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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说，每次他让别人读自己的文章，如果对方讥笑他，他就觉得很开心，若是得到了称赞，他反而不爽。为什么呢？ “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 别人觉得他写得不错，说明他文章中体现的三观，跟时人的取向尚有相同之处。这是不行的。 我韩愈哪能跟你们想的一样？  韩愈的三观有多标新立异？看看那些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句子——“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好像也不怎么离经叛道。 是的，教育部的老师们很谨慎，不能让孩子们太早见识古人心理的阴暗面。 韩愈最惊世骇俗的观点，在我看来，应该是他通过柳宗元转述的那篇《天说》。 “天”有意志吗？无神论者认为“天”没有意志，而有神论者则通常相信“天” 不仅有意志，而且会惩恶扬善。 韩愈的看法跟以上两种人都不一样。他跟柳宗元说，天怎么会惩恶扬善呢，天肯定要“惩善扬恶”啊。  打个比方，瓜果腐坏了会长出虫子，于是虫子又吃瓜果，进一步加剧瓜果的消亡。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帮瓜果除虫，就是对瓜果有益。 人之于天，就像虫子之于瓜果。人是虫子，应该被除去的虫子。 “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 人类是“阴阳元气”（大自然）混乱失序的产物。自从地球上产生人类之后，人就开垦田地，砍伐山林，凿井取水，挖地埋死人，打洞倒屎尿，筑墙为城垣，凿渠兴水利，烧火做饭，熔金为器……把世间万物搞得面目全非。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难道不比虫害更严重么？ “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  如果有人能残害同类，让地球上的人口越来越少，那么大自然受到的损害也会减少，这分明是有功于“天”。若有人让同类繁荣昌盛，使人的数量日益增多，那么这种人绝对是“天”要重惩的对象。 “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 韩愈：“你觉得我这套理论怎么样？” 柳宗元：“你是受什么刺激了吧？”  柳宗元认为这是韩愈有感于人生不平遭遇的气话，于是他用自己的理性驳斥道：天，就是个大西瓜，再大，也没有意志。你把它啃烂了，它也不会发怒。不管是惩恶扬善还是赏功罚祸，都是人类的一厢情愿。 “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 柳宗元的看法，先进到与现代人几乎没有差别，但这样的世界观古已有之，即便放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唐，也并不显得新奇。当然了，在科学技术远不能对生产生活起到足够的保障作用之前，就坚信举头三尺无神明照管，这样面对残酷人世的勇气，还是可令许多现代人汗颜的。 那么柳宗元说韩愈是“有激而为是”，算不算了解韩愈呢？  古来文豪就没有活得顺遂的，韩愈作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当然不会例外。不过要说命途多舛，柳宗元也不遑多让。两人在政治上都很受刺激。 韩愈的特殊性，在于他在那个时代感受到了一种严重的社会危机。 唐朝中衰的节点在安史之乱，韩愈出生在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彼时大唐国祚刚刚过半，但最富传奇的人物都谢世了。  盛世之后剩下什么？有社会经济与人心尚待平愈的创伤，或许也有无可超越的文艺高峰过后的某种幻灭感。 中唐的文坛并不寂寞，只是梦幻瑰奇的盛唐色调已显得不合时宜。“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自信不复，转而变成“好诗空抱山”、“终日悲颜颜”的苦吟。 中唐是无法诞生诗仙、诗圣的，只有诗鬼（李贺）、诗魔（白居易）、诗囚（孟郊）、诗奴（贾岛）。这些人中除了白居易因为有钱而比较快乐之外，其他人都怎一个“丧”字了得~ 韩愈求官的历程十分曲折，但他若能少发表几句“信佛的皇帝没好下场”、“烧掉那颗舍利子”等激进言论，并不是没有风光的日子可过。可他就像一个已经摸到帝国病脉的医者，强烈的忧患感使他无法闭眼享受静好岁月。 那些措辞激烈的文章，都不妨视作他力图救世的猛药。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韩愈《杂说》） 这世道有多不可救药？事实上，除了杳无确切史料可考的远古时期，文人笔下的世道就没有好过。无德小人平步青云，有德君子穷困潦倒，似乎是世间常态。 只是盛唐繁荣的经济可以遮盖一切不和谐，不得志者也自信终有出头之日。等到帝国没钱了，人们的希望才渐渐破灭。有识者还发现，那皇权旁落、藩镇坐大的祸端，早在高歌猛进时就埋下了伏笔。  而在韩愈看来，大唐帝国更严重的病症，是儒家道德在时人心中的失落。 儒道之衰可以归咎于很多原因，比如佛老的夹攻，比如南北朝时期那些严于礼法的旧门阀的没落，比如因统治者重视词科，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被称为“轻薄进士”的新兴阶层——他们掌权了，可与旧贵族分庭抗礼了。 认识到儒家思想在终极关怀方面的不足，疾呼礼法对人性的束缚，或可说是一种进步。但缺少礼法的约束，生活在一个不要脸的社会，人心中没有公认的道德准则，难道不会更糟糕么？  这不仅是风气败坏的问题，就像诚信是商业帝国的立国基石，儒教也是农耕文明下君主专制制度最可靠的统治工具。不顾儒教衰落，企图通过崇佛佞道来保佑国泰民安的君主，必定事与愿违。 时人没有韩愈的先见，江河日下的国势或许使得求神拜佛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外部环境不能不让韩愈对“流俗”更为憎恶。表现在他的文章中，就是他喜欢用权威性的口吻来颠覆传统的解释，稀奇古怪的三观遂层出不穷。 韩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异类，他知道自己因异于大众而无法飞黄腾达，同时肯定也因自己异于大众而感到骄傲。他虽自嘲“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进学解》），但他又有自己的身后之名必将“百世不磨”（《送穷文》）的自信。  回到柳宗元的《天说》。 韩愈的观点，让我想到一部老剧：《东游记》。这部剧里出现过韩愈。而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就是韩愈的侄孙。 该剧第25集，说的是何仙姑为了解开吕洞宾的血咒，带吕洞宾去到“天地之极”。另外几位仙友着急了，因为“天地之极”是能让所有神仙都魂飞魄散的地方。这时平日里最温文尔雅韩湘子显得最火大，他说他要去找玉帝，让玉帝赶紧救人。 仙友们于是更着急了，因为韩湘子的前前前世费长房，就因为“骂天三声”而被罚轮回三世。何仙姑与吕洞宾这次遭受的劫难，似乎一下又勾起了韩湘子对天道不公的激愤之情。 到了玉帝面前，众人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把韩湘子的嘴巴堵上。谁知韩湘子没说话，只是吹起了笛子。 玉帝听了笛音，道：“好一个恨天，怨天，又敬天！”  韩愈承认“天”凌驾于人类之上，道出“天”将惩善扬恶的可怕本质，不也是“恨天、怨天又敬天”么？ 正统的儒家弟子未必是无神论者，因为孔子没有明确谈过这个问题。儒家是“敬天”的。儒家的敬天与求神拜佛不同，所谓“敬天”，与其说是一种宗教行为，不如说是人类面对不可穷知的广大深邃时产生的一种宗教性的情绪。 如果说中国古代哲学有“天人合一”的基本思路，那么到了中唐时期的韩愈，人与天，似乎又开始分离对立起来。天，可敬可畏；人，有知有识，还能运用自己的奇思妙想去诠释天地。 柳宗元对韩愈之说的反应很正常，但他大概忽略了韩愈那种无论何事都要提出新奇假说的行为本身的价值。 很多年后才有人意识到，中唐时期出现的以韩愈为代表的这种张口就来的质疑，否定、甚至戏谑旧有权威对世间一切现象之解释的精神，难道不是一种“文艺复兴”吗？这是“中国‘中世纪的终结’”（宇文所安《中唐文学文化论集》）。 奇谈怪论不必正确，有不再因循的冲动，就是一种觉醒的力量。哪怕是且丧且觉醒。  那么问题来了，今人心中有公认的道德标准吗？ 还是“颜值即正义”、“业务能力过硬即正义”、“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最后取得成功就是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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