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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辉）二里头遗址做为国家、学人探索中国夏朝历史、夏朝文化、华夏文明的里程碑式的文化遗址，其历史文化地位与学术地位毋庸置疑，但在二里头遗址关于是否是夏朝末期都城的问题上的悬而未决，已经严重严重阻碍了对夏朝历史的深入研究，成为我国深入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一个黑洞。 “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20世纪60年代学界指出“二里头类型应该是继承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吸收山东龙山文化发展而成，邹衡先生具体指出二里头文化的陶觚、爵、三足盘等典型陶器来自东方，与东夷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研究员语），这是学界对二里头遗址发现初期的定位。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在二里头遗址先后发现一、二号宫殿，从而将二里头遗址确定为都邑性质，成为影响至今的二里头遗址为夏朝国都遗址还是商朝国都遗址争论不休的源头。 二里头遗址最初在考古学上的定位，极大地促进了夏文化的探索，取得了大批考古方面的成就，诸如将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等关联起来进行研究，将一些文化遗址在年代上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类，二里头遗址与出土器物也成为考古学上年代分类上的关键节点与标杆。 因为二里头遗址的相对庞大规模与至今没有发现更具规模的夏时期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客观上也成为证明中国历史中夏朝存在的唯一接近夏朝国都规模的文化遗址，因此，对二里头遗址的定位就造成了既不能肯定二里头为夏都，也不敢否定二里头为夏都；否定了夏都的可能性就造成对夏朝的怀疑与否定；认可为夏都，二里头的各种文化指标与夏朝都城的文化底蕴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形成了关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到底是不是夏朝国都、是夏还是商的长久争论，在社会上与学界上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浪费了大量国家的科研经费与科研力量，阻碍了中华文明在发展年代上进一步的推进。 如果我们给二里头遗址一个明确的定性，二里头遗址就是存在于夏商时段，独立于夏朝与商朝的一个独立氏族部落城市，前期臣服于夏，后期臣服于商，其250年的稳定发展，保证了二里头遗址部落的稳定发展，其既有夏文化的特征，有具有早商文化的特征，所有关于二里头地位的争论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夏文化探索从1959年算起的话，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不能总是围绕着二里头一个点讨论无休止，应该更多关注围绕其他新发现结合文献开展。”（赵春青语）对于这种对夏文明探索的止步不前，相关学者以发出了自己的呼吁。将二里头文化进行一个明确的定义，为夏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标杆，恢复二里头最初的定义，才能更好地推进夏文化的深入研究与夏朝中心区域的寻找。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同时，因为夏朝同商朝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邹衡语） “我认为所谓的夏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夷夏融合的产物，并不存在着血统纯正的夏文化，找一支特别纯的，我认为这个可能是不存在的。”（孙庆伟语） 从以上学者对夏文化探讨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邹衡先生具体指出的“二里头文化的陶觚、爵、三足盘等典型陶器来自东方，与东夷有关。”，还是孙庆伟先生的“我认为所谓的夏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夷夏融合的产物”，还是邹衡先生“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的结论，对夏文化的本源寻找都指向了东夷地区，这应该是对二里头遗址文化最好的定位，为我们指明关于夏文化研究中缺失的重点方向。 历史上“华夷一体论”、“夷夏一体说”就是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学说，对华夏文明的研究就与东夷地区产生了紧密联系，但一直没有很强有力的论据。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形成的华夏族在中心位置，东夷只是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一小部分，很难接受夷就是夏、夷就是华的观念，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也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迷中之迷”，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左传》记载中的“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吴犯间上国（越国）多矣，闻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楚失华夏”，莫不将华夏之地指向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徐国、吴国三国的交界区域，而这个区域就是被称为九夷地区的涂山地区。涂山也是“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历史记载中明确的大禹夏兴之地，也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地方。 在淮河流域的涂山地区北部20公里处，有一条支流北淝河，古称夏水；在北淝河的中段有一个湖泊，名字叫做“四方湖”；在四方湖畔有一个古城遗址；在古城遗址中出土了很多陶片，这些陶片含盖了从汉朝时期到旧石器时期的各个文化时期，说明了古城遗址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从未中断；四方湖下游15公里处，就是新发现的双墩文化遗址，为北淝河的古入淮口，是有着7300年历史的人类活动文化遗存。 经过笔者多重证法的论证，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既可以说是东夷地区，也可以说是中原地区，属于现在的淮北平原。不论是历史上“华夷一体论”、“夷夏一体说”，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切合点，也是楚国、徐国、吴国反复争夺的区域。因此，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不论是史料记载，还是历史学术观点，以及现代学者的推理结论，以及笔者在古城遗址中考古发掘的陶片文化年代物证，都明确指向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为夏朝国都的最重要研究方向。 二里头鸭型绳纹红陶器 垓下遗址6500年-4500年前绳纹陶器 禹会遗址4100年前陶器
二里头绳纹红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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