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抗美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 现代性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有人认为现代性标志着一种断裂和连续的统一，是连续中的断裂；有人认为现代性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非传统因素的积累和充填。在时间维度上，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指1870年开始直到当下这段时期，或者具体特指1910年至1960年这段时期。 我认为，现代性不单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是价值概念。书法的现代性问题和现代书学概念一样，都应置于具体的语境中予以讨论。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即那些从时间上看并不在现代，而从价值判断上却又具有现代性的传统因素。例如张旭的狂草，其时间虽在盛唐时期，而其艺术形式却极具现代性。 杜甫就公孙大娘剑舞和张旭狂草分别写过两首诗。他写公孙大娘剑舞：“攉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写张旭狂草：“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古代书法文献中有关张旭观公孙大娘剑舞而悟狂草笔法之说，似乎与这两首杜诗有关。《新唐书・艺文志》也曾对张旭狂放状态进行过描述：“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狂草在唐代是重要的诗学主题，李颀与张旭是同时代人，他的《赠张旭》同样是对这一诗学主题的书写：“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 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关于张旭狂草的记载，历史记录与诗歌描绘高度一致。 台湾学者蒋勋先生称张旭的狂草是大唐美学开创的时代风格，它“使唐代的书法从理性走向颠狂，从平正走向险绝，从四平八稳的规矩走向背叛与颠覆”。作为美术史家，蒋先生在分析张旭狂草时代性贡献后作出判断：张旭的狂草，或许是要摆脱一般书法的窠臼，关于他的创作状态，应该从现代前卫艺术中的即兴表演艺术来联想。由此，蒋先生明确指出了张旭狂草向现代性意义。那么，什么是“一般书法”？蒋先生说，如果张旭书写时果真以头濡墨，他在酒醉后使众人震撼的行为，并不只是书写，而是解放了一切拘束、彻底酣畅淋漓的即兴。反之，如果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书写，难以给人审美上的震撼，即是“一般书法”。在今天，书法不是日常书写，而是情感投入中的创作。以上对张旭狂草的描述，体现出诸多的现代性因素，可以说是书与舞的跨界；所谓“脱帽露顶王公前”可以理解为对封建伦理的反叛。狂草美学的建构及其符号系统是对书写惯性样式的颠覆，其“呼叫狂走”“以头濡墨”“长叫三五声”的即兴表演，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很前卫、很现代。 在当下的书法界，写狂草的人不在少数，欣赏狂草的人也很多，但问题是，现代人写狂草就等于草书艺术的现代了吗？现代的狂草欣赏者，是否具有杜甫、李颀他们那样的现代批评意识呢？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现代人的狂草，远不及张旭、怀素作品那样具有创新价值；就大众的欣赏而言，如果把张旭的《断碑千字文》不加说明发到公众号上，恐怕随之而来的评论，一定不是杜甫、李颀那样的批评意识，而更多的是“糟蹋书法““胡涂乱抹”“不会写字”或“丑怪”的谩骂。 【详见《中国书画》2019年5期】 本文编辑：刘光 新媒体编辑：崔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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