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潘超丨“魁星鳌头”：东亚汉籍出版中的魁星印文化

书目文献 2022-09-06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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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超

内容摘要：明代晚期伴随着科举用书的大量刊行，将象征“中魁”“独占鳌头”寓意的“魁星鳌头”图案刻入书籍卷末，或在扉页上钤盖魁星印，成为当时书林的一种风尚。这种出版文化曾在明末的南京、苏州、福建一带的书坊中兴盛一时，其余波一直持续至清末。17世纪初这一文化又通过商船传入日本，很快即被日本京都、江户的书肆模仿学习，并在日本近世知识阶层的汉籍阅读需求和审美下，孕育出了新的样式与出版文化。

关键词：魁星鳌头科举文化出版史日本汉籍

在中国传统科举文化中，“魁星”与“鳌”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科举神祇，由于被认为能够“主文运”“点魁首”，所以历来受到举子们的尊奉，而以魁星与鳌为题材的“魁星图”“魁星点斗图”也曾作为一种寓意吉祥的文化符号，广泛地进入士人的书斋世界中，被缀饰在文房四宝、纸旗、书籍等文化产品之上，在传统士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明代晚期，一些民间书坊开始流行将“魁星点斗，独中鳌头”（以下简称“魁星鳌头”）的形象制作成书籍装饰印和“魁星鳌头”图，以其吉祥寓意招徕读者，成为一种重要的科举出版文化，但对于其来源与历史，却至今未得到学界的关注。而到了明末，这一文化又随着商船传入日本，被当时正处于商业出版繁荣时期的日本书肆接受，并逐渐形成了具有日式风格的魁星印样式和独特的汉籍文化。在历史上，日本并未形成完整的科举制度，这一起源于中国的科举文化，在日本如何被接受？在日本京都、江户（东京）的书肆中以一种怎样的形态被广泛复制？一直以来，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文献记载，且将这些分藏于世界各地的书籍搜集起来并非易事，所以对于这一东亚重要的汉籍出版文化，仍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1]，对其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仍存在种种误解，本文利用近年来开发出版的多种汉籍数据库、图录、影印丛书等[2]，对这一出版文化的起源进行考察，梳理其演变的历史，并藉此探讨科举文化影响下的东亚汉籍出版这一重要课题。

一、“魁星鳌头”与科举文化

魁星作为一种传说中可以主宰文运的神祇，其形象与很多民间神祇不同，是在历史传播中“望文生义，因声起意”[3]的产物。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论其演变：“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4]。东汉时人们就认为二十八星宿中的奎宿“主文章”，而“魁”与“奎”同音，并有魁首之意，所以改用“魁”字代替“奎”。魁字由“鬼”和“斗”组成，在传播中，又逐渐形象化，被人们塑造出一种“鬼举足而起其斗”的形象，在南宋时，民间已按照“鬼”“斗”字形，为魁星塑造了一种“金斗高跳鬼状狞”的形象。因为有“奎宿主文章”的吉祥寓意，所以魁星在科举社会中颇受欢迎，其影响所及，凡得高第者被称作“魁甲”“廷魁”“大魁”，而梦见魁星也成了中举的先兆，《聊斋志异·魁星》记载郓城举子张济宇一夜见“一鬼执笔立，若魁星状”，于是急起拜叩，并且“由此自负，以为元魁之先兆也”[5]。因为这种形象的深入人心，所以明清时出现了许多魁星楼、魁星阁，其中多铸魁星塑像，以供士人祭拜，不少还保存至今日。魁星形象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又与另一“神物”——鳌结合起来，形成了“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经典形象。鳌本是一种传说中能背负仙山的巨龟，唐、宋以来称翰林学士院为“鳌山”“鳌峰”，官拜翰林学士承旨则称“立鳌头”[6]，后士人科举夺魁也称“占鳌头”或“上鳌头”。大约在元、明时期，魁星与鳌的形象开始结合，演变为魁星右手持笔（在一些书籍卷末图中，魁星笔锋遥指，寓意为指点状元），左手持锭（取谐音“必定”之意），左脚踢斗，右脚踏鳌头，魁星的头上还绘有三星（或七星），如此构图的“魁星鳌头”图后来成为一种经典（见图1），被渴望中魁的士人视为具有灵性，南宋李昴英曾送一“金斗高跳鬼状狞”的魁星给朋友，以“助子秋闱笔砚灵”（《送魁星与李子先》）[7]。明清时代的记录更多，作为一种吉祥象征，有些地方士绅将泥塑的魁星像埋入砖塔之中祈佑文运[8]，在科场外也有小贩售卖泥塑小魁星[9]，有些举子甚至将魁星图贴在座壁以祈祐科场中魁[10]。

除了作为神祇被祭奉崇拜，以魁星、鳌为题材的“魁星鳌头”图、“魁星点斗”图作为一种文化装饰还被运用到文房四宝、书籍等文化产品中，如在宋代太学的斋舍中，当本斋出身的状元重回斋舍时，斋舍会送上一副“镀金魁星杯柈”[11]，到了清代则更是成为一种常见的吉祥元素，被制作成灯具[12]、首饰，如《红楼梦》第八回中贾母送给即将入学的秦钟一副荷包和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寓意吉祥。这一文化到近代依然如此，郑逸梅在《艺林旧事》回忆清末民初的士绅家在中秋夜烧香斗供奉嫦娥：“香斗围着雕镂精巧的纸旗，上端缀一金面的魁星，这是应着科举考试，秋闱夺标之意……魁星，作为案头的镇纸”[13]。鲁迅的《二十四孝图》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录，回忆在私塾里的读书生活：

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14]

所谓书之第一叶，即书之扉页，当时的学塾读物的扉页中常常印有“恶鬼一般”的魁星像。不过，魁星或“魁星鳌头”的形象进入书籍中并非近代以来才有的事，考察其来源，可追溯至明代后期，特别是万历时期的南京、苏州等地的书坊。首先是坊刻中大量以“大魁”、“魁斗”、“鳌头”为书名冠词的书籍出版，如《新镌释和魁斗千家诗选》《大魁四书集注》《新镌音释圈点提章提节大魁四书正文》、《新刻分章音释玉堂大魁易经正文》等。明万历余明台克勤斋刊本《大魁四书集注》卷五末有图，图上镌有“余明台刻行……文场无误，党塾不迷，大魁天下，从此阶梯”[15]，标榜该书为读书人“大魁天下”之阶梯。其次，有书坊在书中刊刻“魁星鳌头”图，万历二十八年（1600）建阳书坊刊刻的《京本音释注解书言故事大全》书末，有一副“魁星鳌头”图[16]（见图2），构图较为复杂，正上方镌“买者请认鳌龙为记”，两侧分别刻“头角峥嵘神化升腾鳌龙上，笔花绚彩光芒直射斗牛间”，有明显的商标意味，但是“升腾鳌龙”“笔花绚彩”又体现了很强的科举寓意，此书后来传入日本，被翻刻[17]了众多版本，这一副插图也被许多日本书肆仿刻用作书籍卷末或扉页图（见图3、4）。明万历余明台克勤斋刻本《大魁四书集注》在牌记之后也刻有一副“魁星鳌头”图（见图5），魁星上方有七星，魁星右手持笔，一足独立鳌头，上方镌“一举占鳌头”，左右分别镌“养鳞沧海际风云闪烁禹门成变化”、“推毂清朝依日月登庸魏阙庆明良”，两联皆寓意登榜中举。这一时期书籍中出现的大量“魁星鳌头”形象和元素并非偶然，根据缪咏禾[18]、井上进[19]、大木康[20]等学者的研究，明代后期，特别是万历前后是举业用书出版的极兴盛时期，出生于弘治末年的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云“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未闻有坊间板，今（按：指隆庆、万历间）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21]至嘉靖前半期，举业书的出版还是“并不值得一提”[22]的，但是到了万历年间，伴随着南京、苏州、建阳等地的举业书大量出版，新的出版文化与形式也开始出现，除了上文所举的以“大魁”、“魁斗”为名，间附有“魁星鳌头”图的举业书的大量刊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魁星印”文化。所谓魁星印，即书坊在刊印书籍后，将刻有“魁星鳌头”图案的朱印钤在扉页之上（一般正中或靠左上，日本的习惯钤印位置则正中或右上），基本样式分无框（图6）、单框（图7）、双框（图8）三种，图案则为“魁星鳌头”的经典形象。由于缺少历史文献记载，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的起源以及历史仍缺乏充分的考察，以下我们借助钤有魁星印的书籍实物对其起源与发展深入考察。

二、魁星印的起源与发展

据现存实物，书坊于书籍扉页之上钤魁星印，可追溯至明代晚期。日本学者井上和雄在《異彩ある魁星像》一文中认为这一文化起源于明万历时期，理由是其所见最早的一部钤有魁星印的刊本是万历三十六年刻本《篇海全书》（无框）[23]，这一结论是准确的，除了井上氏所举此一部明本，笔者所见钤有魁星印的明刻本尚有二十六种，较为典型的有明万历年间德聚堂刊本《唐类函》（双框）、《五杂组（俎）》（双框）、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本《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无框）、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序刊登龙馆本《登坛必究》（无框）、明天启年间刊本《增定春秋衡库》（单框）、明崇祯十三年（1640）刊本《四书说约》（无框）、明崇祯年间尊古堂刊本《重订批点春秋左传详节句解》（无框）、明末金陵奎壁斋刊本《奎壁春秋》（单框）、明崇祯古吴陈长卿刊本《通鉴直解》（双框）、明崇祯苏州文起堂刊本《易经阐》（无框）等。仔细审视这些书，会发现其刊行地主要集中于南京、苏州、建阳三地，如奎壁斋是明末南京状元坊内的一家书坊，书坊主为郑思鸣、郑大经[24]，所刻书常在扉页下方钤朱印，有朱文方印“状元境内郑氏书林”、“本斋住书铺廊进巷状元境内”等，又常在扉页正上方钤一圆朱印，有些为凤凰、人物印，但更多的则是魁星印[25]。明代钤“魁星印”较多的南京书坊还有德聚堂（万历时期刻有《唐类函》、《五杂组》等书）、李泰的登龙馆（《登坛必究》）等。除了南京，苏州及其周边的书坊也是钤魁星印集中的地方，有崇祯年间陈长卿刊本《通鉴直解》（双框）、明末金阊拥万堂刊本《四书图史合考》（无框）、明末金阊叶启元刊本《尺牍双鱼》（无框）、崇祯六年陶珽刊本《王文成公文选》（无框）、明末吴门大观堂刊本《四书儿训》（无框）等。此外，建阳书林也有钤印，如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建阳书坊居仁堂刊本《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崇祯年间序刊本《四书觉路经传合解》、杨美生刊本《四书文林贯旨》[26]等。南京、苏州、建阳均为明代中后期重要的刻书地，据胡应麟记载：“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27]。

到了清代，钤“魁星印”的书坊分布更为广泛。据笔者所见，清代苏州、南京等地的书坊仍延续这一文化，如苏州著名的“古吴三乐斋”，此书坊多刻印举业用书，也多钤魁星印，有康熙五十六年刊《龙门四书人物备考》、康熙五十七年刊《四书诸儒辑要》[28]、雍正二年刊《彩云字汇》、雍正五年刊《四书去疑》[29]、乾隆八年刊《古文释义》等。清代钤魁星印的书籍也不局限于举业类用书，于医书中也可见，如三槐堂刻《医方集解》。除了南京、苏州等传统钤印的地方，这一文化在清代又扩展至其他地区，如江西的金溪。明代末年南京有大量江西金溪籍书商开办的书坊，据文革红等学者考证[30]，著名的唐氏世德堂、富春堂、广庆堂，周氏的万卷楼、仁寿堂等都是江西金溪人开办的书坊，其中一些书坊又在金溪本地有分号，于是将魁星印文化也带回了江西。现存江西金溪地区刊印的清刻本中，可以见到不少钤有魁星印，如乾隆二十一年云林四美堂刊本《龙光四书人物备考》、乾隆五十九年世德堂刊本《龙威秘书》、光绪四十二年浒湾尚友堂金记刊本《东莱先生古文关键》等。

清代魁星印的样式多有框（且多为双框），但相比于明代晚期制作精良的魁星印，在构图方面则比较粗率，印中的元素也相应减少，魁星形象呆滞，远不如早期形象鲜活（见图8），同时相比于早期魁星印中魁与鳌各占一半的构图比例，这一时期的魁星成为最主要元素，鳌则渐渐变小，甚至被树枝、云彩等元素替代。在钤印位置上，与明代的魁星印相比，更为规范，多位于扉页正中，很少再出现早期钤在扉页左上的情况。

魁星与鳌作为科举神祇，因为其蕴含的吉祥寓意而被作为书籍装饰印，广泛钤印在书籍扉页上，是科举文化影响下的产物，除了魁星印以外，当时作为装饰印的元素还有寿星、凤凰、文昌君等，但是相较于魁星印数量较少。魁星印的文化一直持续至清末，直到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在中国最终消失（笔者管见所及最晚钤有魁星印的刊本为光绪四十二年浒湾尚友堂金记刻《东莱先生古文关键》），上文所举鲁迅在儿时所见到的刻于课本扉页的魁星像，只是这一文化的余响罢了。但是，这一文化曾在明代后期漂洋过海，传入日本，并逐渐与江户时代日本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和汉籍出版的内在需求相结合，最终发展出独特的样式与文化，是我们考察科举影响下的东亚汉籍出版文化的极佳实例。

三、魁星印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一）魁星印的传入与仿刻

从时间上看，魁星印文化传入日本时间较早，几乎与明代后期举业书籍的出版热潮相同步。在中国魁星印文化兴起的17世纪初，日本德川幕府也在兴文治教化，奖励学术，再加之当时日本正进入“商业出版”的时代，在京都、大阪等城市出现了大量的书肆[31]，社会上对于《四书》类文献、字书、医书等有较高的需求。大量的中国刻本被商人从江南、福建运往日本长崎港。据日本学者大庭脩的研究，当时中国商船中载有书籍的普遍是江南的船只，如南京船和宁波船，其中尤以南京船为最多[32]，这是因为江户幕府为了控制中国船只入长崎港的数量，规定无信牌的船只不得进长崎贸易，而在商业争夺过程中，江浙商船战胜了福建船商的缘故[33]。南京、苏州本就是明代后期的刻书中心，是魁星印文化兴盛的地区，又是南京船和宁波船购入商品的集散地[34]，这就导致大量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刊印的书籍被运往日本[35]，对于这一点，最先敏感注意到的是当时的朝鲜学者。作为通信使制述官访问日本的申维翰（1681-1752）曾发出感慨：“南京海贾每以书籍来贩于长崎岛，故顺治以后江南才子之诗集，多在日本，而为我人所未见者。”[36]在乾隆年间燕行的朝鲜学者李德懋（1741—1793）也曾留意到：“近者江南之籍，辐辏于长崎。”[37]

这些从中国舶载而来的书籍大多为不久前在江南书坊刊印的举业书、医书、字书、诗文集等，进入长崎后，除了一部分作为御用书被选入枫山文库、昌平坂学问所，以及小部分被幕府的老中、若年寄等所谓“御役人”订购外[38]，大多数都作为“交易书籍”流入市场，也为当时日本蓬勃发展的民间书肆解决了稿源问题。在江户初期，书籍市场兴盛，但同时缺乏稿源，于是在京都的书肆间出现了很多盗刻、盗印的现象，在《元禄太平记》中，京都书商追忆早年间翻刻“唐本”的盛况[39]，以及书肆之间频繁盗印的现象[40]。根据《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41]和《日本汉籍图录》[42],仅宽永至元禄期间日本书肆翻刻的明后期刻本，重要书籍即有庆安四年（1651）跋刊的《四书集注大全》、承应二年（1653）刊本《五经大全》、宽文十一年（1671）刊《四书辑释通义大成》、承应二年刊《性理大全》、宽文八年（1668）跋刊《朱子语类》、宽永六年（1629）刊《老子鬳斋口义》、宽永四年（1627）刊《列子鬳斋口义》、宽文六年（1666）刊《文体明辨》等。

随着中国刻本的大量输入，书中的“魁星鳌头”图很快被日本书肆注意到并开始模仿，如京都伊吹权兵卫于正保三年（1646）翻刻了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郑世豪本《书言故事大全》的卷末“魁星鳌头”图（见图3），此书的原刻明万历本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见图2），通过比较两种版本，可知正保年间翻刻本完全仿刻了万历本的“魁星鳌头”图，而这一幅图在日本书林中曾引起广泛的兴趣，据笔者所见，元禄三年（1690）刊本《游仙窟钞》和文化十二年（1815）刊本《唐宋诗辨》（见图4）的扉页上都仿刻了这一形象。此外，日本书肆在宽永年间还两次覆刻了明万历余明台克勤斋《大魁四书集注》的“魁星鳌头”图。在这一时期，魁星的经典形象及其象征意义逐渐被日本出版业所认知，在宽文九年（1669）日本书肆翻刻明万历刘龙田本《新类解官样日记故事大全》的扉页图中（见图9），绘着一位读书人正襟危坐读书，左侧站着侍女，右侧赫然立着魁星，虽然未踩鳌头，但是其一脚踢斗，一手举笔遥指墨斗，是非常典型的魁星形象。从该图的内容和结构来看，彼时的日本画工、刻工显然对此图所象征的寓意十分清楚，所表现的情节十分完整和自然，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日本出版业对魁星文化的接受。

在这一阶段，大量钤有魁星印的书籍也传入日本。如清苏州书坊三槐堂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刊行的《医方集解》，扉页钤有魁星印，据《舶载书目》该书曾于元禄八年（1695）、元禄十三年（1700）、宝永七年(1710)、宝永八年(1711)、享保四年（1719）先后被船商舶运至日本，随后又被大阪的书肆翻刻，流传甚广。从实物来看，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刻的《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扉页有魁星印，此书在宽永年间就已传入日本，在江户时代影响极大，很快在万治二年（1659）前后已经出现了翻刻本，随后位于江户的书肆嵩山房刊行了服部南郭的改订本《唐诗选》,并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43]，仅嵩山房先后刊行的《唐诗选》版本就达43种，还出版了《唐诗选解》《唐诗选辨蒙》《唐诗选国字解》等据《唐诗选》衍生的评析注解本，其中多数也都沿袭了万历刻本中扉页的魁星印，据笔者所见，嵩山房于宽政四年、五年两次刊印的《李于鳞唐诗选》，宽政八年的《唐诗选解》、宽政五年的《唐诗选掌故》、文化十年的《唐诗选讲释》等均钤有魁星印，并且钤印的构图几乎一模一样。在中国兴起没多久的魁星印文化迅速被日本书肆模仿接受，并逐渐在刊印其他书籍时复制，如宽文十一年（1671）刊刻的《鼎镌漱石山房汇编注释士民便观云笺柬》扉页有钤印，其原刻为明末建阳杨氏四知馆刊本，现存一部，藏美国哈佛大学，但其书却未钤印，这说明宽文本的钤印可能是日本书肆翻刻时所加。这一时期日本书肆不再只是原样照搬中国刻本，而是在充分学习吸收后，使其成为本国汉籍出版文化的一部分[44]。

据笔者所见，和刻本中钤魁星印的早期实例有宽文九年（1669）中尾市郎兵卫翻刻的《全一道人劝惩故事》[45]、宽文十一年（1671）的《鼎镌漱石山房汇编注释士民便观云笺柬》、贞享三年（1686）的《菊谱百咏图》、四年（1687）的京都柳枝轩刊本《尺牍奇赏》、五年（1688）的《眼科全书》、六年（1689）的《唐诗鼓吹》等，这些早期实例均是翻刻明后期和清初期刻本，其底本主要来自于从中国输入的“唐本”。不久后，日本书肆又将魁星印钤在其他类型书籍上，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汉诗文、汉学著作，时间约在元禄前后，在汉学著作方面，笔者所见较早的有元禄十六年（1703）刊本《庄子口义大成俚谚俗》、享保十二年（1727）刊本《徂徕先生学则》、元文四年（1739）刊本《论语古训》；日本汉诗汉文集，较早的有京都文会堂于元禄十一年（1698）刊刻的《扶桑名贤文集》、宝永元年（1704）的《扶桑名贤诗集》和宝永六年（1709）的《德山杂吟》，其他非汉诗文、汉学著作则有元禄八年（1693）京都柳枝轩刊行的《救命妙药》[46]、元文三年（1738）京都天王寺屋市郎兵卫刊行的《竿头算法》[47]、元文五年（1740）的《本朝军器考集古图说》等。

（二）魁星印的样式发展

关于魁星印的构图，井上和雄认为魁星印基本有两种形式，一种为“万历式”，是早期魁星印样式，以万历三十六年刊本《篇海全书》扉页所钤印为代表，特点是印体较长，无轮廓，无星，无浪，并认为日本在享保之前的魁星印完全是“万历式”的旧式样；另一种为“康熙式”，特点是轮廓较粗，并有了双线轮廓，在宝历、明和期间日本的魁星印大部分变成了这种有框有星的“康熙式”[48]。中野三敏也认同这一观点，并将三星和七星作为“万历式”和“康熙式”各自的特征[49]。这些观点具有创见，但是其结论更多的是从经眼的日本翻刻的实物得出，与中国的刻本有较大的出入，且当时所见魁星印实例有限，仍然有修正的地方。

首先，从实物来看，魁星印样式演变的历史并非整齐划一，如明万历三十一年德聚堂刻本《唐类函》和《五杂俎》（见图10）扉页上的魁星印已经出现了内外双框，且魁星的右手一侧已出现七星元素。在明末至清康熙之间的刻本中，也时常可以见到这一样式，如明崇祯陈长卿刻本《通鉴直解》。并且三星与七星也很难作为判断的标准，因为现存的如明万历年间刻《唐类函》和明万历末金陵奎壁斋刻《奎壁春秋》等书中捺印的魁星上方已出现七星，可见七星元素的出现比之前研究者认为的要早许多。

其次，对日本魁星印样式的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问题，比如与中国相对应，日本早期已有大量的所谓“康熙式”，而并非到宝历、明和年间才出现，柳枝轩在贞享四年刊刻的《尺牍奇赏》、贞享五年《眼科全书》、正德五年《贾浪仙长江集》已经出现单框；而另一方面，即使宝历、文政年间仍然有大量的旧式样存在，笔者所见，如文政十年刊《草木奇品家雅见》（见图11）、宝历四年刊《朝鲜赋》、宝历五年《人品笺》、宝历十年《同文通考》均无框无星（只是其魁星形象与早期相比差异较大，样式较新），甚至一直到后期，也一直存在三星的魁星印，如江户书肆嵩山房于宽政五年（1793）《唐诗选掌故》、文政二年（1829）《古文孝经》等，可见三星与七星并非判断魁星印时间先后的最主要特征。

笔者通过对现存实物的观察，初步总结了魁星印样式演变的四条规律：

1.中国早期的魁星印有无框、单框、双框多种，但之后无框的样式逐渐减少，单框与双框逐渐增多；日本魁星印多为无框或单框，双框样式较少。

2.在钤印位置上，明代的魁星印出现在扉页左上，之后则逐渐移至扉页正中。日本书肆早期仿照中国刻本，钤于偏左或正中[50]，之后大部分钤于扉页偏右（见图12）。

3.中国早期魁星印中魁星与鳌的比重几乎各占一半，之后魁星渐成主要元素，鳌则渐渐变小，甚至有些以树枝、云彩等元素代替。

4.相对而言，明代魁星印较精良，清代以后构图逐渐粗放，元素减少，魁星形象呆滞，不如早期形象鲜活。日本魁星印早期模仿明代无框样式，贞享前后以柳枝轩、嵩山堂等书肆为代表，开始出现一种较为统一的“日式”风格魁星印（见图7），表现为多单框（但仍有书肆坚持无框）、魁星鳌鱼比重各占一半、头顶三星，并逐渐加入了云纹、藤蔓等元素[51]，也偶尔出现椭圆样式[52]。同时，魁星的形象逐渐变为日本风格，其典型形象可参照享保四年（1719）大阪安堂寺町心斋桥刊刻的《唐土训蒙图汇》卷四的“魁星图”（见图13），其形象（发型、举止）与中国的魁星形象已产生了极大的不同，甚至出现了戏剧化的改造[53]，与作为发源地的中国的魁星形象产生了不小的差异。

从以上考察可知，魁星印的样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变化，但其样式与书肆的关连则更为密切，比如上文所举的柳枝轩、嵩山房两家书肆，其经营存续时间极长，但两家刊行的书籍，无论时代的前后，所钤魁星印的构成和样式基本一致，并未随时代而出现大的变动。同时，根据现存实物来看，是否钤魁星印往往与书肆经营范围和书肆主生平相关，以下对几家有代表性的日本书肆进行考察。

（三）魁星印与江户时代的出版文化

与整个江户时代的商业出版的发展过程相似，早期钤魁星印的书肆几乎都集中于京都，如京都书肆中尾市郎兵卫在宽文年间先后刻印了《全一道人劝惩故事》和《新类解官样日记故事大全》。其后，京都的书林出现了三家颇为重要的书肆，一家是著名的柳枝轩，该书肆位于京都柳角通御幸町西入，以刊行贝原益轩的著作和水户藩的相关书籍为特色，但刊行书籍范围极广，包括各种纪行、名胜图等，其刊行的《新编算学启蒙》《新编镰仓志》《救命妙药》等书的扉页上钤有魁星印，时间早在贞享、元禄年间。在此之前，日本书肆钤魁星印还多是翻刻“唐本”时所模仿而来的习惯，柳枝轩应是较早将魁星印文化引入到更为广泛的书籍出版中的书肆。与柳枝轩差不多时代的还有京都的文会堂和奎文馆，但不同的是，文会堂和奎文馆的书肆主人都是儒者和文人，且都与伊藤仁斋及堀川学派有一定的关系。文会堂书坊主林义端曾入伊藤仁斋的古义堂学习汉学，与同在古义堂学习的德山藩主毛利元次交好，他刊行的《德山杂吟》《扶桑名贤诗集》《扶桑名贤诗集》收录的都是毛利元次周围一些文人的汉诗、和歌[54]，共同特点是都钤有魁星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林义端生前出版的其他三十多种汉文著作中，却未见到钤有魁星印，这也许是因为以上三部诗文集是以藩主毛利元次为中心的文士圈的出版物，在书籍刊印后，只在小范围内赠送、传阅，换言之，这些书虽是公开出版，但更像是一个文人团体的同仁读物，钤印魁星印正是一种文人趣味的体现。这一期间另一家重要的书肆是京都的奎文馆，经营者濑尾用拙斋也是伊藤仁斋的门人，出版了大量的汉诗文集，其中享保十九年刻印的《西山樵唱》、元文二年的《明九大家诗选》、安永六年的《人事笺》等书的扉页都钤有魁星印，样式均为无框，但魁星的模样已经与中国的魁星有了很大的变化。

大约在享保、元文时期，江户（东京）和大阪的书林中也逐渐兴起了魁星印文化。在元禄之前，江户的商业出版远远比不上京都，多是京都大书肆在本地开的“出店”（支店），但到了享保年间，以须原屋茂兵卫为代表的多家书肆开始兴起，最有代表性的是江户的嵩山房，该书肆与徂徕学派关系甚深，据说“嵩山”的家号即是荻生徂徕命名的[55]，该书肆出版了多种太宰春台的书，以及服部南郭校订的《唐诗选》（包括注解本如《唐诗选解》《唐诗选辨蒙》《唐诗选和训》等）。《唐诗选》的编著者旧题为明代李攀龙，此书是徂徕一派最为推崇的唐诗选本，服部南郭认为唐诗的选本“莫善于沧溟之选”[56]，该书最早传入日本的版本是明代书坊刻印的《唐诗训解》，所以早期京都书肆翻刻的都是《唐诗训解》，但是到了享保年间，荻生徂徕的弟子服部南郭不满该版本的“伪选”与谬误，于是详加考订，之后将书稿交给了与徂徕一派关系甚深的嵩山房刊印[57]。嵩山房利用与荻生徂徕的关系，之后出版了数十种《唐诗选》及该书的注解本，其中多数钤魁星印，该书肆也是江户书林中钤魁星印最为集中的一家书肆，据笔者管见，约有三十多种钤有魁星印，时间从享保年间一直到江户晚期，样式较为统一，为单框，三星。此外，江户的青竹楼、文英阁等书肆也较多钤有魁星印。

纵观日本书林接受并仿制魁星印的历史，可以发现魁星印的兴盛与日本汉学、汉文学的关系密切，特别是宽政、享和以前，钤印相对集中的书肆大多与堀川学派、徂徕学派等关系密切，之后才逐渐变成一种普遍的“书籍装饰印”，钤印的书籍也不再局限于汉籍或汉文学类书籍，在医学、算学等多种学术书籍中也常见钤印。

（四）魁星印与江户时代的考试制度

魁星印的兴盛除了与日本汉学的关系密切，同时与江户时代特殊的教育考试制度相关。众所周知，日本历史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度，但在各阶层内部仍然不乏形形色色的人才选拔和技能资格考试。如对于幕臣子弟而言，有专门的人才登用考试“学问吟味”[58]，在官学化的昌平坂学问所、各藩校中也有“春秋试”等一年数次的内部选拔考试[59]，甚至幕府直辖的医学馆也在后期形成了“医学吟味”的考试制度[60]。同时，在民间也有形形色色的技能考试，以算学为例，江户时代实行“家元—免许”资格制度，有志于从事算学工作的年轻人，需要选择进入以“家元”为核心的算学塾，在“师匠”的指导下进行算学研究，通过数次考试后被“家元”授予免许状，获得相应的从业资格[61]。日本算学受中国影响颇深，特别是16世纪末传入日本的朱世杰的《算学启蒙》、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影响很大，先后有建部贤弘、汤浅得之等人为之注解训点，各类衍生的读物也十分畅销，所以在算学塾用功的学生对汉籍并不陌生，也具备一定的汉文阅读能力。由于这些算学塾的师生对算学相关书籍的需求很大，导致一些传统上经营汉学书籍的书肆也同时刊行算学书籍，比如柳枝轩、嵩山房等，甚至有些书肆改变经营方向，专作算学书籍的生意，比如京都书肆水玉堂。这家书肆与京都汉学家关系密切，于享保五年（1720）刊行《近思录说略》、享保十八年（1733）刊《王昌龄诗集》、明和五年（1765）刊荻生徂徕《读荀子》，在后期又刊刻了大量算学书籍，如《增刻神壁算法》《竿头算法》《算法勾股致近集》《关流非改精算法》等，在当时就以出版算学书籍闻名。这些算学书籍与该书肆出版的汉学书籍一样，多在扉页之上钤有魁星印，而这也非特例，在今日存世的不少算学刻本中都可以见到象征着考试吉祥寓意的朱色魁星印[62]。

在翻刻汉籍的早期，日本书肆主在新印的书籍扉页之上钤魁星印只是一种文艺圈内的审美趣味，或者更多的是为了展现书肆主的个人“雅好”，但在享保年间以后，与徂徕学派关系密切的书肆大量钤印魁星的现象，则可能与其本身推崇明代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文学理论有关。除了专门的汉学著作，一些受中国影响颇深的专业，如算学、医学等专业书籍的扉页上也钤盖魁星印，则与官学和民间学塾中存在的选拔和技能考试有关，正是因为这些考试的存在，使得魁星印这样一种本来寓意“金榜题名”的科举文化在异国也不乏尊奉者。

四、结语

将“魁星鳌头”的图案刻入书籍卷末，或在扉页上钤上魁星印，在明代后期的书坊中成为一种风尚，反映了当时浓厚的科举文化。当这一出版文化在17世纪初通过商船进入日本后，迅速被日本的书肆模仿学习，并不断创造出新的式样。日本江户时期虽然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科举，但魁星作为一种风雅文化象征却被广泛接受，日本的知识阶层能够欣赏魁星的吉祥寓意，并对其佑文作用不无崇信。文化七年（1810）文人山本北山、大窪诗佛等八人赴箱根游览，因为“赏爱烟霞泉石”，所以各作一首诗，并刻石纪之，在石碑上众人“各画魁星像碑阴，以长保护此山之雅云”，此时的魁星已失去了原有的科举意味，一变成为保护文运风雅的神灵。山本北山及其门人在诗学方面欣赏公安派和宋诗中“清新性灵”一面的风格，反对服部南郭等的古文辞格调派，排斥拟古派的诗风。可见无论是祖述“诗必盛唐”的徂徕派还是主张“性灵”的北山及其门人，对于魁星作为风雅的文化象征意义都是十分推崇的。考察魁星印文化传入日本的历史，有助我们认知中国古代的科举与出版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影响，也为观察东亚国家对汉文化的接受与新变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注释：

[1]管见所及，国内学界尚无人关注这一问题，日本最早讨论的是江户晚期文人曲亭马琴，他认为：“魁星为文昌星之别名，文昌掌文章之事……在书籍的扉页上钤（魁星印）是明代开始兴盛的，是过去未有之事。”（见中野三敏《江户の板本》第六章）近代以来较为系统的研究有井上和雄《異彩ある魁星像》（《书物三见》，书物展望社，1939年）、中野三敏《江户の板本》第六章（岩波书店，2001年）、桥口侯之介《和本入门》第一章（平凡社，2005年），以及中野三敏执笔撰写的《日本古典籍书志学辞典》的“魁星印”词条（岩波书店，1999年，第94页）。其中井上和雄之文最为详实，重在论述魁星印的起源与样式。

[2]本文参考了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图像数据库、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数据库、早稻田大学古典籍综合数据库、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善本古籍资源库、《日本汉籍图录》、《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等。

[3]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三联书店，2007年，第1608-1609页。

[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40页。

[5]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763页。

[6]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761页。

[7]《全宋诗》第6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864页。

[8]李玉明、王雅安主编：《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乡宁县卷》下编，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660页。

[9]来集之：《倘湖樵书》卷八，清康熙倘湖小筑刻本。

[10]《菽园杂记》卷二云：“天顺癸未会试，寓京邸。尝戏为魁星图，题其上云'天门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笔锭入手。’贴于座壁，亡何失去。”（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12-13页。

[11]周密：《癸辛杂识·后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63页。

[12]在清代画作《升平乐事图》中，有一名儿童平持朱漆挑竿，杆头垂挂一灯，灯座为红色鳌鱼，其上为一魁星，右手持朱笔，左手握银锭，上悬木斗，两侧有“七星”围护，是当时士绅人家给孩子的吉祥物件，可见这一形象已被符号化，作为某种祥瑞元素而渗透进日常生活当中。

[13]郑逸梅：《艺林旧事》，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年，第334页。

[14]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

[15]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存《孟子集注》七卷（T853/2943DC.2），笔者所见，还有朝鲜翻刻本（日本米泽市立图书馆藏本）、宽永年间翻刻本，均翻刻该图。

[16]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善本书号13898。

[17]“翻刻”一词在日文语境中也指将古典籍的文本进行翻字印刷，本文所用“翻刻”指的是中国古典文献学所常用之意，即据原刻本重新上版雕刻。

[18]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19]井上进著，李俄宪译：《中国出版文化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20]大木康著，周保雄译：《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21]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华书局，1982年，第334页。

[22]井上进著，李俄宪译：《中国出版文化史》，第154页。

[23]井上和雄：《異彩ある魁星像》，《书物三见》，书物展望社，1939年，第4-5页。

[24]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23页。

[25]从实物来看，不同时期的印本所钤印有差别，如奎壁斋所刊《奎壁春秋》一书，同一版本所钤或为魁星印，或为人物印。

[26]以上二书据矶部彰：《大圣寺藩旧藏汉籍の研究》，富山大学人文学部，1985年，第165页。原书笔者未见。

[2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28]该书美国哈佛大学藏两部，一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原刻（T856/4431），一为三乐斋于乾隆五年（1740）重刻本(T856/4431B)，原刻钤魁星印，重刻本钤人物印。

[29]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狩野文库本(狩2・2088・8)。

[30]文革红：《江西小说刊刻地——“云林”考》，《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1期,第212-219页。

[31]一般认为，日本的正式的商业出版出现于庆长——宽永年间，在此之前的书籍刊印，主持者主要是寺社与幕府，均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到了宽永以后，在京都、大阪，以及江户才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商业出版（参见中野三敏：《書誌学講義　江戸の板本》，岩波书店，1995年）。

[32]大庭脩：《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33]山胁悌二郎：《近世日中貿易における福建商人と江浙商人》，《近世日中貿易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60年，第23-34页。

[34]大庭脩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华书局，1997年，第62页。

[35]范金民：《缥囊缃帙: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史林》2010年第1期，第75-88页。

[36]申维翰：《青泉先生续集》卷七《海游闻见录》，转引自范金民：《缥囊缃帙：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史林》2010年第1期，第83页。

[37]李德懋：《青庄馆全集》卷六四，转引自范金民：《缥囊缃帙：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史林》2010年第1期，第83页。

[38]参见大庭脩：《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352-387页。又，大庭脩根据内阁文库、蓬左文库、尊经阁文库中保存有大量明万历版的情况，推测“在锁国之前的庆长、元和、宽永时期一定有大量的输入书籍流通于国内市场”（王勇、大庭脩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9典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39]今田洋三：《江戸の本屋さん―近代文化史の側面》，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7年，第37页。

[40]如八尾助左卫门尉等书商翻刻的《史记评林》《圆机活法》《通鉴纲目》。幸运的是这三种翻刻本都保存了下来，据现存实物，三种书的翻刻时间集中于宽永至宽文时期，如八尾本《史记评林》刊行于宽永十三年，是京都书肆八尾助左卫门尉依据明万历建阳熊氏种德堂本翻刻的（宽永版），宽文十二年又再一次开版（宽文版），而同时书肆积德堂也根据明刻本翻刻了一版（即所谓红屋本）。

[41]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汲古书院，1977年。

[42]沈津、卞东波编著：《日本汉籍图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43]据蒋寅的研究，日本刊行的《唐诗选》（包括衍生的校点评注本）版本达到93种（蒋寅：《旧题李攀龙<唐诗选>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国学研究辑刊》第十二卷，2003年，第364-368页）。

[44]江户中期以后有一些书肆会在书籍（内容不限）、地图的书袋上也钤上魁星印，如筑波大学藏天保六年刊本《养性诀》、富山市立图书馆藏明治十六年刊本《玉の緒變格辨》等。

[45]桥口侯之介在《和本入门》的《本にも神様がいる》一节中述其所见最早钤魁星印的和刻本是宽永二十年刊《大魁四书集注》和正保三年刊《京本音释注解书言故事大全》，但这两例都是魁星图，而不是魁星印。

[46]日本东京大学驹场图书馆藏本（E3:376）。

[47]日本京都大学理学研究科数学教室藏本（和/か/041）。

[48]井上和雄：《異彩ある魁星像》，《书物三见》，书物展望社，1939年，第4-6页。

[49]中野三敏：《江户の板本》，岩波书店，2001年,第172页。

[50]如宽政五年刊本《李于麟唐诗选》，钤印位于扉页中央。

[51]如明和三年刊本《诗式》，参见《日本汉籍图录》第七册，第3541页。

[52]如京都大学藏明和元年河内屋茂八刊本《和汉算法》（和/わ/004），以及贞享五年刊本《眼科全书》（此书书影参见陈旭东：《日本翻刻建本汉籍图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