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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27 第十章 器名用语 引 论 器名用语一般多位于铭文的尾部，说明用来制作什么铜器时使用。比较常见的如“用乍宝尊彝”、“用乍宝尊鼎”、“用乍宝尊彝”、“乍宝盘”、“乍和钟”等等。这些用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启到了说明青铜器器名的作用。 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对青铜器的定名。我们今天看到商周铭文中出现的种种名称，就是当时定名的一个反映。根据笔者的统计，先后有如下名称出现在商周铭文中：簋、鼎、鬲、盨、壶、钟、彝、盉、簠、匜、盘、甗、镬、尊、车镫、徻、醽、蓥、爵、盂、监、鏄、豆、罍、钩等二十五种，兵器、农具等未计在内。有些场合经常使用器、彝来代替青铜器的名称。上述名称多为礼器。车镫，或许不在后世所谓礼器之内，但是在商周时代，它也是属于礼器之一。 有些器名还和用途结合在一起。如“旅鼎”、“媵鬲”、“饮簠”等等。但是更多的场合是和“旅”字组合而成的“旅彝”、“旅车彝”、“旅簋”、“旅鼎”、“旅车鼎”、“旅尊”……等等。 但是，对青铜礼器进行定名和研究，这是宋人的功劳。 第一节 宋代定名 总结《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宣和博古图》等宋代金文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发现青铜器的分类总计出现以下约四十种：鼎、尊、彝、卣、壶、罍、爵、举、敦、甗、瓶、豆、鬲、匜、匧、钟、铎、錞于、镜、鉴、铺、戈、盘、舟、角、觯、觚、簠、簋、盘、盫、盉、盂、鼓、琥、斝、尺、杂器。这几乎等同清代学者们的分类数量了。可以说，宋代的学者们为青铜器的定名。基本上已经接近完成。王国维在《说觥》一文中就曾指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的观点。这只是就普遍现象而论的。所谓普遍现象也就是指铭文中出现了上述的“用乍宝尊彝”、“用乍宝尊鼎”、“用乍宝尊彝”、“乍宝盘”、“乍和钟”等等的术语。有些铭文中并没有出现这些术语，于是，对这类青铜器的定名就成了让人大伤脑筋的问题。 其实，宋代对于器形、器名问题研究最多的是董卣。 匧。在卷二给《巨仲宝匧铭》题跋中，董卣主张：“古人制法其书已不可得考，今惟幸其器时有存者可以察也。……今考《篆文集字》当作匧，其书尚与篆合。古文匧不从竹，后人因之从竹者误也。小篆虽秦文，然亦存古。古文不废其同者甚众，若匧从夹，其文可以得矣。惟方字为古文，然小篆自不从竹其用竹者，或体也。世或疑箧未有范铜为之此，犹以从竹为古之器矣”。 簋。在卷一给《螭足豆》题跋中，董卣引用吕静的观点：“饭器谓之簋，古之为敦。甗、盘、盂，亦或用以为饭”。在卷一给《伯考父簋铭》题跋中，他再次主张：“古以敦、琏、瑚、簋为同物。汉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礼官谓簠、簋以铜而后世以木者，非也”。虽然这一结论是错误的，直到清代才得以更正。 尊、罍。董卣在《广川书跋》卷一给《罍尊》作的踢跋中认为：“盖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然则罍大尊可知也”。在卷一给《二方鼎》题跋中又说“然彝、卣、罍同器”。尽管这一定名并不是很准确，但是他至少已经注意到了器形大小和器名的关系。 有些尊的定名，他也注意到了从礼制的角度给予解释，如，他在该书对《牺尊》的定名。他主张： 古之制《牺尊》如此，后世不得其制。故《礼图》者失之。郑康成曰：“画凤凰尾媻娑”。然今无此器，当礼家录礼器，则依康成为据。昔刘杳号博识，虽知康成为误，犹谓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酒。昔魏得《齐大夫子尾送器》，作牺牛形。晋永嘉中曹嶷发齐景公冢，又得二尊，亦为牛象。杳盖未见牺牛分其首受酒，则又吻合如全牛时。受酒受饭则开面出内之，以是为异。杳乃谓“凿顶及背”，误也。康成当汉世，此器尚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院正聂崇义，则二器已出，虽未尝见，魏、梁、齐书尽得考之矣。乃画牛负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见礼器故可知。或曰：“杳谓以木为之，何也？”余谓：“古者，亦以木为尊，故沟中断木，以为牺尊，知其有据。木久则坏，世不复传，今人见者，皆赤金也，谓‘古不得以木为尊’，是待目见而后信者，可与论礼制哉！” 牺尊、尊器和罍器 甗。在卷一给《伯黑父铭》题跋中，董卣主张：“古甗皆有盖、有柇。其下可爨上可羃，以为烝尘者也。许慎言后改为甑。甑、甗形相类，不可变为一物，特后世甗废而甑独存也”。 匜。在卷一给《旅匜铭》题跋中，董卣主张：“此器类觚，但容受胜尔。……礼器有匜而无沱。匜为方中也，则此器为匜可知。可知古人于书，凡器用则外从方。古人方为ㄈ，若缶为缻、杯为口、边为笾、簋为匽，取其类众矣。篆文匜从方而古文不用”。 甗器与匜器 盉。在卷二给《盉铭》题跋中，董卣主张：“昔许慎以盉为调味器。顾野王直以盉为味，陆法言以盉为调五味镬。盖自《周官》、《仪礼》窜失本文后，俗袭误，莫知所本也。今考于书则以镬为镌，而以镌为瓽，瓽为器。盆之大者盌，则小于盆而同制矣。则盉不可谓镬”。 觚。铭文中没有出现过“用乍宝觚”、“乍宝觚”、“乍觚”等等内容，那么对于什么是“觚”的解说，《博古图》卷十五给出了答案：“凡觚之形，必为觚棱状，或饰以山形，以至作黄目、雷纹种种之异。然是器则自纯缘而下，通体皆纯素，足间两旁又有窍，略相贯通”。最后，又从道德说教的角度上说：“先王之制觚，所以戒其孤也”。《考工记》中记载的“觚三升”，《韩诗外传》中记载的“二升曰觚”，可见对于“觚”的容量解释，先秦时代也不尽相同。《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觚，乡饮酒之爵也。一曰觞受三升者谓之觚”。 盉器与觚器 铺。在卷二给《杜铺》题跋中，董卣主张： 礼器，古无铺。古者，陈兽谓铺，以金饰物亦谓之铺。说者以其形制类豆，疑古又有此器也。余考簠从甫，自古文如此。然其以金为之。或从金。此不足怪也。或曰簠，稻梁器也。汉之释《礼经》：“方曰簠，圆曰簋。簠内圆外方，簋内方外圆。”余窃疑汉人不知何所据耶？古器存于今者，簋不圆则簠不方可知矣。今日铺尊则以簠为尊。受饭为簠，受饮为尊。以受饭之制，为饮之制，器则其制，固宜异矣。 铺器 第二节 清代定名 在“西清四鉴”以及其它清代金文学术研究著作中，我们发现青铜器的分类先后总计出现以下六十几种：鼎、尊、彝、舟、卣、壶、爵、斝、角、觚、觯、觥、勺、敦、罍、斗、卮、举、簠、簋、盉、盘、盂、盦、豆、铺、甗、瓶、瓿、甑、鬲、瓿、匜、洗、缶、铎、戚、铙、镦、鏄、锺、鋗、鑺、钺、鍑、锭、铃、钩、镫足、冰鉴、刀、剑、戈、矢镞、匕首、戵、戟、枪、距末、节等。 从宋代的四十余种到清代的六十余种，青铜器的名称和分类增加了三分之一。以前属于“杂器”的，现在多独立出来。如，斗、卮、瓿、甑、洗、距末、节等。也有些宋代独立的，清代却归入“杂器”。如，匧、錞于、镜、盘、鼓、琥、尺等。 关于敦和簋的区别，钱坫在对《周平仲簋》铭文考证中言之颇为详细，并订正了古代金文学史上有关此问题的误解。这是意义尤其重大之处。 钱坫在对《周平仲簋》铭文考证中定名如下： 簋字，《博古》、《考古》诸书及刘原父《先秦古器记》、薛尚功《钟鼎款识法帖》诸书，皆释为敦。余以时代、字画考之，而知其非矣。《明堂位》曰：“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周人不名敦。郑康成注之曰：“皆黍、稷器，制异同，未闻所云。”未闻者，言周之簋与琏、瑚及敦之形制，康成未知之也。康成当汉时，不应不识簋，惟未见敦与琏、瑚故云尔。且《周礼·舍人》注云“方曰簠，圆曰簋”，是康成之于簠簋考之详矣。《说文解字》簋，“从竹从皿从某”，此所写之，即某字。某，读如香。古之簋或从竹作，或以瓦作，故竹、皿并用。此则释敦字之明证也。《解字》又有“朹”字，云“古文簋”。古者祭宗庙用木簋，祭天地外神用土簋，盖亦文质之分，后更以金作之耳。《三礼图》曰：“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易》曰“二簋可用享”，单举黍稷言之。《诗》：“于我乎每食四簋”，兼举稻粱言之。 敦器和簋器 再如，堥器，前人多无任何解释。至杨守敬始考证成文，见《壬癸金石跋·蒷阳宫铜堥跋》： 至于堥之形制，古书未详。《博古图》二十所载蟠虬携奁、又连环携奁二品。《西清古鉴》三十五所载带纹奁一品，其形制与此器无二。特以彼皆无辞铭，遂强以奁具名之。今证之此器，知彼三器皆古堥也。此器出，上足以订《说文》，下足以正《汉书注》，千载疑义，得此而渙然。 堥器 此器此字，在《博古图》中写作“瓿”。杨守敬主张这是堥。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否还存在瓿器。他是想正名“瓿”应该名为“堥”，还是否认存在瓿器？我们不得而知。此器形似尊，但较尊矮小。一般为圆体、敛口、广肩、大腹、圈足和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堥。 第三节 铭文与器名的关系 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器名，可以说丰富多彩，五花八门。总结来说，大致出现以下四种格局： 一、通用名称 即在铭文中多使用青铜器的一般指代名称来说明。它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种类的青铜器。常见的通用名称有“宝尊彝”、“宝彝”、“尊彝”…… 二、专有名称 即在铭文中多使用青铜器的专门指代名称来说明。它只可以适用在和器名相对应的青铜器上。常见的专有名称，如鼎中的“宝鼎”、“尊鼎”，鬲中的“宝鬲”、“尊鬲”，簋中的“宝簋”、“尊簋”，壶中的“宝壶”、“尊壶”，卣中的“宝卣”、“尊卣”，斝中的“宝斝”、“尊斝”，敦中的“宝敦”、“尊敦”…… 三、临时名称 即在铭文中使用青铜器的特殊指代名称来说明。它只是一次性、临时性的出现在某件铜器铭文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车登”、“铊才鼎”…… 四、用途名称 即在铭文中多加上说明其使用功能的前缀词来说明。它已经表明了该件青铜器的使用场合。常见的用途名称有“旅”、“享”、“媵”、“羞”、“宗”、“饮”、“行”、“田”…… 在这一问题上，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划分为三种：共名、本名、别名。但是，我们认为他的划分还有待于完善。比如，他所谓的鼎之“其称本名者”，他罗列如下： “宝鼎”、“尊鼎”、“旅鼎”、“宝尊鼎”、“鼎”、“饮鼎”、“媵鼎”、“宝齐鼎”、“田鼎”、“小鼎”、“宝鬲鼎”、“盂鼎”、“将牛鼎”、“宝用鼎”、“行鼎”、“宝旅鼎”、“旅宝鼎”、“宝将鼎”、“会鼎”、“羞鼎”、“从鼎”、“口鼎”、“将彝尊鼎”。 上述本名中的“旅鼎”、“饮鼎”、“媵鼎”、“田鼎”、“行鼎”、“会鼎”、“羞鼎”就明显和另外十几个本名有着在使用功能上的本质区别，这些正是我们所谓的“用途名称”。应该另建一类加以考察。 因此，通过上述四个划分，我们基本上可以明确铭文和器名的相互对应的关系，特别是用途名称的划分，使我们对青铜器和使用功能和商周礼制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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