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统一朝代,如秦、汉、隋、唐、元、明、清,在其统治末期,都发生过全国性大起义,所以很快就把封建统治搞垮了;唯有宋代情形特殊,开国不久即有兵变和民变发生,而且陆陆续续,没有间断止息过,这说明宋代社会阶级矛盾并不比别的朝代缓和。何竹淇先生编写的《宋代农民起义》一书,对宋代农民起义的次数做了统计,共有二百多次。实际上恐怕还远不止此;因为文献记录总是有漏脱的。宋代的农民起义事件,规模都不算大,例如最著称的三次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并不曾把川峡地区全部占领;方腊起义只攻占了杭、歙等6州52县;锺相在洞庭湖区的起义亦只据有19县,都不免昙花一现似的旋被镇压。这到底是甚么原因呢?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宋代民族矛盾特别严重,社会阶级矛盾受其制约,因此全国性的大起义难以形成。对此,我认为这种解释有些简单化,未必符合客观历史事实。例如明末满洲族势力兴起于东北,并没有使其时的农民大起义受其制约而不发生和发展下去。因此,我觉得还应从当时社会内部去作一些探索。 中国封建社会历时很长,如从西周初(公元前11世纪)开始,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1840年)前为止,那就将近三千年了。时间长,社会变化就多,但从中唐以下(安史之乱始于755年)到赵匡胤建立宋朝,这两百多年是中国社会变化特别剧烈的时期。“由唐代的门阀士族和部曲、奴客、番匠、奴婢等旧的社会阶级结构,转变为宋代的官僚地主和佃客、差雇匠、和雇匠、人力、女使等的社会阶级结构,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化。”其重大变化还表现在:一些门阀士族的彻底崩溃;中央皇权指挥不动飞扬跋扈的军阀(藩镇);租庸调制无法执行,财政困难,而改行两税法;均田制从此坏而不再恢复,府兵制也相应废止等。 赵匡胤建立宋朝,是在一场政变中把后周的统治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的。他富有道家精神,善于适应客观形势,以定治国的政策方针。人所习知的“杯酒释兵权”,就是用他“宁结怨于民而未尝失欢于官”的妥协办法,来实现他绕过障碍以树立和贯彻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为加强中央集权,他还特别注意掌握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科举选拔士人,组成庞大的官僚队伍;把社会上人数多,势力大,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士人,逐步充实到封建政权中去,使其成为统治阶级骨干。二是把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流散人民,招募成军;这不但便于羁縻监视,还可以使这股社会破坏力转化为镇压人民的工具。赵匡胤认为实行募兵还大有好处,就是丰收年有叛兵而无叛民,灾荒年有叛民而无叛兵。兵民共同造反不容易,便会有助于封建秩序的稳定。这两项政策的实施,当时是给宋王朝带来相当的困难(如财政);但另一方面,的确也起到了一些稳定作用。 毋庸置疑,北宋皇朝对待人民起义是和历代统治阶级一样,一贯是残酷镇压的。但我们也应看到,北宋当时正处在封建后期的转型时际,再加上统治者为了矫防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提倡文治,并因印刷术的发明推广,文化教育发展迅速。特别是儒学的复兴,理学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实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关中学者吕大钧创立“蓝田乡约”,南宋学者也搞“社仓”“义役”之类的地方自治工作,下迄元代,东南乡村各地立社也颇有成法,甚著劳效。这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安定,也不能说没有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统治阶级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施行了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他们除了使用武力外,还从事了一些社会救济工作,用以缓解人民的仇恨。《宋史·食货志》的《振恤》一目中特别吹嘘说:“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他们所述的种种“仁政”,当然是不可尽信的。但是丰富的文献告诉我们,当时政府更比前代注重社会救济的确也是事实。一是设置经常性的救济机构,如“福田院”或“居养院”,收养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慈幼局”收养弃婴和孤儿;“病坊”“将理院”或“安济坊”则有类于今天的公立医院,用以收容病人;“施药局”免费供给医药;又有“漏泽园”专门收葬死人等。二是针对荒年施行救灾。典型的例子如庆历八年富弼在青州的救灾措施,就非常出色。《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载: 移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河溯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 宋代文献上还记有范仲淹、苏轼在杭州,欧阳修在颖州,曾巩、赵汴在越州,滕元发在郓州,都能在安抚灾民上作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才将趋于激化的阶级矛盾缓和,渡过难关。 此外,也是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尤其是王小波、李顺提出的“均贫富”革命口号,使得不少官僚地主在家乡打出了“慈善”的招牌,以招揽人心,安定地方秩序。如范仲淹就在苏州设置“义田”,成效最著,闻名遐迩。其后闻风而起者,如吴奎、何执中、韩贽等,不一其人,形成风范。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或是接受了当时新儒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俱是积累了相当财富的官僚,出于对封建秩序的忠心拥护,想用施小恩小惠的办法,来缓解社会阶级矛盾。不过,我们还应看到,其中也不乏为了欺世盗名而专做表面文章的狡诈之徒。《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振恤》记载: 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縻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像蔡京这种臭名昭著的奸臣,居然也会大发善心,行施救济,足见北宋封建统治阶级已到不得不采用这种手段的地步。可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其救恤运动的本质虽是带有欺骗性的,但它对宋代皇权统治的维持也起了一些作用。 当然,最重要的是,宋自开国以来,厉行中央专制主义的集权政策,兵权、财权和行政权都紧紧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里;相形之下,地方政府却无甚实权,有的连城池险要都被撤除,更谈不上有像样的军备。由此便形成了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各地起义事件层出不穷。但这些起义事件却又尽皆旋起旋灭,其中原因即是,几十万优势集中的禁军一直控制在宋廷中枢,虽然他们在抵御外侵时皆呈败绩,但农民起义军那一点力量与之相比,则过于悬殊了,要想将其击溃而取得最终胜利,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就是宋代为什么未出现全国性大起义的主要原因。 以上仅是我的一点探索性的意见,自知未必正确,倘承读者指正,不胜欢迎之至。 (本文撰于1955年,兹略有修订。其述王则起义一段,曾以“北宋中期的王则起义”为题,载《历史教学》,1957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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