刮各地的平民百姓，因此相继爆发了许多次小规模的反抗南宋政权的斗争。其原因为甲、乙、丙。 结论通过上面的理论结合实例，我们可以发现，宋朝的国策完全倒向了豪绅地主和文人官僚，以求得他们对自己政府的完全支持；如此，宋庭又只得放弃农民百姓这样的无产阶级，将他们的民脂民膏彻底榨干，以供养自己的财政支出。这是宋朝的祖宗成法，终宋一世从未改变。 另一方面，北方的外族强敌是宋朝始终挥之不去的梦魇，他们只能采取以金钱换和平的策略来苟且存活。因此，他们就得更加努力的压榨这些无产阶级，根本不会估计这些人的生死存活。 这两点在一起就组成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巨型剪刀，彻底的剪断了劳苦大众们的求生之路。 所以，有宋的320年间，他们只能不断的和自己的命运抗争，不断的发出竭斯底里的吼叫，不断的把自己软弱的拳头伸向宋朝皇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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