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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形的中国出版历史 大木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在开始谈明末江南出版文化之前,我想首先简单回顾学术研究的兴趣转化过程。我在大学阶段一直念中国文学，从本科以来便一直对明末苏州文人很感兴趣，尤其是冯梦龙。冯梦龙以其编写的短篇白话小说《三言》最为有名，但《三言》之外，他还编过《情史》《古今谭概》《智囊》等故事集和笑话集《笑府》，戏曲方面有《墨憨斋定本传奇》《挂枝儿》《山歌》等，另有《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衡库》等科举用参考书。他的著作其实是包含了小说、戏曲、经史子集等，早在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出过一套影印本《冯梦龙全集》，皇皇四十三册之巨，足以表明他著作之丰。 冯梦龙出过那么多书，自然与当时出版业、书商密切相关。为了了解与冯梦龙相关的出版活动，我要对整个明清时期的出版情况有所掌握，所以从冯梦龙出发，我开始研究晚明的出版文化。 书籍承载知识、文化，是方便有用的载体，各种知识经由书籍传播到千里之外。日本曾派遣唐使前来学习中国文明，遣唐使返回日本时就带了很多书回去，使身在日本的日本人也可以接触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书籍在中国的历史很长，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以木简、竹简的形式存在。到了唐代，已经积累了经史子集四部的很多书，可是《隋书·经籍志》中有记载的书，基本上都是宫廷里的藏书。相比起来，唐代看书的人还并不多，能看到书的人也只是少数。唐代以前，书都是人们手工抄写的抄本，抄一部书很慢，所以数量不多，很可能只抄一本，这或许也是因为当时对书的需求没有那么大。书以抄本形式流传，也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 中国书的历史上，有两个很重要的转折，一是纸的发明，在东汉发明纸之前，书都是竹简木简，之后就进入了所谓卷子本的时代；一是印刷技术的发明普及，尽管唐代已经有了印刷技术，但印刷术到了宋代才普及，所以书印刷出版真正的普及也可以说是宋代开始的。宋代印刷术普及，书籍印量大增，这也说明宋人对书的需求比之唐人更甚。这很可能跟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成熟有一定关系。儒家经典是考科举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抄本时代，书中常有错字，而国家层面的科举考试必须要有统一的文本，而印刷的普及就适应了这种需求。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有不少宋代的书。当时被印刷的书主要还是所谓的古典，即价值已经稳定的书，比如儒家经典、正史、唐以前文人的作品等。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苏东坡在世时就出了自己的诗文集，这种情况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 书在内容上摆脱古典作品的范畴而逐渐多元化，可以说是从南宋、元代开始的。当时出现了一些为实用的目的而编的大型日用类书，如南宋《事林广记》、元代《事文类聚》这类生活百科全书大量刊行，还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全相平话》这样的初期小说被刊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早期的《西游记》故事，《全相平话》是元代初期刊行的历史故事，其中包括《三国志平话》，当然比起明末的《三国演义》是很短的。 南宋、元代在书籍内容的多元化和书的普及方面有所发展，但到了明代，明前期出版业的发展似有停顿。当时出了不少书，但就内容而言大多是所谓的古典，并无新意。到了明末，情况出现很大的变化。嘉靖以后，主要在江南地区，出版业呈现出空前的盛况。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经常引用的资料，是1987年杨绳信先生编的《中国版刻综录》，也就是把中国各地图书馆所藏古籍按照出版年代来排列整理的目录。所以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宋代出了多少种书，元代、明代又出了多少种书。虽然这是1987年的目录，但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些趋势和大致情况，则还是很有用的材料。从北宋到明代崇祯年间，《中国版刻综录》记录有3094种书，其中北宋到明正德年间，这600年的书有1075种；嘉靖到崇祯年间仅仅120年，有2019种。平均下来从宋代到明代正德年间每年出1.7种；可是到了明末，嘉靖到崇祯，每一年平均有16.7种。后者大约是前者的10倍。由此可大致了解嘉靖以后出版数量的增加。 作者: 杨绳信 编著 出版社: 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87 书的种类此时也更加丰富广泛。我们现在读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都是100回、120回的作品。虽然三国、水浒、西游的故事很早就已经在民间流传了，但是100回那么长的版本似乎是在明末突然出现的。要刊刻那么大篇幅的小说，可不是容易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在晚明会有一大批篇幅很长的白话小说突然出现呢？所以晚明出版的情况是出版历史上很有趣的现象，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这里就要提到我研究的冯梦龙，他是当时通俗文学如戏曲小说等文学样式发展的参与者，留下了丰富的材料，研究他或许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出版业的发达，是白话小说在晚明出现的重要背景之一。到了明末，因为技术的发展，出书的工本比以前低廉，读者的需求也比以前扩大。宋代只有古典的作品被刊刻出版，可是到了晚明，就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出现，他们在阅读经书、诗歌这些古典之外，也有阅读通俗小说、戏曲作品的需求。另外，过去的文人基本上看不起民间文学作品，但是到了晚明，一部分文人的思想发生改变，像冯梦龙这样的文人，就很看重民间作品的价值，积极参与这类作品的出版。 随着这样的变化，当时的知识分子里也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型，我在《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一书里举了两个例子。一位是陈继儒（眉公），他是明末松江人，和同是松江人的董其昌一起为了科举考试而读书，但陈继儒一直考不上，29岁时候就放弃了科举，在松江佘山隐居。他在那里召集比较穷的文人来编书，最后挂陈眉公的名字，出了很多书，结果他在当时很有名。他出的这些书的主要内容是比较美好的文人生活的指南，如古董书画、品茶品酒等等。以前都是文人自己学习一些高雅的生活方式，而陈眉公把这类内容编成书出版，把一种雅的生活方式大众化，而需要那一类文人生活知识的读者也就越来越多。以前只有考上科举的人才能名利双收，而陈眉公在当时放弃科举后，靠出版也获得了名利，这离不开当时出版业的繁荣。另一个例子便是冯梦龙。前文谈到他出版了很多与科举有关的参考书，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出版方向，他自己没有考上科举，但是他编的科举参考书在当时很畅销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或许因为他一辈子考不上，所以有很多经验吧，考一次两次就考上的人可不一定能编出好的参考书来。冯梦龙在出版方面还有一个特点是出版了不少通俗文学，包括戏曲、歌谣、小说、笑话集等，这也是适应了当时很多人的需求。从明末所出书籍的种类之多，能感觉到晚明比较自由的氛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作者: [日] 大木康 著 ； 周保雄 译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11 1644年明朝灭亡，然后进入清代。清代的学者，主要是考据学派的学者出了很多学术著作。可是其他的出版物，给人感觉是比较单调的，没有晚明那样的自由度。比如《水浒传》，在晚明时有很多版本，福建、苏州、南京等地都有刻印，好像呈一种竞争状态。到了清代，基本上只有金圣叹第五才子书的版本了。到了晚清，出版界又重现盛况，出版中心主要是在上海，这个发展也以明清江南出版业为基础。当然晚清也有一些新的因素，如报纸、期刊等出版形式。报刊在明清时期是没有那么发达的。 中国的出版历史似乎是一种波浪形的发展，有高潮时期，也有单调、低潮的时期。南宋到元代是比较发达的时代，到了明前期趋于单调，到晚明又是一个发展时期，进入清代又趋于单调，到晚清又迎来发展。我想，比较好的情况当然是，能够出各种各样的书，让大家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思想。 陈正宏与大木康的对谈 陈正宏（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大木先生谈到明代出版在嘉靖以后数量暴增，我这边有个图录完全可以证明。前两年我参与了日本学习院大学所藏明刊本图录的编目，学习院大学所藏明刊本中之前没有发现过嘉靖以前的书，而到了隆庆、万历，尤其是万历时候的书数量暴涨。编目时候，第一次发现有永乐的《历代名臣奏议》，他们非常开心，因为这是内府本，但这个内府本相对而言是很差的，因为是一个后印。学习院大学收藏的明刻本不算是数量特别庞大的，但是从一般的从中国流到日本去的明刻本看，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的。 在中国，现存的比如图书馆里的明刊本里，嘉靖以后的书基本上也就只能算普通古籍。像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样藏书量非常大的图书馆，万历以后的很多本子，尤其是后印本基本上就算普通书了。但是嘉靖以前的本子，尤其是正德以前的，在上图或国图，基本上是善本书里的等级品，至少是二级或者三级。所以，从实物上说，可以证明大木先生前面报告中所言。 我自己有一个《陈眉公重订归有园麈谈》明刻本，并非很好的本子，明刻本从本子数量上讲还是不少的。明刻本，尤其晚明时候的本子，内容上还是挺好玩的。陈眉公此人我是非常不喜欢的，尽管他跟我一样姓陈，但是他里面说的东西还是蛮有趣的，特别是里面非常短的小品，现在用来发发短信大概是非常好的。我读两句《重订归有园麈谈》给你们听听：“暴发财主收买假骨董，眼前已见糊涂，新科进士结识假山人，日后必遭缠累。”很有哲理的，到现在还是很有用。还有“起身早，见客迟，老人家之行径”，很有名的人其实心里很热衷于人家来拜访他的，但他出来一定要迟一点，太早没有面子。还有“嘴头肥，眼孔浅，穷措大之规模”（编注：穷措大，指贫寒的读书人）。所以晚明的人，从这些出版物来看，跟现代是非常接近。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大木先生《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这本书的上限基本是嘉靖以后，一直谈到明代崇祯末的出版，书名是把这样一段时期都叫作“明末”。我看到您前面序言里面讲，这个明末跟一般的明末是不一样的。按照我的理解，中国人一般是不会把您讨论的这段时间称为“明末”的。我在学习院大学编目时，我们也讨论过：所谓明末刊本，日本人理解的明末就是万历以后，而中国的明末只有天启崇祯。中国人总认为“末”是很不好的说法，所以如果您把嘉靖本称为“明末本”，我们是会愤怒的——中国人认为嘉靖白棉是很漂亮的。 所以首先请您为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把嘉靖叫作明末？因为我们一般的理解是，嘉靖时期基本上还在明代中叶，但是一讲到“末”，那就是下去了。您应该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吧？ 大木康：谢谢陈老师。用“明末”作为一个词来概括这时期书的出版情况，就是因为嘉靖以后出的书种类很多，所以我把嘉靖以后一直到崇祯年间，都表述为一个叫“明末”的时代。也许用“明后期”比较好？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麻烦，叫“明中晚期”则涉及的时间又太长了。我们大学的图书馆中，正德以前的书一般是贵重书，嘉靖以后的看情况，比较稀罕的算贵重书。 陈正宏：我现在问一个低级的问题，是不是日本人以为“末世”是个比较精彩的概念，比如江户末？“末世”在中国是比较不好的意思，我们有初期、中期、晚期，可是一说末期，基本上是完蛋了的意思。 大木康：要谢谢您的说明。我没有这样的意思，末世就是明代的末叶。可能用“晚明”表述比较好一点。 陈正宏：看来这是对汉字的理解上的不同。但是回到版本，对我们进行版本研究的人来说，如果把嘉靖说成是晚明，我们好像也不能接受。因为嘉靖本非常漂亮，而晚明则是乱七八糟的书都出来的时候。按照我们中国的表述，大概是指明代中后期吧，但是我懂您的意思，用“中后期”则文字不漂亮，缺乏明代的感觉。 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东亚汉籍，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汉籍。正好向您请教的是，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朝鲜的书好像主要模仿的是中国北方的书，所以在同时代，尤其在1644年以前，朝鲜并没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宋体字，也就是你们所谓的明朝体；但是日本不同，江户时代前期的书，好像楷书体又很少。这是不是跟江户初期唐船贸易的方向，比如说来的全是南方的船有关系？ 大木康：在日本的历史中，1603年开始是江户时代，在中国1644年明朝灭亡。一般来讲，1641年是日本所谓锁国体制的完成，之后只有九州西部长崎这个港口跟中国有来往，所有的书也基本上经过长崎进入日本。当时中国的船基本上都是从江南过来的，因此运来的多是在江南出的书。所以在日本，所谓的和刻本，以及日本人的诗文集，版式就很像明代中国南方的风格。 朝鲜半岛很早就有燕行使，每年几次从朝鲜去北京，留下很多燕行的记录。他们会在琉璃厂买书，都有很详细的记载。所以朝鲜人买书主要是在北京。当然北京也有江南出的书，但是比较重要的还是内府本，所以朝鲜本的版式很像内府本的风格。 其实中国的文学作品传到日本也是有两个通道，最重要的是从江南到日本，另一个是以朝鲜为中介。比如说在江户初期，明朝初年瞿佑的文言小说《剪灯新话》非常流行，在日本就出现了模仿、翻译《剪灯新话》的一些作品，其中《剪灯新话句解》是朝鲜人所作并传到日本以后流行开来的。《古文真宝》也是这样。
在名古屋，有一个德川家的分家，其大名很喜欢买书，现在留存着他们的蓬左文库。有意思的是，蓬左文库现在还留着当时买书的目录，记录着哪一年买什么书。我看到其中购买速度最快的是，书在南京出版的第二年，名古屋的德川家就买了那一本书。冯梦龙的《三言》，也是三四年以后就到了日本，在当时来讲是比较快的。 陈正宏：唐宋时书籍传播到日本的耗时非常长，长的可能要200年。但到后来，尤其是万历以后，变成十几年、几年，最后变成一两年就过去了。我们可以想见，明末书坊刻的大书，像汲古阁所刻，生意能做这么大，恐怕不只是卖给中国人，很多书就是外销了，所以才有这么大的销售量。研究明末出版，如果只是研究中国或者江南，可能还是有点欠缺，恐怕要把整个东亚的情况考虑进来。 我第三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书可以卖到或者翻刻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所以在同时期里，整个东亚的思想界，也受到不同的影响？ 比如说，为什么朝鲜本里面没有颜色？我研究下来，觉得大概是遵从内府本的原因。但是我请教过韩国的专家，他们认为，除了中国书的模样之外，跟他们选择的中国书的内容也很有关，因为他们推崇的是朱子的性理学，但是从江南传到日本的，很多就是阳明学的。 所以我们这次编的学习院明刊本目录中，李卓吾的本子很多，这在当时是禁书。在日本，李卓吾的书是常见的，在中国是罕见的，《金瓶梅》也是这样。所以是不是因为江南阳明学的书很多，因而传到日本，甚至因为是禁书，只能卖到日本，反而在日本传开，直接影响到了江户时代的思想？ 大木康：还有钱谦益的书在日本也是到处都有。很有可能就是在中国被禁止，所以卖到日本了。其实日本江户幕府时代的官学是朱子学，但民间阳明学非常流行。晚明是只要是在中国江南流行的书，就会传到日本。可能是这个原因。 不只是阳明学，文学也是这样。比如《剪灯新话》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相当大，后来慢慢有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影响也很大，日本有很多《水浒传》的画册，还有很多可算是在日本的续作，题目是“某某水浒传”，故事完全是日本的故事，这一类的书很多，江户时代很多日本人也都知道花和尚和林冲。 江户初期，也就是中国的明末，《水浒传》就传到日本来，然后差不多百年以后，《水浒传》就已经被消化，在日本文学作品中能看到它的影响。《红楼梦》也是在中国出了以后没几年就到长崎来。日本在江户时代锁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禁天主教，因为江户时代之前，天主教在日本非常流行，有很多天主教徒叛乱之类的事情，所以江户政府对天主教非常敏感。从中国进口来的书，都一页一页被检查过，完全没有天主教的记载，才允许进口。为了查禁，现在在日本还留下很多记录，记录哪一年、从中国哪里来的船、把哪一种书运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哪一年有《红楼梦》运到日本。可是《红楼梦》在当时没有引起多大兴趣，可能是因为看不懂吧，也要再过百年左右才会有真正的影响吧。 陈正宏：您刚才讲的那两个问题我很同意，第一个就是基督教的影响，我们的编目里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五杂组》。《五杂组》现在有两种明刻本，比较漂亮的好像没有去日本，估计便宜的那种去了日本。但是《五杂组》里面有一条关于基督教的内容在和刻本里是被删掉的。这两个本子比较一下很有意思。 另外，您讲到《水浒传》，我也一直有个疑问。我比较喜欢在日本买书，有一次在东京地摊上看到过《水浒传》的和刻本，蛮漂亮的，但是只有四册，我就没有买，我印象里《水浒传》应该很大。后来查了才知道，日本翻刻的就是经过缩减的。但是您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日文的也就是假名书写的《水浒传》故事，铺天盖地。那么，为什么像一般的正经正史的翻刻，都是完整翻刻，而像《水浒传》这样的书只是节选呢？因为日本也翻刻十三经十七史这样的大部头，技术上根本不成问题，都翻刻得很好，但是为什么这么有影响的小说，一般老百姓也很喜欢的，却不是全部翻刻呢？这还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吗？ 大木康：还是语言的问题。冯梦龙的《三言》也传到日本来，现在在日本也有三种版本。江户时代有人喜欢读《三言》，也留下了和刻本《三言》，不是翻译，完全是翻刻。但《三言》有120种故事，在日本出的还是选本。 作者: 冯梦龙 出版社: 齐鲁书社 出版时间: 1993-07 陈正宏：你们是不是特别喜欢做选本啊？我们好多蛮好的作品到了日本都做成了选本。 大木康：因为全部读太辛苦了。日本人读中文书有很长的历史，对文言文，我们用所谓“汉文训读”的方法来念，所以我们对读文言还比较习惯，可是读白话的书，对江户时代初期的人就特别辛苦。《三言》的和刻本上就是加了一些符号来念的，有些白话的词，右边附上日文的意思。 陈正宏：所以从中国国内来说，语言的进步是要推崇白话文，但是从东亚讲，这么长的历史，大家要共通，恐怕还是文言的力量更强啊。这点我有体会，和日本学者通信，我写日文当然可以，但有时候偷懒用汉语，写了几次就发现，我的“的、地、吗”出来之后，人家就不懂了，但是我很雅地用文言写的话，对方马上就懂了。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文言文的力量，它是非常具有穿透力的文字，是很时髦的。 另外也要承认的是，东亚各国之所以能够交流，就是因为言文不统一。我觉得这挺好的，符合现代国际社会的交往规则的。东亚各国说话都是各说各的，你说汉语，他说日语，但是正式文本有一种共通语，就是文言文。 大木康：我最近也读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史是什么，中国到底是什么。文章说，以前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方言，所以并非所有中国人都对语言有认同感，文言文才是中国最重要的象征和标准，也是中华民族统一的一个基础。所以不仅仅是对日本、朝鲜，在中国国内，文言文也是很重要的。 陈正宏：所以在出版文化中，用这样一种文字，或者说这样一种文言文的形式，来印刷出版，然后在整个东亚世界流传开来，背后是有这样的理念在支撑。 我个人一直觉得晚明很有意思，但晚明又很有悲剧性。我们看北方和南方的书，一方面当然是百花齐放，北方出楷书体，南方出宋体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晚明后来的速亡，出版业好像也要承担点责任。晚明出版文化的背后有例如个性解放等诸多理念，但如果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考虑，个性太解放，完全脱离控制了，那么对亡国也是要负点责任的。所以崇祯帝是不大被人唾骂的亡国之君，当时他对整个国家已经失去控制了。看看当时江南的书就知道，有人在做经世文编，有人在做《金瓶梅》，当时是什么样的书都做，不分好坏。 大木康：顾炎武批评晚明的风气。像李卓吾的书那么流行，跟当时的出版业有密切的关系。当然，对于晚明出版业的情况，我主要还是从比较正面的视角来看的。 文汇学人 · 专题 2015.0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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